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都在爱着 作者:陈江-第1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么多年来的第一次，乔在我这儿过了夜，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第二个晚上他还在这儿，后来也是如此。

第四个晚上，在起居室里，乔坐在我身边，他问我：“艾斯蒂，我们做了些什么呀？我们应该是在一起的。”

我思索良久，我做了些什么呢？我拥有一个爱我的男人，我也爱他——用一切最重要的方式爱他。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孩子。我们彼此完全信任，没有这个男人在身边我活不下去。

我对乔说：“原谅我，乔，我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后来乔吻了我。

我们的第二次婚姻意义重大，感人肺腑。我们的再结合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再也不会分离了，哪怕是几天。我们一直紧握着手，互诉衷肠，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一个我一生中最黑暗、最悲伤的日子。

一位英国皇家成员曾对我说：“我结了婚，我很幸福，一直幸福。每个人都需要在那些寂寞的、黑暗的时刻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伴侣。”

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些话，因为它们于我是如此真实可信。在与乔分离的那些日子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度过了一段不可言喻的令人激动的时光。但是，我决不会忘记夜晚回到家，却没有那个使我感到生活甜蜜、值得信赖的人和我一起分享我的快乐、我的秘密——独翅难飞啊。

我不得不承认我尝尽了离婚的苦头。在美国说声“拜拜”太容易了。很多情况下，当妇女再婚时，她们是改头换面了，却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太多的离异朋友发现她们的第二任或第三任丈夫比第一任丈夫缺点更多，而她的结发丈夫在别人的臂弯里却显得越来越好。我总是努力告诉人们：不要轻易离婚。
第六章　一屋子的爱和欢笑
就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我的确是很晚才踏入社会。我出生的时候，母亲41岁，父亲42岁，而我哥哥已经10岁了。这条过分明显的代沟也许和我那独特的血质一起造就了我的一生。

我的母亲，凯瑟琳，出生在苏格兰。我父亲，安尼罗，是第一代到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就这样，我似乎被什么从中间分成两半。倾向于苏格兰那一边的是讲求实际的、逻辑性的，甚至有一点古板；倾向于意大利的一边则是爱吵吵的、追求独特的、爱嘲笑别人也被人嘲笑的。

第一条我钓到的鱼

我父亲总是试图说服我去做一些户外运动。他会说：“你为什么不去钓鱼呢？”钓鱼？对我来说，那只是徒劳地举着一根拴着长线的棍子而已。

“去吧，”母亲说，“如果你能钓到一条鱼，至少可以向你父亲证明你已经试过了。”

有一天，我在学校里听说有人在排干我家附近的那个湖，那儿到处是死鱼。于是我马上骑了车赶到那儿，捡了25条鱼。

回到家，我冲着父亲大叫：“嘿，老爸！看我抓到了什么？”

我父亲一听就自豪地笑了：“好小子！瞧瞧他搞到的鱼！”

妈妈接过我弄到的鱼，把它们剖开。她嘀咕道：“这鱼已经发臭了，我们不能吃！”

“好了，别抱怨，我肯定它们是新鲜的！”爸爸理也不理她，还说，“好一个棒小伙子！”

最后，我母亲把我拉到一边，我只好在苍蝇拍的威胁下坦白了：“妈，好吧，好吧，是我在湖边捡的！都是死的！”

妈妈非常恼怒，但为了不让爸爸失望，她还是赶紧出门到铺子里买回了新鲜的鱼，做给我们吃了。爸爸从来没有发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磁带在转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哥哥帕特参军入伍，被派到维也莱姆。因为家里谁都不太会写信，所以父亲有了个主意：买一台小型录音机，录下我们的声音以后寄给帕特。

卖电子产品的商店里，店员问我们：“您想要多长时间的磁带——15分钟？”

“15分钟！”爸爸说，“我们甚至不能在15分钟里说完‘你好’！你这儿最长的磁带有多长？”

“90分钟。”

“这还差不多！给我4盒！”

回到家，爸爸把厨房餐桌上的东西收拾好，然后宣布：“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和帕特说话了！”他按下录音键，用他那独一无二的方式开始了：

“你好，帕特！家里一切都好！我很好！你妈很好！这是你弟弟！杰米，和帕特说话！”

我走向前来，说：“嘿，帕特！希望你过得不错！在那儿当心点。这是妈妈。”

妈朝机器弯下腰来，说：“你好，帕特！自己学着照顾自己！别做傻事！”

然后爸爸说：“嘿，那狗哪儿去啦？把布鲁斯带到这儿来，让它叫！”

布鲁斯叫道：“汪！汪汪！”

然后，当然了，父亲不得不说明：“这是狗，帕特！这是那只名叫布鲁斯的狗！”

我们在3分钟以内就做完了这一切。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帕特，一切都很好！这是狗！”

“汪！汪汪！”

几个星期以后，我们才录了不到9分钟的带子。最后，父亲说：“我看，还是让我们把它寄出去吧！什么鬼东西！”

然后我们把这奇妙的玩意儿包装好，寄给了帕特。现在回头想想看，他也许更想收到几封信。

请安静

直到“晚间剧场”成为我的全职工作以前，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在全国的每一个州演出晚间节目。我的生活把我母亲弄糊涂了。过了很久，她都不明白我在做些什么。

1986年，我有幸在肯尼基剧场演出，我的父母绝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那天他们来了以后，领座员把他们带到座位上，第十五排的中间。当我开始表演时，观众们立即就投入得不得了，他们马上就哄堂大笑。我母亲却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回过身来，把食指放到嘴唇上，对后排那些笑得很厉害的观众们说：“嘘，嘘，请安静！”

我从台上看到了。后来我对她说：“妈，别犯傻了！这是一出喜剧！他们就是该笑！”

这使她很窘迫。在公众场合被人们孤立是能够想象到的最糟的尴尬，而且还是在肯尼基剧场！

我常对父亲说，如果我从演出事业中赚了钱，就为他买一辆卡迪拉克。所以我一开始做乔尼·卡森的经纪人，就带着父亲去商店。售货员直接把他带到一辆崭新的白色卡迪拉克车跟前，车里面是红色的座椅。父亲一眼就看中了。

我们把车开回家，给母亲看。她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炫耀。当她看到红色的座椅时，她的眼中满是羞愧。对她来讲，这就像车轮上的妓院。

从那天开始，每当他们开着卡迪拉克到处逛，母亲总是要弯下身子。这样，父亲对镇上每一个人大嚷的时候，人们就看不到她了。

“嘿，”父亲说，“我儿子为我买了这辆车！”

终身的保修证书

我父亲钟爱证书。任何一件他买的产品，他都要为保修证书做一个卡片，以及一张封面——“作为我们的文件”，当然，用到这些文件的时候只是万一。

曾经有一次，我旅行回家，发现抽水马桶的座垫坏了。合页已经锈烂，我想把它扔掉。

可父亲说：“等等，别扔！我有一张20年保修期的证书！”

几分钟以内，他已经把那东西找了出来——一张泛黄的纸片，看起来像老式的黑白照片。

我说：“这不行，爸爸！我可不想举着这副锈光的马桶座垫穿过镇上的大街！”

“那么，我来。我有保修证书！”

我只好开车送他到杂货店，还有那副难看的破座垫。卖出它的人已经在十年以前退休了。他的儿子走了出来。

爸爸说：“我的马桶座垫坏了。我想要个新的。”

小伙子看了看，说：“它锈光了，我不能给你个新的。”

爸爸给他看那张证书：“是吗？那看看这个，还有92天！”

然后我们拿到了一个新座垫。

新座垫的保修证书保证它可以用到2008年。我们到家以后，爸爸又填了张卡片，用很大的字写上我的名字。这说明它将由我来继承。

最后一个故事将告诉你，我的父母究竟是哪种人。

我读高中的时候，曾经需要一笔钱来买一辆福特的二手车。每天放学以后，我就开始工作——搬沙土，刷油漆，为邻居打篱笆——我拼命地干，干得很带劲儿。最后，我终于搞到了买一辆车的钱。作为礼物，我父母送给我一个崭新的纳格哈德牌汽车椅套。

不过，只要我关车门的时候稍微重一点，车窗玻璃就摇个不停。但我没钱换它。我开着车到处跑，包括去学校。

我的学校有一座很庞大的建筑物，你能从许多间教室直接看到停车场。有一天突然下起了雨，我坐在课堂上，心疼地看着我的车——和我那崭新的椅套——被透过破车窗的雨水浸湿。

这时，我看到妈妈和爸爸开着车，撞倒了停车牌，发出刺耳的刹车声，然后停到我的车旁。他们从车里拖出一块很大的塑料布，走到雨中，为我的车盖上。

为此，爸爸提前离开了办公室，专门回家拉上妈妈，还有这块塑料布，再开车来救我心爱的汽车和崭新的椅套。我看着他们做这些，就在课堂上，我哭了。

我的父母陪伴我度过我生命中的每一次高潮和低潮，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们会离我而去。我只有记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让他们永远活在我心中。永远，永远……
第六章　我钟爱的女人
每年，埃塞尔都将家庭逛集贸市场列入她的预算，因此在赶集的日子，我们一家12口便挤在面包车里，向康涅狄格州的高申科恩乡村集市进发。

“记住，”埃塞尔叮嘱孩子们，“要待在一块儿，别去碰那些动物。今天我们不骑马，但待会儿你们将得到一个惊喜。”

那是1968年，我们最小的孩子才8个月。埃塞尔推着婴儿车，我带领其他的孩子——从2岁到11岁的小不点儿们。我们在集市上溜达观赏，那儿有许多东西值得看一看。碰到朋友时便停下来和他们聊几句。

走了一半，埃塞尔朝鸡舍旁的阴凉处走去。孩子们立刻猜到将得到什么好东西了，呼啦一下围拢过来。

“好吧，谁想吃汉堡包？”当欢呼声平息过后，她从钱包中掏出一笔钱，仔细地数了数将刚好够买汉堡包的钱递给我。“带凯文、凯瑟、斯蒂文和夏罗去帮帮你。”

接着她另外给最大的孩子琳达一些零钱并吩咐着：“你和希拉、欧文去买些苏打水回来。我带其余的孩子去看小鸡。”

一路上，我不时地停下来回头看看她，她身穿粉白相间的格子短裤、白衬衫和网球鞋，虽然她的秀发已经灰白，可看起来仍像个青春少女。“你们妈妈可真漂亮！”我对我照看的孩子们说。

如果她听到了，定会皱起眉头，“你真是浪漫得无可救药了。”她经常这样说道。

饱餐一顿后，我们又汇入人流中，直至到了该回家的时候。

“我们非得走了吗？”孩子们嚷嚷道。

“是的，我们已经度过了一个相当愉快的上午了。”埃塞尔说。

“那我们的惊喜呢？我们会有玉米吃吗？”

“当然，玉米已经买了——你们谁要气球？”

孩子们再次欢呼起来。她又掏出些钱，递给我并对孩子们说，“和爸爸一块儿去，”然后对我说，“记住买不同颜色的气球。噢，那些蓝色的不是很漂亮吗？”

我买回了10个气球。我非常惊讶她的预算中竟包括这个。10美元对于我们可谓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晚上当我们啃着香甜的玉米时，孩子们中有人说道：“噢！今天玩得可真快活！”气球中已有两个爆了，另有一个飞上了天。不过其余的几个在后来的一两天里都漂浮在起居室的天花板上。

埃塞尔是精打细算的天才，但我看短命的气球实在是相当奢侈的东西。

“孩子们总得从集市上带回点儿什么。”她解释道。

以后我们每年都到高申去，但买的汉堡包却越来越少。到了1980年，便只有埃塞尔和我两个人去集市了。我们称之为“约会”。

最难忘的集市约会是1987年的那次，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我们已成了年轻的祖父母，和最亲密的朋友期待着度过五十多岁令人兴奋的时光。日子已不那么拮据。我们的婚姻非常美满，因为在32年里的每一天我们都将对方放在首位。

现在她已是满头银丝。我则长了个不小的啤酒肚。埃塞尔常常提醒我应该减肥。但是在去集市的日子里，她总稍稍纵容我一下。

当我暗示说胡椒味的比萨饼相当美味时，她惊呼：“欧文，现在可才上午9点钟！”

“一个男人在大太阳下走了这么久，感到饥饿是理所当然的。”

“好吧！我答应你，可你现在吃实在是太早了。”

在集市上我们一边开玩笑一边和朋友打招呼。然后，我们去看家畜鉴定展览。

“知道吗，你穿短裤仍然非常漂亮。”

“噢！别说了。”

“可确实是这样。”我牵起她的手。

“欧文，我们都五十多了！”不过，她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