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电影百年史-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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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龙曾在不少影片中担任次要角色或群众演员，要说主角，还是1960年在《鸿雁》中扮演雷锋式的人物模范乡邮递员李云飞，引起影坛的注意。紧接着刘世龙接受导演苏里邀请，在《刘三姐》中饰刘三姐的情人阿牛哥。1964年长影投拍重点剧目《英雄儿女》，导演武兆堤在选择男主角王成时，首先请剧团提出推荐人选，剧团提出了两个人，武兆堤感觉都不太理想，提出要刘世龙出演这个角色。此前他曾经去参加电影《黄继光》的选角，结果没选上，心有不甘，而《英雄儿女》选角开始时，他却不再争取怕再次落选。当时厂领导也并不同意导演的决定，认为刘世龙的形象就适合演一个配角小兵。导演还是坚持试用，并对刘世龙说：“王成就是你，你要给我演好，你要再到部队去当兵。”刘世龙表示：“不蒸馒头争口气”，后来就到长春郊区他原来所在部队16军某部下连当兵。3个月后，导演武兆堤看到刘世龙身上的英雄气质很满意。
正式开拍了，刘世龙仔细读了文学剧本和分镜头本，并反复体会了“导演阐述”中对人物的要求，并对重场戏的表演层次、动作都作了充分考虑。单是拍摄王成冲过炮火硝烟的镜头，就吃尽了苦头。走场时，不点燃火药和烟幕弹，只注意奔跑路线，这倒比较容易做到。可到了实拍，刘世龙就要在不断有爆炸、遍地燃烧的火海里冲过去，跑了一遍，眉毛就烧光了，头发也被燎去一片，胳膊烧出了很多大泡，疼痛难忍。一遍不行，再来第二遍。这样每天拍戏结束时，别人身上都干干净净，而刘世龙却满身硝烟未散。就在这样危险的拍摄中刘世龙扮演的“王成”成为了银幕上的英雄。
口述影像：刘尚娴：一个鲜活的偶像
《英雄儿女》的剧组在全国范围内挑选演员时，上海姑娘刘尚娴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只有22岁。一天，导演谢晋到北京电影学院选演员，正巧赶上刘尚娴实习拍《北京人》去道具库借道具，一个照面，谢晋便认定眼前这个有点羞涩的姑娘是“王芳”最合适的人选，很像武兆堤和毛烽所要找的那种女演员。因为擦身而过，所以连名字也没有问，他们只好挨个屋找。当他们走进一间女生宿舍时，看到一个姑娘正在往床上放东西。武兆堤和毛烽眼前一亮，谢晋也看清正是看到的那位姑娘。
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的一期《大众电影》上一位读者写了一篇非常深情的文章，表达了少年时的他在“文革”时期观看《英雄儿女》时的真情实感，并对银幕上的“王芳”微妙的感情。摘选其中经典话语：“那时的女人除了头发是一种无污染的性别标志外，所有的曲线都深锁在肥大的外套里。她们是女先进、女队长、女书记、女英雄……而唯独不是女人。横眉竖眼、怒火喷烧是她们的常规武器，偶尔对战友的淡然一笑，也革命得跟蒸馏水一样，透明而没有气味……后来我认识了你——《英雄儿女》里光彩照人的王芳！我们相遇在队里的场院上。朝鲜的山洞开着金达莱，摇曳的青松上挂着军装的碎片，扬声器里隆隆的炮声牵着少年的热血奔跑在烽火硝烟里，你突然悠着两只小辫子款款走上高地，也走进了我们的梦。尽管机枪还在扫射我们已听不见了，只听见心跳的突突声……我们看见了一个鲜活的女人，我们看见了一个偶像。”
刘尚娴特意回信表示“谢谢你们没有忘记遥远时代的一部老影片……我和无数的同龄人一样，度过那个时代，滚进多次运动，历经风风雨雨，青春也消失在风雨中。所以，虽然还剩有“愿望”，但因没有了“翅膀”，也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65年 《地道战》
地面以下的大众狂欢
正如导演任旭东所说：“无论到城市和农村，发现凡是50岁以上的人，都看过《地道战》，而且看了不只一遍。”在娱乐信息还不像今天这般铺天盖地的年代，《地道战》确实令不止一代人兴味盎然地反复观看，虽然这种庞大的集体记忆背后是整个时代娱乐方式的贫乏，但不可否认，《地道战》仍然是那个时代里极少数能做到和大众的娱乐感官有直接联系的作品。
口述影像：地面以下的大众狂欢
《地道战》本是军教片
1963年初，军委总参指定八一电影制片厂来拍摄《地道战》的时候，是当作民兵传统教学片来拍的。目的是要体现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还要让观众能学到一些基本军事知识和对敌斗争的方法。虽然是军教片，但总参要求我们运用故事片的形式，因为故事比较吸引人，而厂长陈播知道我擅长拍故事片，就指派我参加由八一厂和工程兵组成的剧本创作小组。创作组到冀中地区进行采访之后，先由工程兵的两个参谋写提纲，他们不懂电影，写了两次都没通过审查。1964年底陈播又找了一个专业编剧来写，可他20多天写到3万多字还没看到“地道”两个字。到了1965年3月，陈播很急，对我说：“按你的设想写，想怎么拍就怎么写吧。”
高平村是高家庄的原型
1945年5月，高平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民兵队长刘傻子带领村里七八十人打退了1000多个日本鬼子，而且还打死了50多个。战争结束后他去打扫战场，结果被敌人打了回头炮。刘傻子就是影片中党支书高老忠和民兵队长高传宝的人物原型。按照剧情设计，高老忠最后和敌人同归于尽了，有人说是导演让他死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刘傻子也牺牲了。
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冉庄就是《地道战》中的高家庄，实际上我在影片拍摄之前从来没有到清苑冉庄采访过。1963年，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到北京、保定、石家庄等地的20几个村寻找拍摄素材，直到到了正定县的高平村，我才产生了灵感，也就是说高平村才是事实上的原型。因为高平村没有适合的拍摄场景，1965年我们四处选择外景，第一次来到冉庄，才发现它也是一个因为地道战而闻名的村庄。高平村比冉庄打得好，是“抗日先锋村”，但是没有冉庄保存得好，尤其是冉庄的十字街头和街心的三棵老槐树，很有古朴村庄的风貌。邻近的唐庄有三棵300多年的古杨树，李庄有很古朴的砖房和整齐的街道，我就把这三个村庄合而为一，定为“高家庄”的主要外景拍摄场地。
地道不是真地道
选好外景地之后，怎样将地道的规模、地道的战斗设施形象地体现在银幕上，成为一个最困扰的问题。采访中只在焦庄户发现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地道还保留着原始模样，另外一条在高平村的，看上去不像地道，倒像一条地下排水沟。幸亏总参的杨成武副总长派人给我送来了一本《冀中平原地道战争总结》的书，内容很丰富，有文字、有画图。最初设想是选一块地，开挖成地道断面，但估算了一下，觉得工程太浩大，成本太高，只好放弃。所以，实际上银幕上所有地道内的镜头画面都是在厂内搭景拍摄的。大家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巧妙运用摄影镜头和剪辑手法，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真正的地道战斗网。
删除“调味品”
刚开始我觉得，电影不能像课堂上课一样“干干巴巴”的，应该有点“调味品”、“水粉色彩”之类的东西，在第一稿剧本中我设计了许多“博观众一笑”的细节，但是都在审查时被删除了。例如：民兵队长和未婚妻子在地道里谈情说爱，大康和妻子在地洞里生孩子，淘气儿和素云吃烙饼逗乐子，牛娃从射击孔拽拉伪军腿等等。它们都被认为是没有任何教育价值，反而会冲淡主题，扭曲革命历史的真实性，脱离《地道战》主线的累赘。
因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人民战争思想充分体现出来，那么我们对于人物的塑造，情节和素材的提炼都要从政治效果出发，凡是不符合这个准则的，都要毫不留情地一律砍掉。军教片没有故事片的任务，人物不需要有个性。我在塑造高传宝这个民兵队长的形象的时候，也只是想让观众一看就觉得他是自己的民兵队长。这部影片发行了2800个拷贝，现在无论我到哪里，发现凡是50岁以上的人，都看过《地道战》，而且看了不止一遍。我自己对这部影片很满意，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63年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
悟历史于一刹 寻大道于一生
《中国电影发展史》迄今还是电影史写作的一个高度，并且一如既往地展现着电影作为学术的重量。几位著者为之倾尽心血，有人甚至因此在“文革”期间遭遇牢狱之灾，这些已经沉寂的传奇故事最终成为我们眼中一个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中的事件而显影。时隔40余年，也许此刻我们已经能够具备足够的冷静和客观，来看待这部经历了历史沉浮，和中国电影、中国电影理论研究及中国电影人紧密联系的著作。
在历史的荒原中失落想象的翅膀
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来说，1966年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之前，中国电影曾经的辉煌尚有据可查，这一年之后，历史便只能在想象中进行了。这年7月，一场针对《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运动最终演变为一场浩劫。陈荒煤1980年在再版序言中说：（当时，）被诬指为大毒草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纸型被毁掉，所有已经印好并已发行的书要收缴、追回，打成纸浆，全部销毁；紧接着，作者经过十多年搜集起来的有关中国电影的资料，也被用数辆卡车全部掠走（至今大部未能查明下落）。
在那些卡车上，应该装着1913年的《庄子试妻》，1920年的《春香闹学》，说不定还有1905年的《定军山》；应该有18集的《火烧红莲寺》，13集的《荒江女侠》，6集的《啼笑因缘》；应该有更多的张石川，更多的张善琨，更多的胡蝶，更多的上官云珠……那些车里胡乱堆着的电影画刊上，中国电影正在自顾自地热闹着……
那才是程季华、李少白们的宝贝，和这两卷本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比起来，这些宝贝是活着的历史，是随时可以说话的历史，是他们辛苦十数年的真正成就。对于长期困扰于路线之争的中国电影来说，后世因为它们有了重新评价的可能。它们的失落，意味着中国电影史的失落。
现在我们只能透过《中国电影发展史》附录的影片目录来想象历史。这目录已经足够惊心动魄，任何一个人，只要能为1905年以来的中国电影保留这样一份完整的目录便已是功德无量了。面对这样一个包含公司、片名和人名索引的庞大电影目录，任何研究者无法不叹为观止。
仅仅按照这个目录上所列，从1905年到1937年，中国就有1100部以上可考证的电影（只包含故事片、戏曲片、动画片，不含新闻片、纪录片、科教片）。这1100部片子中，至少有1080部是在1920年到1937年的17年间拍摄的。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平均每年故事片产量约六七十部；而在1921年到1931年的十年间，中国每年的故事片产量达到上百部。需要注意的是，这上百部影片大部分是民营公司的产品。在1925年前后，中国有175家影业公司，其中拍片的不少于50家。即使和当今中国比起来，民营电影在当时的兴盛也是惊人的。
因为这个目录，我们得以重新理解程季华、李少白们的良苦用心。就好像经过一次纷繁芜杂的拼图游戏，一具绣像终于在背景上隐现，透过《中国电影发展史》具有时代特色的言说方式，目录提醒我们，历史的轮廓依然清晰。但是也仅仅是轮廓而已。因为失落了那些在卡车上自顾自热闹着的图景，历史的荒原失去了探索的途径。我们的想象在轮廓上滑过，重新跌入无法起飞的泥底。
程季华：为《中国电影发展史》披挂“罪名”
远见卓识的一项决断
自1950年起，我着手收集中国电影史料，开展电影历史的研究，这个动议最早是由陈波儿提出的，她创办了培养演员的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并提出应该开设有关中国电影历史的课程，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教，她决定自己教，找我做助手来整理和收集电影资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1950年前苏联的《大百科全书》（第二版）需要“中国电影”的条目，宣传部把这个任务交给陈波儿，我协助她收集并初步整理相关史料，大约一万多字。后来该书出版后，发现这个“中国电影”的条目被删去很多，刊出的部分也是错误百出，而寄出的原稿至今未能要回。这篇文章其实是第一篇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论文。
“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