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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横生斜长集-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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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她与卞綍昌及著名居士杨仁山商量,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章太炎怕何震 
一人办事不牢靠,又令刘师培回国办理。刘、何二人认为此事不易成功,写 
信告诉章太炎说:“三万元之款,必不可得,即成亦不过按月支款。”章太 
炎不死心,一再作函催促,同时在《民报》上刊登告白,宣称“脑病忽作, 
不能用心”,辞去《民报》总编辑人职务,并将该报寄给刘师培,要求经由 
卞、杨转示官场。信中,刘师培并附寄章太炎写给他们夫妇的六封信的照片, 
声言“观此数函,则太炎背叛本党之迹,显然可睹矣”。 
     根据有关史料和笔者近年来的研究,刘师培的这封举报信大体属实。1907 
年,同盟会东京总部发生严重分裂之后,章太炎确曾一度想去印度做和尚; 
为此,他也确曾企图通过刘、何向张之洞和端方谋款。只是,刘师培没有将 
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和盘托出,而且隐瞒了他写这封信时的真实身份和目的 
而已。 
     大凡激烈得出奇的人堕落起来也常常出奇。刘师培、何震都曾是东京中 
国革命党人中风头十足的人物。1907年春夏,他们忽而宣传孙中山接受日本 
政府“贿赂”,要求打倒孙中山,改选同盟会总理,忽而觉得孙中山号召的 
民主革命不够彻底,提倡“无政府革命”。但是,也就是在这年冬天,何震 
回国和端方拉上了关系;紧接着刘师培也跟着回国,向端方自首。他们给端 
方的见面礼之一,就是提供了章太炎与孙中山不和、想去印度做和尚的情报。 
在 《上端方书》中,刘师培说: 

         余杭章炳麟少治经学,尤深于《春秋左传》……彼居东京岁余,抑郁不得志、初拟变易《民 

      报》宗旨,以消弭种族革命 (彼所作文词均言佛理,或考古制,无一篇言及排满革命)。嗣对 

      党时有谤言,故彼即作檄斥孙文,并置身同盟会之外,近且辞《民报》编辑矣。即偶有讲演, 

      亦系党人迫彼使为,非其志也。今拟往印度为僧,兼求中土未译之经,惟经费拮据,未克骤行。 

      倘明公赦其既往之愆,开以自新之路,助以薄款,按月支给,则国学得一保存之人,而革命党 

      中亦失一绩学工文之士。以彼苦身励行,重于言诺,往印之后,决不至于有负明公。 

端方见到此信后,当然很高兴。能够将章太炎从革命队伍中拉出来,岂不是 
为清王朝立了一大功!不过,此事终于没有办成。其一是章太炎不同意由领 
事“按月支给”的办法,要求先付全部费用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他在复 
刘师培信中说:“领事按月支款之说,万难允从。一、若按年分摊,则一岁 
不过千余元,或仅数百,必不敷用;二、若摊年过久,章甫 (指端方——笔 
者)去江宁后,事即中寝。三、领事为政府所派,非两江私派,若果迁延抵 
赖,亦无如何。”其二是端方不愿意放章太炎到印度去,而要求他在福建鼓 
山或浙江普陀出家,以便控制。这一点当然不能为章太炎所接受。 
     交易没有成功,刘师培夫归于1908年春又回到东京。章太炎不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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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端方自首的秘密,仍然友好相处,三人同住在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 
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这 
场争吵的原因和经过目前还不能很了然。只知道章太炎在 《日华新报》上撰 
文揭露了刘氏夫妇,刘氏夫妇则将章太炎的“劣迹及往来书信”汇编成册, 
准备公布。其后,刘师培夫妇曾聘请日人漆田增男为律师,准备和章太炎打 
官司,为人劝阻后便跑到章太炎寓所,将章痛打了一顿。 
     1908年11月,刘、何二人再次回到上海,旋即出卖了同盟会员张恭。 
其间,章太炎曾致书同盟会总部,揭露刘已堕落为“侦探”,而刘师培则反 
唇相讥,写信大骂章太炎。为了在革命党中制造猜疑和纠纷,并向当时主持 
同盟会东京总部的黄兴等人写了上述举报信。 
     黄兴接信后,与汤增璧、林文等人开会研究,认为章太炎“心神狂乱, 
宗旨不定”,决议以后秘密事情“不与商榷”,但同时认为章太炎向端方谋 
款,属于“私德”,其性质为“误入歧途”,决定严守秘密,不予宣布,希 
望章太炎能有“反省”回头的一日。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和清政府之间属于对抗性矛盾,章太炎因 
同盟会内部矛盾而向清政府的封疆大吏谋款,想去印度做和尚,此举当然是 
错误的,但是也还不能视为“叛党”,黄兴的判断和处理大体上是正确的, 
有水平的。由于他的理智和冷静,这件事被压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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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师培举报 
                               章太炎引起的风波 

     前文谈到,刘师培举报章太炎“背叛本党”,由于黄兴的理智和冷静, 
这件事被压下来了。但是,不到一年,此事就在同盟会内部引起一场轩然大 
波。 
     1909年9月,同盟会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陶成章联络李燮和等人起草 
了一份《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 
 “败坏全体名誉”等罪行3种12项,要求同盟会总部开会讨论,罢免孙中山 
的总理职务。当时,孙中山正派汪精卫到东京复刊《民报》,没有让章太炎 
与闻其事,章太炎一怒之下,散发了名为《伪〈民报〉检举状》的传单,不 
仅攻击复刊的《民报》为“伪”,而且大肆攻击孙中山经济上贪污、政治上 
卖国。 《检举状》说:“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 
扰乱耳。”这下子,乱子就闹大了。 
      《检举状》的作者是在革命党中素负重望的章太炎,它攻击的对象孙中 
山则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的旗帜,因此,《检举状》的发布对革命党人的威 
信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1月6日,保皇党在新加坡的机关报《南洋总汇新报》 
全文刊登了《检举状》,改题为《请看章炳麟宣布孙汶罪状书》,编者以无 
限轻蔑的口吻表示:“记者之意,不过欲使华侨知革党之内容,如是如是。” 
     开始时,黄兴仍然比较冷静,他在《民报》第26号上刊登了一份告白, 
说明章太炎“好听谗言”,“不计是非”,“不问情伪”,没有采取其他动 
作。但是,被《检举状》所激怒,东京的部分党人已经平静不下来了,他们 
决定公布刘师培的举报信。1909年11月,举报信以《刘光汉致黄某手简》 
为题在神户《日华新报》刊出,该报不仅加了“章炳麟背叛革命党之铁证” 
的大字标题,而且加了按语,按语说: 

         革命党章炳麟到东以来,主持 《民报》,颇为该党所欢迎。本报亦以其国学大家,殊器重 

      之,是以章氏来函,无不为之宣布。初谓章炳麟倡言道德者,必不作欺人语也。顷得革命党刘 

      光汉 (现在北洋总督衙门充当幕友)致该党黄某一函,披阅一过,令人发指。章氏日言道德, 

      而其个人之道德则如是!呜呼!章氏休矣!己不正而欲正人,一何可笑之甚耶!说者谓章刊“伪 

       《民报》”传单,为图归国地步。本社已得章炳麟背叛该党之亲笔函六纸,当付手民,刊成铜 

      版,刊登报端,以告东京学界,毋再以章先生为道德家。 

这份按语不仅指责章太炎“叛党”,而且全面否定章太炎的品格,暗示章太 
炎将离日返国,投顺清政府,问题被说得比刘师培的“举报”还要严重。这 
一时期,黄兴也致函章太炎,责以“晚节不终”,提高了批判调子。 
     11月下旬,同盟会机关报香港《中国日报》以“东京访函”名义发表《章 
炳麟与刘光汉之关系历史》一文,进一步宣称:“章近致书直督幕中刘光汉, 
重申前约,愿和好如初。目前刘已派委员到东京,与章交涉革党事,谓端午 
帅令其解散革党,事成许以重利,现章已允尽力担任云。”按此文的说法, 
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就不只是为了取得做和尚的路费,而是发展为因重利而 
出卖革命了。同日,该报又发表《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一文,宣 
布章太炎已接受端方委任,担任“常驻东京之侦探员”。该文指责章太炎为 
 “满洲鹰犬”,是“中国革命党之罪人”。“《民报》之罪人”。这样,章 
太炎的问题又进一步升级了。 
     除了和端方的关系外,章太炎和清朝贵族良弼、铁良的关系也被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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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益报》发表的“粤中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指责章太炎“内资竖子良 
弼,以夤缘于铁良”,虽然没有透露具体情节,但问题也是够吓人的。 
     章太炎发表《伪(民报)检举状》时,孙中山正在英国。11月,他到达 
美国,得知有关情况,曾要求吴稚晖在巴黎《新世纪》杂志上下一“公评”。 
12月,他得悉《检举状》已在保皇党的报纸上发表。更为恼火,致函吴稚晖 
说:“如此则太炎欲破坏党势之心已不留余地,想不日美洲各保党报必有照 
登,不可不有以抵之。”为了抵销章太炎《检举状》的不良影响,孙中山要 
求吴稚晖将刘师培“发露太炎同谋通奸之笔迹照片”寄给他。其后,这些照 
片就经孙中山之手发表在《美洲少年报》上。1910年1月22日,吴稚晖在 
 《新世纪》上选登了章太炎致刘师培夫妇六函中的五函,声称“章炳麟之得 
金出卖革命,固有数可稽而有凭可证者”。至此,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问题 
就从日本、香港、南洋传到了美洲和欧洲,成为革命党人中的重要新闻。这 
大概是当初刘师培写“举报信”时所始料未及的。 
     如前述,章太炎为当和尚而向端方谋款,确是事实,但是,所谓担任“常 
驻东京之侦探员”、“得金出卖革命”云云,均属无稽之谈。它可以喧腾一 
时,但终究不能取信于人。经过了一段时日之后,它就逐渐沉寂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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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师培举报 
                          章太炎引起的风波的余波 

     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问题,在1909年末至1910年初喧腾了一阵子,其 
后就沉寂了。不想到了民国初年,旧事重提,再度喧腾起来。 
     首先重提此事的是夏重民。当时,革命党人内部发生建都之争。孙中山、 
黄兴等人为了将袁世凯从老巢中调出来,主张建都南京,而章太炎则主张迁 
就袁世凯的意见,建都北京。1912年2月29日,夏重民以重公为笔名,在 
上海 《天铎报》发表文章,题为《咄咄侦探,亦有谈国事之资格乎》,该文 
说:“奈之何倡都北京、斥都南京者,乃一平日有学无行以十万金充端方侦 
探之某社长乎?呜呼!以端方侦探而竟学人谈国事。鹦鹉能言,不离飞鸟; 
猩猩能言,不离禽兽。记者多见其不自量也。”这里所说的“某社长”,当 
然是指曾经担任过《民报》社长的章太炎。同日,夏重民并在该报发表致旅 
津商人崔文藻书,内称:“章某运动当端方侦探亲笔迹,弟等前已拍诸照片, 
至今尚存敝处。如公等不信,请来沪一看,方知余言之不谬。” 
     紧接着,《中华民报》于3月5日发表文章,题为《民国之文妖》,指 
责章太炎辛亥革命前在日本“假手于卞綍昌、刘光汉辈,以通款曲于张之洞、 
端方,同受虏廷之馈遗”,自此,“冷高人之齿,而寒志士之心。” 
     继《天铎报》、《中华民报》之后,戴季陶也在《民权报》上著文,由 
指责章太炎而发展为大揭章太炎的“老底”,并与《民声日报》、《神州日 
报》展开笔战,从而形成了又一次反章热潮。 
     民国成立后,章太炎对同盟会持反对态度,而对袁世凯印象却相当不坏。 
1912年3月,他组建了与同盟会相抗衡的统一党,4月下旬到达北京,昏头 
昏脑地发表了若干攻击孙中山、黄兴的言论,并为袁世凯出了一些主意。5 
月2日,戴季陶发表文章,指责章太炎“甘心为袁世凯作走狗”。3日,拥 
护章太炎的上海《民声日报》发表文章反驳戴季陶,赞扬章太炎“尽忠民党”, 
 “为民国魁垒耆硕之儒”。4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刊出《章炳麟之丑 
史》一文,该文引录了章太炎致刘师培夫妇六函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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