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3期-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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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所想并不一样，还是怕招惹出什么麻烦。他们也还知道包公墓曾经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怕有人注意不到《通知》，就又主动与省“万岁馆”取得联系。
当时留城坚持工作的文博干部吴兴汉，出差刚刚回到馆里，听到钢厂要求迁移包公墓的消息，不禁吃了一惊。“文物保护单位怎么可以随便说迁移就迁移？”他在文物方面的整个思路，丝毫没有受到运动的影响。
在安徽省的文博队伍里，吴兴汉算是一个“老兵”了。我们去采访他时，他已经完全从岗位上退了下来，在家颐养天年。新中国才成立不久，还是在皖北区科普协会工作期间，省里刚组建博物馆的筹备处，他就调了进去，搞起了文物的征集工作。一九五四年秋天，中国科学院、国家文化部协同北京大学开办了一期全国文物考古训练班，他便有幸成了一个“北大人”。实习期间去西安时，又正巧碰上对半坡遗迹的发掘，他荣幸地成了其中的一名参与者。学成归来，回到安徽后不久，他就参加了两千五百年前春秋晚期蔡昭侯墓的发掘。当时出土各种精美的青铜器多达四百八十六件，各种玉器及金饰九十八件，这事轰动了中国的文物考古界！那时候出土的铜鼎、银壶，至今仍是安徽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吴兴汉护送那些出土文物到北京故宫的保和殿去展出时，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曾激动地说：“这真是动人心魄的重大发现！”
现在，包公墓要动迁，吴兴汉感到不可思议。他起个大早，乘坐从市政府广场开往东郊大兴集的班车，然后心急火燎地撵到黄泥坎。到了包公墓地，吴兴汉一路上悬着的那颗心，竟好像被谁猛地从胸腔中掏了出来，又重重地掼在岗头上。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眼前竟是一片凄凉而又狼藉的景象：虽然尚有十几座大小不一的土坟丘仍原封不动地凸现在那儿，包公的墓丘却分明已经被挖开，坟头不见了，原来是坟头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面目狰狞而丑陋的大坑，坑里盛满了肮脏不堪的秽水。
这情景看得吴兴汉的眼睛止不住一热，差点落下泪来。
问附近的农民，农民说，这包公墓早在五年前就被人挖开了。
看来，包公墓已无法实施保护，包氏家族的其他墓丘被破坏也只是迟早的事。惟一还可以去做的，就只有对包公墓群进行一次科学清理，以保护好其中的文物，并力所能及地获得比较完整的发掘资料。
从大兴集黄泥坎回来之后，吴兴汉就上上下下地忙活开了。
不幸中之大幸，省“万岁馆”的领导小组对这事十分重视。他们很快向上级写出了报告。当时安徽省的党政一把手李德生，不仅作出正式的批文，还拨出三万元专款，明确指示由省“万岁馆”、市文化局、合肥钢厂、大兴公社以及包公后裔联合成立一个“包公墓清理发掘领导小组”。
参加现场工作的人员具体名单很快得到落实，顺理成章地，吴兴汉担当起了这项清理发掘工作的主持人。由于这事引起了省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安徽日报》上登出的《通知》中所限定的迁坟日期，就变得毫无意义。
包公墓的清理发掘，在中国的文物考古史上，堪称一件大事。却因为发生在那样一个非常的年代，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介，从一开始就对它表示缄默，以致迄今鲜为人知。
但是吴兴汉记下了这个不该被遗忘的日子，这项足以牵动世人魂魄的发掘工作，是从一九七三年的四月十一日正式开始的。
第二章 挖出了包公墓
清理挖掘的队伍很快开进了黄泥坎。
省市各有关部门抽调出的人员集中到一块，竟也有三十多位。不能说人手少，但吴兴汉心里十分清楚，除去他和“万岁馆”派来的探墓技工陈廷献，其余的基本上可以说是门外汉。
当然，如果用“门外汉”来作比方，又肯定要闹笑话。仅就“万岁馆”抽来的七个同志中，姑娘们就占了一多半。她们不光不熟悉文物发掘工作上的常识，连这场面也不曾见到过，全是馆里在搞井冈山展览和安徽省革命史展览时，从一些单位先后调进“万岁馆”担任讲解工作的。
“万岁馆”抽来的方笃生，情况有些特殊。他在以后的发掘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最初决定抽调他参加时，他却是极不情愿的。他是个搞旧石器研究的人，在吴兴汉被派往北京大学接受考古工作训练后不久，他也就被派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去学习。他从事的专业与发掘包公墓风马牛不相及。包公只是北宋人，包公墓也只有八九百年的历史，同“古人类”扯不到一块去。
方笃生不想参加发掘组还有别的原因。“臭老九”的帽子还依然戴在他的头上，没事人家都把他这个搞旧石器、古人类的看成是搞“四旧”的，现在要去发掘的又是敏感的包公墓，究竟会引起些什么麻烦，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好在方笃生确实又是个经不住劝的人，看当讲解员的女同志都被动员了去，才一声不吭地去了黄泥坎。
迁移包公墓群，既然是合钢二厂的“建设需要”，工厂基建处的张国麟和王占魁，从一开始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包公墓清理发掘领导小组”的成员。他俩一个长得人高马大，一个又显得又矮又胖。这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相映成趣的两位“工人老大哥”的到来，不仅为发掘工作提供了物资供应上的保障，还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欢乐。
在这支不大不小的发掘队伍中，还有两位包公后裔：一个是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族内称他为“毛老爹”，是包公嫡系后裔八十多人之中辈分最高、年龄最长者；一个是包公三十四代孙包遵元。他俩都是包公祠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参加包公墓现场的清理工作，考虑的不光是在包公后裔中的辈分，或是年岁。组织上看重的是：两人均世代清苦，为典型的城市贫民，又不认识几个字。如果成分高、文化也高的话，组织上是不可能批准由他们二位作为代表的。这一点，在当时尤为重要。
别看“毛老爹”包义旭肚子里的墨水不多，心里却十分清楚。打从三岁那年起，他就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年年清明去给包公扫坟烧香磕头；每逢过年，包家阖族都要在包公祠的包公塑像前祭祖。包公在他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想当初，作为包家的后人，不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以钦佩、尊敬的目光望着他，让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身为包公的子孙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可如今，一个早上，包公变成了封建王朝的孝子贤孙，成为被横扫的“牛鬼蛇神”，先是包公祠被砸，接着包公墓被挖，今天还要他参加“领导小组”，彻底清理自己的祖坟。真不知道他有什么感受。
合肥市文化局最初派出的汪冰盈，是个女同志。虽然现场上的体力活有民工们去干，可是早出晚归的，中午连个休息的地方也没有，几天下来，还是让她感到吃不消，希望局里再抽调个男同志。就在文化局的领导研究抽谁合适时，才猛地想到了一个人，此人就是早就嚷嚷着想去搞文物工作的程如峰。
程如峰是一九四九年二月投笔从戎的老战士，离开部队后被分配到了合肥市委宣传部。参军之前，程如峰就是省立师范的一个高才生，转业后实指望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却不料屡屡遭挫：先是在市文联负责《合肥文艺》，刚把杂志办起来，“三年困难时期”突然撤销文联，杂志自然就停办了；后调入文化局，在剧目室编剧，刚刚才熟悉编剧的业务，文化大革命又将他赶出合肥，去了远离城市的长丰县杜集“五七”干校，一耗就是五六年光阴。从杜集“五七”干校重新回到合肥，回到文化系统之后，他就毅然决然要求去了文化局，成了合肥市历史上第一个文物专职人员。包公墓的挖掘，正好给了他开始新人生的大好机会。
爱动脑动手的程如峰很快成了吴兴汉的得力助手。
因为一切工作才刚刚开始，程如峰所具有的能力，一时半会儿还很难让人看得出来。因此，面对黄泥坎上的这支“杂牌军”，吴兴汉的心里一直不踏实。
吴兴汉最不踏实的，莫过于眼下这种糟糕的时局：所有图书馆的古籍书库和有关的历史文物均被尘封了。参加到发掘组里来的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话虽不多，却明确无误地告诉他，世代相传的包氏家谱及相关的文字材料全在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被付之一炬。就是说，必不可少的前期资料的准备工作无法进行，只能够两手空空，仓促上阵，“摸着石头过河”了。
幸好吴兴汉还有陈廷献。
陈廷献是洛阳人。洛阳地处中原，为东周、东汉、西晋等九朝的首都，地下的文物极为丰富，古往今来，盗墓者众。陈廷献就是盗墓世家之后，打小就练就一副非凡的身手。他凭借着一种特殊的工具，可以神奇地探入地下，无须先把坟包挖开，便可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墓，以及那墓的具体年代。解放后，陈廷献弃暗投明，一九五六年被请到安徽，成为安徽省博物馆著名的探墓技工。在轰动一时的寿县西门内春秋晚期蔡昭侯墓的发掘中，曾大大地露了一手。
陈廷献操使的那种特殊的工具，如今的文物考古界叫它“洛阳铲”。这是精明绝顶的洛阳铁匠和盗墓者，经过数代人的不断完善，共同创造出来的探墓之宝。那铲头看上去呈半圆形，中空，壁薄，口利，柄儿长，上面接着竹竿、木棒，或是系着麻绳，用它探入地下，就能把数丈之深的泥土取到地面上来，然后，从土的成色上分辨出墓土和原生地。洛阳以外的能工巧匠依样仿造，即便以假乱真，但就是不能从地下带上土来。
发掘包公墓，陈廷献自始至终都显得格外兴奋。剥夺一个挥惯了“洛阳铲”的人探墓的权利，这等于剥夺了他施展绝技的舞台。这是陈廷献最感无奈和苦闷的事情。探墓工作已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他人生的价值和荣誉。可是，文化大革命闹腾的七八年来闲得他心里发霉。现在一走上黄泥坎，大伙发现，他那一年四季黑黑的脸膛子泛出了红光。
陈廷献的工作是有条不紊的。他从墓群的外围打起，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打出了上百个“探眼”来。地下打上来的土，经过陈廷献认真辨认，结论出来了：上方，有一座主墓，地面上的坟丘最大，高约五米；地下的墓室也最大，长宽均在三四米之间，而且墓室是由坚硬的石料构筑。初步可以肯定，这当是包公墓无疑。
主墓的后面，即在“先茔之次”的位置上，有着十几座坟茔，大体匀称地分布于主墓中轴线的两侧。估计这是包公子孙之墓。
从“探眼”取上来的土色判断，左下方有一座小坟，远远偏离了整个墓群，又是座土坑墓，凭经验，料定它与包公的关系比较疏远。
陈廷献将地下墓室分布绘制成一张草图交予吴兴汉。吴兴汉十分满意。有了这些可靠的资料，他就可以下决心了。
吴兴汉决定先从位置卑下、偏离墓群的那座小墓开始动手。这可以理解为他是要先易后难，当然也是一种“投石问路”。
这多少也体现出了吴兴汉的个性，他是个做事比较稳重的人。这是他第一次发掘宋墓，宋墓的结构，他一点不了解；包公官至二品，二品官员的地宫会是什么样子，就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如果先从最高最大人人都说是包公墓的那座墓开始发掘，就太冒险了。从陈廷献探上来的地下墓土看，那座孤墓虽小，虽偏离墓群，其土色却是与其他大墓没有多大区别，也可判断为宋墓，因此，来个“投石问路”，无疑是能够摸索出一点经验的。
小墓的主人葬得并不深，墓上的封土高约三米，且呈不规则的半球形。从封土，到填土，都不见夯层，更没有发现夯窝，足见入葬时的匆忙和草率。这是座土坑墓，挖起来很方便，派上去的大兴公社的民兵，没费多大的气力，就清除掉了封土，露出了墓坑来。
看得出，墓坑的东西两壁略向内倾斜，呈现弧形；坑内的填土均为纯净的“五花土”，即“墓土”，既无夯层，更无任何扰乱迹象。但等到细心地除去棺木上的泥土，大家都吃了一惊：
挖出的，居然是一口楠木棺材！
楠木棺材的出现，使吴兴汉大为意外：小墓所葬的，分明不是一般的墓主！
尽管是土坑葬，尽管年代已经久远，楠木却还算好，透着一种纯粹的咖啡色，而上面原先刷着的黑漆，现在漆皮多半剥落于棺底的两侧。
待把棺木周围的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