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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文学散步 龚鹏程-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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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这种区分,固然精确可喜,但它至少隐藏有两个问题:
  第一,所谓立意和能文的分别,终究不是绝对的。中国文字每个字也都各有其指意,脱离意义内容的语言系统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所谓义归乎翰藻者,其始也本应是事出于沉思的。因此,在语言上探索研究,其实也就是在思想上推敲琢磨。《三国志·蜀书·许麋孙简伊秦传》记载,有人问秦宓说:“足下欲自比于巢、许、四皓,何故扬文藻见瑰颖乎?”宓答曰:“仆文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何文藻之有扬乎!”若文辞与思想无法配合,哪里谈得上翰藻呢?其次,从语言的艺术活动来看,语言是其本质,艺术是其效用。效用加在本质上面的活动事实,一是内在的构思,二是外在的构辞。精彩的文学作品,表面上看起来固然是构辞不同凡响,而实际上也是构思已经与众不同了。克罗齐(Croce,1866—1952)所说大作家之异于常人,非由技巧熟练,能达人所不能达,而是想象高妙,能想人所不能想,就是这个意思。
  根据这些原理,讲求文辞的文学理论家便又指出,文学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在于它能蕴涵特殊的、真实的意义。这种意义,通称为道。于是,又有了“文以载道”或“因文明道”、“言而蕴道”等主张,认为必须具备某些文化内涵才可称为文学,否则便是乱扯或堆积词藻,并非真实。这种看法,似乎与致力于文辞的形态相反,但却是从专事文辞探究中自然发展出来的。例如,魏晋南北朝时,萧统属于前者,裴子野、刘勰便属于后者;到了隋唐两宋更是如此。
  第二,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最极至的表现,就是端严凝整而又流动灿丽的对偶和韵律了。尼采曾说韵律介入讲辞中,会使讲辞将所有片段的句子重做排列,并且斟酌字句,使之暧昧迷人、疏宕有致,造成人类内在的情绪净化力量,便于记忆。尼采说得也许不假,但韵律介入讲辞中,哪比得上全篇讲辞都洋溢着诗的韵律呢?在西方固然无此可能,我国文字特殊的音节和形体构造却极致地完成了这种企图,那就是骈文。六朝期间,因为对“义归乎翰藻”的要求,遂发展出一套观念,认为只有有韵的才是文,无韵的便是笔;只有偶俪绮曼的才是文,质直不复的就是笔。这种观念,演变到后来就成为“骈散之争”。像韩愈的古文虽然被散文家推崇为文起八代之衰,唐人却仍视之为笔。直到清朝末年的阮元、刘师培,依然坚持“非偶词俪语,弗足言文”。
  从以上有关文学含义演变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不管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载道的媒介、是偶俪的韵律,还是直叙的语词,对“文学”定义的差异,必然代表着实际文学行动和文学整体观念上的不同,而这些不同都曾在历史上起过实际的作用,造成实际的文学事实。
  所谓文学作品,也就是在这些含义的扩大、紧缩、起伏变化中,慢慢积累下来的。我们今天对“文学”的看法,不论是否异于前人,也都是承继着这个发展路线而来,并隐含了这个时代对于文学的新要求与策略,希望未来能因着这种对文学的看法而产生“文学作品”。
  细心的读者,看到这儿一定马上就会发现:我们正在规避“文学的定义是什么”的问题,而致力于解释文学的定义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替文学定义的活动,以及由此活动而带来的实际影响——这些影响产生了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
  这就好像我们一直不谈人究竟是不是一条两端开口的皮管,而仅是解释哲学家为什么要说人是一条皮管,并说明哲学家这样说那样说形成了什么样的“人的哲学”,简直就是文不对题嘛!


定义文学的困难


  006。定义文学的困难
  其实,我们并不想逃避问题。我的意思毋宁说是否决问题:文学的定义如何不仅不重要,文学又怎么能够定义呢?
  为什么替文学下个定义是不可能的?这必须对“定义”这种活动的性质和功能稍做理解才行。
  所谓定义,是想借着简要而完整的语言,把一事或一字所包含的意思说个清楚。但是,事物是如此纷纭复杂,如何能片言抉要、说个清楚呢?于是,定义者便尝试从各个角度去说明它。例如:根据事物的起源及其方式去确定并解释它,成为起源的定义;从事物的功能上去说明它,成为功能的定义(例如说人是会撒谎的动物);将事物加入已知的部分事物中去了解,成为隐含的定义(譬如说父亲是母亲的丈夫);以同义词来诠释,成为词释的定义(例如仁者人也)。
  诸如此类,都是常见的定义方式。像《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是起源的定义;郑玄《毛诗注序》说“诗者,弦歌讽喻之声也”,是功能的定义。这些定义,也许能显示出文学的起源、功能,但对“文学是什么”依然缺乏说明。
  真正的定义方式应该只是本质定义,对于物之所以如此的本质予以限定。可是,因为真正的本质难以觅获,许多事物在定义时便不免叫人束手无策。比方说人、文学或者桌子,都是无从定义的,即使勉强定义,亦必纠纷不断。
  不仅如此。如人、如桌子,不管定义如何分歧,人和桌子那个东西是不变的。文学就不是这样。从上面的叙述,我们会发现,每个时代被称为文学的东西可能并不一样:某些人把韵文称为文,某个时代把经艺知识称为文,有时是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有时是名实相贸而彼此不同,有时是称名互异而实则一也,有时却又是名同质殊而启人疑窦。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循名责实,替文学下个精确的定义,真是戛戛乎其难哉!
  认识到这种困难,对我们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福分。至少我们可以从时代的审美趣味和文学爱憎中跳出来,了解文学作品及文学这种语辞含义丰饶、面目繁多的历史事实,开拓万古之心胸。而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我们对文学的本质有较深刻的领会。
  007。文学的本质 
  这里所谓的“本质”,不等于上文所说“某甲之所以为某甲”的本质,而仅指一种物性的存在(physical essence)。
  例如人,形躯之两足无毛便是人的物性本质。对何谓文学,大家可能意见不同,但文学不能不是语言文字的构造,相信无人能予以否认。现在,我们就是要看文学的语言构造有何特殊之处,能让我们区分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
  从语言的性质上看,文学作品的语言(这里所谓文学作品,就是上文所述各时代认定的各种文学作品)比起日常用语或科学性的用法,似乎大不相同。科学报告的语言是通过语言去指涉某事、某物、某理由,语言本身是透明的,除指出意义之外别无作用,除了认知意义之外也力戒情绪的干扰。文学性语言则恰好相反,它可能有所指涉,但也可能毫无指涉,只是表现一种情绪感受,只为了音调文字的美感而存在。例如,“山在虚无缥缈间”,有山、山在,又怎么能是虚无呢?虚无又如何能蕴涵“有”呢?所以,在科学性用法中此语不能存在;在文学里,这虚无缥缈却正是纵容读者想象的大好空间。两者之不同,岂不是非常明显吗?另外,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又看得到作者经营语言本身的苦心。体制、格律、用韵,敷采选声,着手生春,与科学报告也是大相径庭的。
  一篇作品,凡愈倾向于脱离纯粹认知作用,愈注重文字本身的捏塑,就愈可能是文学作品。所以,文学作品与宣传或广告的文字不同,不在于文字的组织,而在于使用文字的方式。
  宣传家和广告商,要求的是实际行动的功能,借着一首诗或一篇精美的广告词,让读者投票或掏钱。文学家则知道文学只能让人欣赏其文采,最多亦只是由其文辞之类唤起读者的想象与美感,这些想象与美感最多亦只能达到抽象行动的功能,使人净化或沉思。一位创作者,愈能保住这种文学职分的坚持,就愈能保证他的作品是文学作品,而不致成为传单。文学可以使宣传达到效果,而其本身却不因宣传而存在,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檄文也替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清人叶燮说得很对:“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此岂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有哉?”(《原诗·一瓢诗话》)文学作品,就是这些理至、事至、情至的幽渺荒唐之言!


富兰克林


  关键词
  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是18世纪美国启蒙运动的开创者、独立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起草《美国独立宣言》,亦是出版商、作家,更发明了避雷针、焦点眼镜等。1928年以后,每张百元美钞上都印有富兰克林的肖像。
  叔本华
  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美学家,主要著作为《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Die Weltals Willeund Vorstellung)。影响了尼采、萨特等诸多哲学家,开启了非理性主义哲学。尼采曾作《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纪念他,华格纳也把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献给他。在中国亦颇有影响,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即曾吸收其说。
  尼采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 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著作有《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der Tragdie)、《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sprach Zarathustra)、《权力意志》(Der Willezur Macht)等。企图颠覆基督教道德思想和传统价值,揭示上帝死后人类所必须面临的精神危机,影响深远。
  谢勒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谢勒(Max Scheler;1874…1928),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以研究现象学的方法著名,著有《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Der Formalismusinder Ethikunddiemateriale Wertethik)。因受胡塞尔(E。 Husserl)的思想启发,其伦理学、情绪研究与宗教哲学理论皆有现象学态度。
  范晔
  范晔(398—445),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东)人。《宋书》说他:“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撰《后汉书》纪传九十卷(十志未及完成)。北宋时,人们把晋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三十卷与之合刊,成今天《后汉书》。
  萧统
  萧统(501—530),梁武帝长子,但未即位即去世,死后谥“昭明”,故世称“昭明太子”。信佛能文。曾编集《文选》三十卷,为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又称为《昭明文选》。
  郑玄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人。东汉最著名的经学家。遍注《周易》、《毛诗》、《仪礼》、《周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周易乾凿度》、《乾象历》等。乃汉代集经学之大成者。
  叶燮
  叶燮(1627—1703),字星期,号已畦,浙江嘉兴人。晚年寓居横山,时称“横山先生”。作《原诗》,论述“数千年诗之正变,盛衰之所以然”及诗歌创作各方面的问题,自成一家之言。文·学·散·步·第三章欣赏“文学作品”·第三章欣赏“文学作品”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的作者,似乎又一次证明了文学只是一些理至、情至的荒唐幽渺之言。否则,红学大猜谜的情况也不会发生了。在红学大猜谜之中,贾府论剑,各派争锋,虽然莫衷一是,迄无定论,但每个猜谜者却都满心欢喜,合掌赞叹。这种现象,对于理解“文学作品”的性质与意义,实在是深具启发性的。


文学与科学


  第三章 欣赏“文学作品”
  008。文学与科学 
  原来,文学作品依其语言特质所构筑的世界,本来就常是些“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与认知意义的指涉功能无多大关系。因此,歧义与模棱、联想,与想象、感情,与夸饰,都是文学作品中必要的元素。这些元素无一不与科学所导向的世界——那个准确、严谨、价值中立、无感情干扰、重视认知程度、向往客观真实、依赖数据和仪器的世界——相悖反。
  故而,早自柏拉图,就开始诋毁艺术家只是玩弄幻象的人,诗人强化感情而戕害理性,更不可宽恕。推广进化论思想的赫胥黎(Thomas Huxley),提倡实用科学,建议放弃研读古典作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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