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电影百年史-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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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大历史：说着两种语言的电影
对比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那几年里香港这个“岛”与上海租界那个“岛”之间的异同是个很有趣的话题。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两地都是处于外敌包围之中而勉力支撑的弹丸自由之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至少在产量上，两地的电影业都达到了自己历史上的最高峰。香港的特点是，那时它的电影有着强烈的两面性，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走着两条不同的路线。
香港电影产业的出现也许可以从1923年黎民伟兄弟公开募股建立“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算起，这是香港第一家由港人成立的有规模的电影制片公司。1924年，“民新”开拍了香港第一部剧情长片《胭脂》，公映后大受欢迎。然而电影在港岛刚刚上路，就碰上了1925年的大罢工，当时的60多万人口中有25万人卷入了这次罢工，包括电影放映在内所有的娱乐活动全部中止，很多电影公司倒闭，民新公司也因之迁往上海。
一觉醒来就到了1930年，黎民伟之兄黎北海成立“香港影片公司”，拍摄了香港片的第一部大制作《左慈戏曹》，再往后，“联华”、“天一”等大公司纷纷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港片走向繁荣。期间必须要提到的是“天一”公司与粤剧名伶薛觉先合作推出的影片《白金龙》，今天大部分内地人听不懂原版港片都要拜此片所赐——这部《白金龙》是影史上第一部粤语发音的电影，且轰动了整个东南亚。自此之后，香港粤语片的拍摄蔚然成风，主导了上世纪30年代的香港影坛。这个局面到了1937年有了变化。首先是当时内地政府在“统一国语”的口号下，严禁华南电影界拍摄粤语片，不过时局纷乱，禁令鞭长莫及。直到日军占领上海，一批内地电影人南下香港，国语片才开始在香港影坛占据一席之地，这种双语并存的体制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结束。
香港的第一部国语电影是1938年上海新华公司在港拍摄的《貂蝉》，但真正有影响的国语片则是一年后蔡楚生导演的《孤岛天堂》。《孤岛天堂》讲的是上海租界里的故事，一群爱国者在一个舞女的帮助下暗杀汉奸，这种直接表现“抗日”电影在当时的上海租界已经被禁止拍摄，由此可见，同是“孤岛”，电影人在香港获得的自由要比在上海的多。
然而当时的香港影界显然并没有足够地利用这难得的自由，尤其是从事粤语片制作的本地影人，尽管也有《最后关头》、《前进曲》等多部“抗战”电影问世，但这些电影的票房一般，于是从1939年起，香港粤语片又回到了它固有的商业轨道，在发掘民间故事的名义下，拍摄了《狐狸精》、《扫把精》、《食人太太》、《古坟冤魂》等大量低劣的神怪电影。不过和上海孤岛电影不自觉地在商业潮流中获取高潮相比，香港还是有一批自觉的电影人，他们发起了一场“电影清洁运动”，降低了粗制滥造影片的出品数量。
香港和上海两处“孤岛”电影最大的不同出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之后，上海的电影业笙歌依旧，而香港的电影人则没有同日人合作，停止了拍片活动。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38年 “中制”与抗战电影
战火交织中的板块漂移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的电影制片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上海这个“东方好莱坞”。随着战火的蔓延，越来越多的影人离开上海，加入抗日救亡的队伍，中国的电影版图出现了一轮新的分化组合，形成了国统区、沦陷区、根据地、上海租界区及香港这四个板块。在国统区内，以中国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官办”影业主导了电影制作，这是之前的中国电影史所没有的。
电影大历史：那个年代的主旋律
好莱坞2004年暑期大片《后天》在全球同步上映后，便有人指出这样的电影属于美国的主旋律。其实，如果能把“主旋律”的定义看得广些的话，这样的理解并不难解释，人类文明在面对相似情况时总会做出共通的反应，传递出相同或相近的理念与精神。这里提到的相似情况，就比如灾难或者战争，而共通的反应与精神则是团结、爱国、奋不顾身……
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京卢沟桥地区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军民予以反击，从此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在随后的几个月间，上海、太原、南京等大城市相继失陷，虽然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而此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的重心却集中在武汉。
到1938年初，除了留守“孤岛”上海的一部分电影人外，大多数在上海电影的骨干分子都已撤离到武汉，成为文艺界抗战宣传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在这一协会中既有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共产党电影工作者，又有蔡楚生、洪深、袁牧之、沈西苓、史东山、应云卫、孙瑜、赵丹等上海电影界的精英，也有罗明佑、邵醉翁等电影界的经营巨子，还有多位当时国民党政府中的文化要员。在成立大会上，电影界抗战协会发表了宣言，其中表示“我们得坚强地团结起来，用同一的意志趋向同一的战斗目标”、“我们要将每一个电影从业人员锻炼成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勇敢的斗士，将自己献给祖国，将自己的工作献给神圣的抗战。”
抗战协会的成立不仅明确了当时电影界一致的斗争态度，也为此后几年的抗战电影提供了政治基础以及明确的创作方向。由于大批电影人的迁移，原本设在武汉的“汉口摄影场”扩充改建为中国电影制片厂，这里也成为了当时中国抗战电影拍摄制作最重要的一个基地。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里，“中制”扛起电影界的抗争大旗，仅在武汉沦陷以前，就创作出三部故事片、五十余部纪录片、新闻片和卡通歌集片，无论数量、类型还是影片质量，都可谓成绩斐然，唱响了危难时期的银幕“主旋律”。
1938年9月底，武汉方面战事吃紧，“中制”全体人员、设施迁移到了后方的重庆。在日军战机的不断骚扰下，“中制”的工作人员在非常艰苦与危险的情况重新建设片场，并坚持进行拍摄建设，这也许正是那个年代抗战影片让人感觉可亲可敬的真正原因。从1939年到1940年期间，“中制”达到一个创作的高峰时期，在众多的抗战题材影片中，有正面描写长沙会战民族各阶层反应的《胜利进行曲》（导演史东山），有反映农民积极支援抗战的《好丈夫》（导演史东山），有由日本战俘集体出演自身经历的《东亚之光》（导演何非光），有刻画敌伪特务经历思想转变的《火的洗礼》（导演孙瑜），有以抗敌宣传队工作为题材的《青年中国》（导演苏怡），还有描写少数民族同胞一致抗日的《塞上风云》（导演应云卫）……
不要以为这些影片都是口号式的作品，其中多数都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剧情也并非简单化的敌我矛盾，角色更不是脸谱一样的“高大全”英雄。就以《塞上风云》为例，影片的前半部分表现得更像是蒙、汉两族男女之间的恋情与误解，而经历过种种遭遇后才转向了共同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同仇敌忾，如此处理不仅让人信服，更叫人感觉赏心悦目。也许，那个年代的主旋律，还存有上海商业电影的灵动与智慧，当然还有全体创作者在经历民族苦难的真诚感受。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39…1940年 《东亚之光》
日本战俘与中国电影传奇
重庆时期，有众多的导演以拍摄抗战电影而闻名，如史东山、袁丛美等，而何非光可能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与大部分同时代导演相比，这位出生于台湾的导演的人生经历实在太过曲折。何非光于1940年执导的电影《东亚之光》也是他的传奇中浓重的一笔。此片的主要演员全部都由日本战俘出演，是当年的一大新闻事件。
电影大历史：不知所踪的电影旅程
1949年无疑是一个转折点，许多人旧有的生活戛然而止，新的生活在惶惑中刚刚开始。何非光是这些人中的一个。1949年以前他是名导，1949年以后他从影坛完全消失了。人们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内地和台湾两边都有他“死了”的传闻。而实际上他参加了解放军，后来又去了抗美援朝战场，一直平静地活到了1997年，以84岁高龄在上海去世。
被埋没了的何非光的一生其实是相当传奇的一生，这种传奇甚至渗透到了他拍摄电影的过程之中。何非光的编导生涯几乎都与抗日有关，从《保家乡》、《东亚之光》到《气壮山河》、《血溅樱花》，他是当年拍摄抗战电影最多的中国导演之一。导演处女作《保家乡》写的是沦陷区军民的抗敌斗争，有大量镜头是关于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老百姓的。而在重庆拍摄时，一个演群众角色的士兵不小心玩枪走火打死了一个人，结果自己也被枪毙。
何非光拍的最有名的电影是1940年的《东亚之光》，这部纪录片风格的电影片长30分钟，最大的特色是片中日本俘虏都是由真正的日本俘虏扮演的。影片主要内容是讲日本战俘的遭遇和觉醒，让战俘接受记者采访，反省侵略战争，在影片结尾，觉悟了的战俘参加了对敌宣传工作。
在《东亚之光》中有一个很有特色的长镜头被人称道，导演由横向推移转为纵向推移，拍的是俘虏宿舍内景，把宽敞的设有一排排整洁床位的宿舍以及活动于其中的战俘的身影都展示在观众面前，视觉效果非常好。何非光后来解释这样处理的原因：“当时很多人，尤其是国际上，不相信中国会俘虏这么多日本兵；日本舆论也说是中国的夸大宣传。所以我要拍一个完整的全景，来证明它的真实性。”“真实性”正是这部影片的优点，重庆“博爱村”战俘收容所的实景拍摄、日本战俘的现身说法都使这部影片很有说服力，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
在何非光拍于抗战后期的《气壮山河》和《血溅樱花》里，宣传了很多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抗日战争结束后，自1946年到1948年他导演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等5部电影，可以说正处于创造力旺盛期。他为什么放弃电影选择参加解放军？他的心路历程究竟是怎样的？没有任何资料提供给我们答案。何非光只留给我们一些浮光掠影的材料，这些材料基本没有深入过他的内心。
口述影像：他没有拍成最后一部电影
何非光是一个心态很开放的人，也很善良，并且他还是一个非常爱电影的人。在上世纪30年代拍完《昏狂》一片之后因揭露日本行径被日本人抓住并遣回台湾，后来在姐姐的帮助下再一次到日本留学，又再一次回到上海，这好像一个奇异的三角形，他辗转在这三者间。
何非光在抗战时拍了很多电影，是在那个时期拍片最多的导演，他的电影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题材十分广泛。因为儿时在台湾时，对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深有感触，当战火蔓延到上海时，更是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从《保家乡》到《东亚之光》，他把心血全部花在了拍抗战电影上，也做了非常之多的尝试，比如《东亚之光》拍摄真正的日本战俘，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这种尝试应该说在中国电影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后来他还拍摄了许多不同题材的影片。
上海解放后，何非光似乎“消失”了，其实他是参加了解放军。从朝鲜战场回来后，之所以没有回到电影界，是因为他被冠以“反革命”的罪名赶出了电影界。1958年，他被拘留了8个月，在上海虹口区人民法院，被抓的罪状有两条，一是拍摄反动电影，二是在重庆参加了国民党。很多年过去了，他一直痛苦地背着这些罪名，他没有工作，靠的是夫人部队复员的复员费维持生计。直到1979年，他提出上诉才最终被平反昭雪。后来，何非光就一直在上海文史资料馆做馆员，主要做资料统计工作。一直深居简出，很少讲话。
其实他的电影梦一刻也没有停，在1997年去世之前，他曾说，自己很想拍一部反映海外华人的影片，类似中国移民发展史的电影，不过这最终也只能成为他未了的心愿。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渔光曲》剧照
大上海流金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