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电影百年史-第6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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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拳》拍到结尾，却发生了一桩意外：成龙在与对手过招时，转身稍慢，被冒失的对手一脚踢中右眼，疼得他立时捂住眼睛失声大叫！鲜血涌出，他被送入了医院。医生的诊断是：眼角开裂。医生为他做了缝合。惧怕打针的成龙看到针线在脸上飞舞，惊吓得大呼小叫。伤口拆线后，成龙对镜审视，不禁笑了：好家伙，变成双眼皮了！
曾是京剧票友的名导演张彻，对成龙的节奏感赞不绝口。他说，《醉拳》以成龙特强的节奏感取胜，“尤其何仙姑的一段，掌握节奏妙到秋毫，确非一般人所能。到了超乎一般人的境界，亦可谓步上成功之路了”。
开始“职业警察”生涯
进入8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再一次飞速发展，功夫喜剧已经被香港观众司空见惯，成龙面临新的考验与挑战。成龙开始在他的大师兄洪金宝导演的《夏日福星》、《福星高照》、《奇谋妙计五福星》等影片中出演警察角色，将功夫、喜剧、警匪、枪战、大型特技等融为一体，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电影类型，并为80年代初的香港电影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从此成龙开始了他的“职业警察”生涯。
成龙最著名的是他自导自演的《A计划》（1983年）、《警察故事》（1985年）这两部影片。它们堪称成龙电影经典中的经典，主要特点是将传统的中国功夫片与西方现代的警匪片结合在一起，将传统的中国武术道德观念与现代的法律意识结合在一起。这两部影片的成功之后，《A计划》续集和《警察故事》续集等在制作上更加精致，票房也获得了极好的回报，从此，成龙的“警察故事”开始连续不断地讲下去。
我只想做第一个成龙
如果你问我，在与李小龙共度的时光里，你学到些什么？我会说，我学到了两样东西，两样对我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东西：第一，巨大的成功只跟远大的抱负相伴。第二，李小龙不是神话，也不是神。他是一个人！他是个值得你敬仰，但又无须顶礼膜拜的人。
后来，当我自己获得成功之后，我才开始理解李小龙当时的处境。如果你是超级明星的话，无论这意味着什么，总会有人这样对待你，就好像你不再是人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试图比较我和李小龙，并且使我们看上去像一对竞争者，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有李小龙可以做得到，而我办不到的事情；也有我可以办得到，而他却做不到的事情。而且，你要知道，我从来就不想成为第二个李小龙。我只想做第一个成龙。
我尽量把我的动作片国际化、喜剧化，但我的喜剧化也是要让别人知道我是在拼命的。你问我全身有多少处伤？啊，现在我数不过来。我全身每一处都受过伤，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在南斯拉夫拍戏时受伤，在脑袋上开刀，那里的医疗条件还不好，我以为自己要死掉了。开刀之后，我的改变就是做事更积极了，今天的事情我总是今天做。生命那么脆弱，我不会浪费我的每一天。
我不希望别人提起成龙时只知道他是动作英雄，我想要当真正的演员，只有演员的生涯才能长长久久。我想做像达斯汀·霍夫曼和罗伯特·德尼罗一样的演员，什么剧本也难不倒他。其实我每天都想尝试不同角色，只不过以前有人阻拦我，现在我可以拍我喜欢的戏了，所以我在积极地准备几个文戏剧本，不过这要看我有没有时间拍。
我在香港长大，曾经很洋化。但长大后，我才发觉中国文化的厉害。因此，在外国参加任何重大活动，我一定是穿唐装的。我为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而骄傲。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周润发在《英雄本色》中扮演的小马哥重情重义、以一敌百，吴宇森镜头下的浪漫英雄比张彻更张扬。
1986年《英雄本色》空前卖座
吴宇森开创黑帮“英雄片”潮流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香港电影出现了“英雄片”热潮，此潮流的首创者当属吴宇森和他的《英雄本色》，“英雄片”的出现进一步取代了武侠功夫片在动作类型中的主导地位。景观完全当代都市化，新式枪械武器取代了刀枪剑戟，武林门派之争也变换为黑帮利益之争。“江湖”也落实为错综复杂、明争暗斗的香港社会。在香港影评人评选的港片百部佳片内，《英雄本色》始终排名第一，它对港产片的影响可谓深远。
吴宇森：被暴力和信仰撕裂
如香港著名影评人石琪所说，“《英雄本色》触及男人的父子情、兄弟情、朋友情、男女情、冤屈受害之情与报仇雪恨之情，堪称多情而善感之作。”在此之后吴宇森坚持“英雄”路线，又拍出《喋血街头》、《辣手神探》，在美国完成《终极镖靶》、《断箭》等片，却难以超越《英雄本色》的丰盈与情理均衡。
曾摇摆于不同类型
吴宇森的生平带有传奇色彩，1948年生于广东，新中国成立后随家人定居香港。据他回忆，童年生活辛酸，一家大小无安身之所，父亲染痨病，周遭黑帮横行，生活一贫如洗。吴宇森自言年轻时，内心被暴力及信仰两种力量撕裂，因此这两种力量都成为他作品的重心。
吴宇森出身片场体系，最初任职国泰制片助理，1971年转投邵氏，成为大导演张彻的副导。他曾表示，从张彻那里学会炮制动作场面。吴宇森一直对张彻崇敬有加，但是却回避了张彻风格中的那股气壮山河的阳刚之气，少了几分大家风范，却多了几许个人风格。其1979年的作品《豪侠》，可视为向张彻男性情义的暴力电影传统致敬。而他获私人投资的首作《铁汉柔情》碍于过度暴力，经删剪后才获准于1975年公映。嘉禾公司赏识他并将之招至旗下。吴宇森多才多艺，执导功夫片之余，还协助许冠文，从对方身上学会炮制喜剧，1976年他执导的粤语戏曲片《帝女花》获得赞誉。1977年至1986年间，他先后执导了八部喜剧片，坦言当时的自己摇摆于不同类型之间，“我爱娱乐观众，令他们开怀大笑”，也爱描写暴力，“不少人看到人家挨打，情感会得到宣泄”。
无泪乃英雄本色
80年代初，“香港新浪潮”风起云涌，徐克、许鞍华、方育平、严浩等新导演崭露头角，吴宇森却因其作品票房惨淡，调职台湾监督新艺城的次级制作，并执导两部不太重要的喜剧。1983年他拍摄了沉郁的影片《英雄无泪》，讲述香港雇佣兵在越南的故事，但遭“雪藏”，至1986年才获准公映。事业的最低潮期，吴宇森与徐克决定重拍龙刚1967年的经典《英雄本色》。
1986年新版《英雄本色》面世，把重点从黄黑两道对释囚谢贤的逼害转移到黑道中人周润发、狄龙坚守不渝的友情，极力渲染周、狄两人生死与共的豪情义气。《英雄本色》并非港台江湖黑帮的内幕暴露，亦非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活脱脱英雄神话的再造，完全是创作者的主观愿望、感情的投射。影片上映后空前卖座，且开创了黑帮“英雄片”的电影潮流；此外，主演过张彻众多武侠片的狄龙亦因此再度当红，而周润发更成为香港极受欢迎的红星。1987年《英雄本色2》继后推出，虽然卖座依然，却远不及《英雄本色》。1989年吴宇森拍出更风格化的《喋血双雄》，在本土叫好又叫座，90年代初更受西方观众欢迎，使他有了突破。
能够把握自己命运，就是神
有人或以为“香港新浪潮”的主力干将多在西方电影学院进修，理应成为首批前往美国打天下的香港导演，殊不知率先走到美国的，却是出身片场的吴宇森，他默默闯进好莱坞，很有耐心地一步步走，终于凭《变脸》（1997）奠定自己A级导演的地位。吴宇森在好莱坞的成名，其实并无意外，其确实是香港导演中适应能力最强的一个，他先拍功夫片，再拍粤语戏曲片，然后是喜剧，每次都不负所托。
吴宇森一到美国，重新剪辑《终极标靶》（1993），以适应当地口味。该片为要通过美国电影检查，七度重剪，宣传时，也很聪明地借此大造文章。执导《断箭》（1996）时，监制兼拍档张家振说，要是此片成功，“吴宇森便有机会拍自己喜欢的东西了”。于是不仅有了《夺面双雄》（1997），还最终获选执导了《碟中碟2》。一度呼吁华人电影应勇于自我表达的吴宇森，开始解释离开香港的原因：“我不很像华人，无论从技巧、主题，或是电影语言来看，我都不属于华人传统。”
吴宇森已成为一个品牌，他的风格与题旨使得知音遍全球，甚至成为了国际通行证。在《英雄本色》中不要忘了小马哥的回答：“我就是神……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就是神。”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姜文、刘晓庆主演的《芙蓉镇》是谢晋导演的代表作品，谢晋表示，“拍《芙蓉镇》时是1986年，正是经过十年的沉淀，我不止一次地说过那正是一个出大作品的时代。”
1986年谢晋导演《芙蓉镇》
十年沉淀 时代造就
谢晋是现实主义电影的集大成者，其自成系列的影片几乎成为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电影不可逾越的经典。虽然在整个中国电影史的代际序列上，谢晋被归为“第三代”，但实际上他完成了对代际的超越。跨越时代的谢晋电影，仿若关于其个人与电影纠缠的“电影传奇”，有起伏，也有涨落，他将自己的身影投射在新中国电影发展浪潮的中心。
为了行将忘却的纪念
作为一种现在时态叙事和即时性观赏的艺术，电影与生俱来被打上了时代的印记。艺术家中的许多人，自己也未必情愿那么清醒或者清晰地保持这种与时代的联系，但也有一种人是自觉的，在他的作品中，既张扬着时代的耀斑和神采，也刻痕着时代的困顿与荒唐。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其中的种种也许不具隽永的意义，但由于它们最直观地反映着创作者心灵与彼时彼地的呼应，因而常常最有认识的价值。
谢晋的四十多年导演生涯，导演了二十几部电影，如《女篮五号》、《天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等等，拍的几乎都是当时的现实生活，一些对解放前旧中国的描述，也有现在时空作对比；仅有的三部历史题材，《鸦片战争》是其中之一，同样可以找到选材跟现实的某种契机。回顾这个作品系列，几近一本50年代以来社会起落的大事记，尽管不排除有大势所趋的受命之作，但大多还是发自被时代所裹挟的激情，无论所弄之潮后来被历史证明正逆与否，新潮再起依然乐此不疲。更有意思的是，虽然很早就有一只耳朵戴上了助听器，谢晋并非没有听见对他的各种惋惜与评说，比如如此“模式”终于埋没了一位本来有可能成就的国际级大师等等，他在意过，思考过，但最后还是不改初衷。于是一部当代电影史，无论从什么视角看都绕不开谢晋，比起共处一个时代而没有起落，也因此没有了活气的人们，谢晋的生存方式及其存在本身显出了不可替代的意义。
《芙蓉镇》是谢晋的高峰，认识《芙蓉镇》也是通向他的最好的路程。《芙蓉镇》至少做了一件对于中国电影功德无量的事——它用正面而完整的笔触，描写了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
这个“第一次”，在影片问世那会儿其实并没显得那么扎眼。由于影片改编自阅读率很高、又得过文学大奖的小说，由于当时对“文革”的反思还没有淡出文化观照的主体对象，《芙蓉镇》上映之初，更多的激赏包括对其艺术成就的争议，都并不在于本片直面历史、清算“文革”的胆识，而集中在谢晋在把握道德批判与历史批判关系上的得与失；即便在一年多以后影片莫名其妙地被“追批”之时，很少有人会想到，从此以后“文革”竟成了电影的题材禁区（当然并不全是因为这部影片）。一场十几亿人的十年所经验的精神浩劫，一段沉淀了那样凝重的创痛与教训的民族历史，已经快要沦为茶余饭后调侃气氛的段子，或者天真孩童以为大人瞎编的传奇。因此《芙蓉镇》几乎成为了对于忘却的纪念，人们有太多的理由怀念它，怀念它那“第一次”的勇气和激情，怀念它所代表、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