扩张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7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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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大大的，褐色的，牛肝一样的肝脏被打穿。
他猛的一下站起来，因为他明白：再过一会，他会把一切都讲给豪斯纳，他简直无法战胜自己的这种愿望。不知是谁，好像是克劳斯．巴尔比耶给他讲过，叛徒在走进法庭出卖自己最亲近的朋友以前，常常对他有一种母亲对孩子那样揪心的温情。但是，这种情况时间不长。最主要的是战胜自己的内刺激症状，往后就不可怕了。疼是疼，但不可怕，假如疼痛最终还可以忍受，则害怕是长期的，所以是不可忍受的。
第四十九章 立场
1946年6月，纽约异常潮湿闷热，甚至当晚风从洋面吹来的时候，人们仍感到粘热的暑气。暴风雨像从消防唧简喷水一样迅猛，但时间很短，并没带来凉爽。
苏联大使葛罗米柯从桌后站起身，走向窗前。纽约已经入睡、街上空旷无人，雨后烟灰色的天空，已逐出一丝黎明的曙光。他记起普希金的诗句：“一道霞光变换成另一道霞光、夜晚只剩下半点钟”。不知是莫斯科的魅力，还是对家乡的长期思念——他在大洋彼岸任职已两年多，是最年轻的全权大使，现年还不足38岁——普希金关于自己无法徘解的忧郁的动人诗意没有在纽约出现，真所谓连家乡的烟也香甜。
葛罗米柯看一眼夜光表盘：两点半。过七个小时，就要在联合国原于能监督委员会发言。早晨收到克里姆林宫的提案。苏联的立场共三点，几句话，人类的未来就取决于他怎样阐明必须接受苏联立场的理由。的确如此，因为他的话涉及震惊世界的问题。
大使清楚地认识到，反对苏联提案的局势也很严峻。唉，不得寄希望于逻辑（更不用说感情），因为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推论体系十分特殊，为其他人所不用。所以．他整天都在写自己的发言，以便绝对准确地，更主要的是浅显易懂地不仅让联合国成员，而且让每时每分都在经受大规模信息工具天才而严格的制成品的西方无线电听众和读者了解克里姆林宫提案的含义。行家里手都在工作，高级行话不能不用。
“大使先生”，不知何故，美国新闻界的代表乌奥尔德。利普曼问道：“难道你不管我国现在正在干什么而继续相信能在世界上达到观点一致的可能性？”
“相信。”
利普曼微笑说：“这是克里姆林宫的指示？”
葛罗米柯没有立即回答，若有所思地大声说：“这是—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对历史的勤奋。如果深思地对待这门科学，并敢于为了未来从过去吸取教训，就不能不是个乐观主义者。”
他回到桌边．浏览一边全文，突然清楚地看见弟弟费佳、阿廖沙和德米特里的小脸。在童年，他们就爱好历史。离他们村不远，在热列兹尼卡（美丽而平静的别夏杰河把新老葛罗米柯分开）旁边，是连绵的山岗。儿时的想象描绘出过去的情景：许多瑞典军队从白俄罗斯向波尔塔瓦行进，这是疲惫已极的拿破仑纵队。兄弟们长成少年，开始迷上索洛维约夫的书，幻想挖掘古迹，但生不逢时，费佳和阿廖沙被纳粹杀死，把头颅抛在疆场。德米特里遍体鳞伤，侥幸生还。舅舅费奥多尔和马特维．别卡列维奇战死，唯一的大表哥阿尔卡季在莫斯科城郊的战斗中牺牲。
“不能不是个乐观主义者”，他想起自己对利普曼的回答。他悲凉地想，自己是否把愿望当成了现实？不，无论真理如何艰难，它都将无往不胜。了解我们立场的人越多。就越有希望防止可怕的战争历史在将来重演。这里的人从好莱坞的影片中了解这一历史．他们只凭一些概念，并且不只是青年人，而且有政治家，这就特别使人担心。
葛罗米柯永远不会忘记，当他飞抵华盛顿，“强硬”方针的代表人物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请他作客的情景。他的私邸不大，陈设简朴．客厅兼作图书馆，有许多书柜。百老汇许多戏剧描写从裁口喷金，皮面压纹的古老对开本书籍中吸取知识的善良老律师。这些书柜很像这种戏剧的布景。主人的思想一定十分卓越。
杜勒斯递给客人一杯威士忌．尽管他知道，苏联大使从来不喝酒，他打开柜门，用一根指头在书背上划了一下，说道：“列宁和斯大林的选集”，他拿出一卷，翻了几页，上面用铅笔写满批注和划满着重线；现在，我特别注意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努力理解它的真正内涵。”
大使认真看了看杜勒斯的批注，甚至快速浏览也足以证明，房间的主人正形成全面不接受苏联观点的概念，不顾时间，地点和具体情况．无丝毫诚意稍稍理解1945年春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最亲密的同盟者俄国。
1945年秋天，埃列奥诺拉·罗斯福由杜勒斯陪同去伦敦，在回国后的招待会上遇见大使，他抱怨说，杜勒斯病态地不信任俄国人：“这种怀疑从何而来的呢？”
为了表示对罗斯福的尊敬而被杜鲁门在人前继续称为“第一夫人”的总统遗孀微笑说：“不知为什么．正是在那个岛子上，杜勒斯变得更加不信任莫斯科提出的所有建议，看来，邱吉尔对他很有影响。”
葛罗米柯记得，从德黑兰传到大使馆的情报如何使他震惊：不管如何努力，斯大林都未得到邱吉尔的确切回答，即盟军何时开始开进欧洲。他从圈椅里站起身，抑制住愤怒（不知为什么，眼睛黄得可怕），转身对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说：“我们家里还有许多事，何必在此浪费时间，走吧！我看．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外交礼节使事情摆脱了困境：“元帅没有正确理解我，”邱吉尔说道：“准确日期最后可能定于1944年5月。”
从莫斯科送给驻华盛顿苏联大使馆的情报中强调，邱吉尔让步的原因是罗斯福明确反对他“遏制”一下俄国人的高傲政策。罗斯福死了，而邱吉尔还健在，他由杜鲁门陪同来到福尔顿，发表反对红军的言论，号召西方列强联合起来反对“世界共产主义。”
有一次，身为副总统的杜鲁门邀请大使去白宫参加“电影晚会”。
放映的是新闻纪录片：太平洋上的战斗，美国步兵对日作战。然后是苏联的纪录片：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会战。杜鲁门坐在大使旁边，不断重复：“真惊人，太惊人了！多么崇高的人民英雄主义！你们的军队太强大了！我完全被震惊了，简直找不出词来形容我的钦佩心情。”
大使刚从国内回来，还不知道这些电影镜头，所以看得很专心。幻想能在风尘仆仆，遍体鳞伤，奔赴西方的士兵中看到某个朋友或亲人。但是，杜鲁门说个不停，用的都是形容词最高级，每句话结尾都问：“不是这样吗？”，“难道不对吗？”本来应该回答。不看屏幕、准确地回答。但是，他很难使自己忘记这个人在战争初期说的话。这些话的含义极为厚颜无耻，并且出于浓厚的孤立主义传统：德国人和俄国人在这次战争中死得越多，对美国越好。是帮助这个，还是那个，要根据情况决定。
放映结束，杜鲁门邀请参加鸡尾酒会，继续兴致勃勃地大谈俄国人的功绩，谈他们对共同战胜法西斯恶魔的贡献，谈他如何高度评价苏维埃的英雄主义。
大使在明天（不，那里已是今天）演说词的一段中作了最后一点修改，好像身临其境地大声读道：“目前出现的严峻形势是：人类的一项最伟大的发明首先被实际使用的，是作为一种特定的武器形式——原子弹。但是、创造原子弹仅仅是迄今为止利用原子能的途径之一，人类正面临着目在造福于人类的和平目的而广泛利用原子能的任务……这一发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使用途径：一是用于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二是用于为人类造福。目前的反常现象是，在第一种用途上过多地被研究和被掌握。而在第二种用途上实际是无所作为。然而，这一情况非但没有贬低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面临的任务的意义，相反，更加说明了它在巩固各国人民和平事业中所担负的使命的重大。”
葛罗米柯记起奥本海默，大科学家．原子弹之父。在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时，他一个劲地表示支持无条件禁止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建议，尽管他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美国每天都在制造新的原子弹、这些武器用来反对谁呢？
他想起了阿尔贝特·爱因斯坦，一个矮小的驼背老人。在一次会见时，他低声地，甚至有点悲伤地说：“要是我知道希特勒造不出原子弹，我绝不会支持这里的核计划，无论如何也不会。”
大使永远不会忘记，当杜鲁门在波茨坦向斯大林讲述顺利试验那个东西时，脸上多么冷竣和得意。就在那时候，大使记起半年前在雅尔塔，斯大林邀请莫洛托夫和他这个驻美大使——这是礼节，他去是礼节——看望身体不适的罗斯福。那天的三巨头会议因此取消。总统躺在利瓦吉亚宫二楼腾给他的办公室。他对“乔大叔”的来访很高兴，事先准备好接待客人。大使第一次明白，表现得和常人一样，不让任何人发现每时每刻都在折磨他的病痛，对总统是何等困难。竞选演说时，要提前把罗斯福的小车搬上主席台，不让美国人看见，因为领袖应该像大力士一样健康，漂亮，笑容可掬。每个民族部把自己的一切寄托于领袖的行为举止。这是历史的遗传密码。其实，世界上那有什么绝对的事情。
罗斯福脸色发灰，皱纹纵横，克里米亚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与他的眼睛形成某种奇怪的对比。那双眼时而露出坦诚的友谊，使总统的面部像千万张照片那样习惯而熟悉，时而呆然不动、变得暗淡而没有生气。
拜会时间不长，总共20分钟。下楼时，斯大林站在一层和二层之间的楼梯台上，掏出烟斗，不慌不忙地抽起来，不看随行人员，仿佛自言自语地低声说：
“多么不公平，啊？很好的一个人，英明的政治家，就……难道每一个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不应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他想干的事情？”
大使每天早晨翻阅美国主要的报纸和杂志．发现编辑部文章和评论语气的经常变化，力图理解，是什么引起了对苏联盟邦态度的急剧转折，为什么如此有成见，如此不正直地对俄国人越来越不信任。他常常记起莫洛托夫飞往美国的那一天。这是应罗斯福的邀情，他认为外交人民委员有必要出席1945年春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的隆重典礼。
近几周来，杜鲁门顺利地把已故总统最信任的人哈里。戈普金斯排挤出白宫。莫洛托夫在华盛顿停留期间，受到了他的接见。
那时，大使为近几周来杜鲁门身上发生的变化感到吃惊：在与莫洛托夫谈话时．他极其生硬．特别冷淡，非常激动。人民委员提出的任何建议他都拒不接受，这实际上不是讨论。
大使很佩服莫洛托夫的自制力和分寸。他仿佛没发现新总统明显的不友好态度，继续提出应该在联台国成立大会上解决的问题，讲战后的世界形势，以及怎样提前就所有有争论的问题达成协议，使人类最终得到安全保证。二十世纪过去了45年，总共45年，其中多少年是残杀人类的战争暴力？！
杜鲁门不耐烦地来回蹭脚，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这时，大使想：“为什么他称人民委员时不叫‘先生’，公正地讲，杜鲁门才不配称为先生。”
然而，莫洛托夫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上：德国赔款，纽伦堡法庭，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专政的命运，波兰，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形势。邱吉尔仍然猖狂地要求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极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三巨头身上。这种观点离罗斯福在世时在雅尔塔制定的共同那点相去甚远。大使对他以前全然不知的人民委员的忍耐力感到吃惊。他不止一次地观察他，熟悉他有分寸的但又是严肃而坚定的态度。没想到现在莫洛托夫如此轻松地同对方进行讨论，接受总
统那些即使不能达成协议，但为了妥协不损害国家的威信至少可以接受的建议。但是，实际上什么协议也没有达成。不仅如此，杜鲁门不顾社会公认的礼貌规范，首先站起来，以此中断谈话。因为这是一种不需言传的礼节习惯：只要主人—站身．就意味着你该走了，谈话就此结束了。
对于那一次他同莫洛托夫一道参加杜鲁门的会见，以及后来讨论决定联合国总部设在欧洲还是设在美洲，葛罗米柯大使当时还不完全懂得其中的奥妙，现在他才真正地明白了。
欧洲各国的代表不止一次地与他讨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欧洲理应成为以人道主义，善良和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