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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学会飞翔 作者:[英]维多利亚·贝克汉姆_2-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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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我快被挤死了。”
    “不,不会的,维多利亚,我就在你身后。我会照顾你的。”
    我看不见他。我们被夹在人群里,靠得太近了。但我能感觉得到他的手还在我的肩上,他的手,他的声音就足以让我不会尖叫出来。他还是那么镇静,一如往常。不像我妈妈,总是紧张兮兮的。有人问我像谁,我说,像我爸。但每当我如此惊慌失措时,我知道我更像我妈妈。
    人群一阵晃动,又向我挤过来。我需要空间和空气。我被挤来挤去,爸爸在后面,我在中间,保镖在前面。他的身躯庞大,我能看见的只是他的后背,被汗湿透了。我几乎无法呼吸。只有一种声音比人群的喧嚣声更大,那就是在我耳中怦怦的心跳。我上台表演前也没有这么糟糕过。
    我没戴眼镜,处于半盲状态。但是我能感到黑压压的人群从右边直冲过来,一张张涂了油彩的脸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红的、白的、蓝的。一只手伸过来把我的棒球帽一推,正磕在我的眼上。我吓得浑身打颤。
    “我在这儿,‘高贵’,‘高贵’。”
    他们喝醉了。我能闻到啤酒的味道。狂笑,喊叫。他们扬着手,手指乱戳,醉醺醺地学着“高贵辣妹”的舞台姿势。
    “哦!‘高贵’。”
    “大奶子露出来!”
    不要和他们对视,“辣妹”组合的一个保安曾告诫我。这就是为什么名人总是戴着墨镜。就像我今天这样。我低下头。闪光灯闪了一下。红外线自动调焦的小红灯到处都是,就像枪上用的那种。聚光灯从我左边直照过来,穿过用来隔开观众和球场的铁丝网。铁丝网的那边尽是人,他们的手指从网格里戳过来,想要摸到我。那道栅栏真不该装。难道这些傻瓜没听说过西尔区事件?就是1989年足总杯半决赛,无数的人挤向铁丝网,死了96个。就在本周的电视上又播放了一次当时的场面,当值的两个警察正被起诉。
    “‘高贵’,我们爱你!”然后是一阵大笑,“我们只是开开玩笑!”
    我们走在艾因霍温球场四周狭长的水泥通道上,想回到我们的座位上去。我只是在往上走的时候曾看到通道是水泥的。现在,我什么都看不到,模模糊糊全是人影,还有伸长的胳膊,都想碰到我。
    这是2000年6 月12日,星期一。像每一个英格兰的客场一样,足协对每一件事都做了安排:从斯坦斯得乘专机到布鲁塞尔,再乘大巴到艾因霍温。司机把车停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因此我们得步行二十多分钟才能到达体育场。尽管如此,我们到那儿时离球赛开始还有两个小时。我们的座位在5 排中间,正对着球员进出的通道。我傻乎乎地坐在那儿,十分显眼,就像一只鲜亮的柠檬。有人看到我了,于是便出来了许多照相机。其中一些是新闻记者:很长的变焦镜头在我眼前直晃悠;也有一些是普通人,想拍一张快照拿去给朋友看。给他们看什么呢?看一个棒球帽遮住眼睛、情绪变化无常的女人?周边的观众几乎都还没有入场,我坐在那儿简直就像个白痴。我问保安,开赛前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好去吗?
    我的意思是这两个小时干些什么呢?读节目单吗?
    就在那时,我们听说了VIP 休息室。我们问坐在后排的大卫父母,泰德和桑德拉,他们是否想跟我们一道去,可他们说,不了,谢谢,他们宁愿呆在原处。
    VIP 休息室在球场的另一边,但是,因为体育场几乎没什么观众,我们只花了五分钟就到了那儿。他们为我们拿来了香槟。我母亲的朋友多琳从雅典赶过来,她一辈子都没看过足球赛。我们忙着和她闲聊,没注意到此时体育场已经坐满了人。现在,只剩下十分钟了,体育场拥挤不堪。感谢上帝,幸亏当初我决定不带布鲁克林来。他安全地留在伦敦我母亲家里,和我妹妹露易丝在一起。
    我从没想过要到艾因霍温来。我本想整个星期在伦敦的录音棚里制作我的独唱专辑。但是,不仅因为这个。大家对大卫寄予太多的希望,以至于我想我最好还是不要去。这就像每当大卫主罚一个重要的任意球或点球时,有时我想我还是不看为好。
    此时,大卫已经在球场上了,正在随意地踢着球,比赛前他们总会这样。在我走下台阶,进入这个噩梦般的场面时,我已经看到他了。哪怕不戴眼镜,我也能根据他在场上的一举一动认出他来,即使我看不到他后背上那个大大的7 号。但是,他没有看到我。他一直朝着另一个方向看,球场那边留给球员妻子、家人坐的地方。他总是在找我。他说,知道我在那儿能让他安心。我知道,他现在没看到我肯定要担心了。我本不该来的,我应该就坐在家里,和布鲁克林一起在电视上看他爸爸。那样的话,至少大卫知道他的家人是安全的。
    只有看过足球赛,你才会了解噪音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在我走进体育馆之前,我在电视里也曾看过足球赛。电视里听到的噪音不算什么,甚至装着大屏幕的酒吧里将你淹没的那些噪音也不算什么。马克,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有时带我到酒吧里看足球,和他的朋友们一道——这是他所认为的宵夜。最滑稽的是,我甚至在恩菲尔德一间酒吧里看过1996年欧锦赛对德国的半决赛,就是加里斯·索斯盖特射失点球的那一场。如果那时有人对我说我将嫁给一个足球运动员,我肯定不相信。那噪音恐怖得就像你站在月台上听到的快速列车发出的声音。那噪音将你吞没。那是一种让你想尖叫的噪音。
    穿着不要太惹眼,大卫曾说过。我知道所有其他球员的妻子将身着客场盛装——这是2000年欧锦赛英格兰的第一场比赛。还要带保安。我父亲和一个保安——他说,这就够了。可是,这不够。
    就在上周五,《每日镜报》发现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称我不去是冷落其他英格兰球员的妻子和女朋友。电台转播了这条消息。在我开车上班的路上,我听到首都电台正谈论此事。他们谈论着,似乎我是否到场关乎英格兰的胜败。菲尔·内维尔的妻子不打算去,加利·内维尔的妻子也不打算去。对她们,没有人说什么。他们只是喋喋不休地说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另眼相看。
    但是,难道他们不明白,我确实被“另眼相看”了。现在,有人用手对着其他球员的妻子指指戳戳吗?没有。即使她们身着“英格兰希望”盛装,没有人知道她们是谁。但是“高贵辣妹”——每个人都知道她要把他们的宝贝“金童”从曼联拉走,每个人都认识她是谁。英格兰最遭人恨的女人——我就是这么被称呼的。太好了。
    当一个足球球迷发泄愤恨时,他们会干什么?他们骂脏话。在我小的时候,妈妈常说起那句老话,棍子和石头会打断你的骨头,但是,人言永远不会伤着你。那时,我在学校总被欺负。但她错了,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
    我记得,我和大卫开始约会后不久,我妈妈来曼彻斯特看比赛。人群看到我时就开始唱“‘高贵辣妹’翘起你的屁股来”。妈妈问我:“他们在唱什么呢,维多利亚?”她只听到了“高贵辣妹”的字眼,其余的没听到。我的意思是,那有多尴尬?我只说我不知道,并请她再给我一包土豆条。
    我和大卫在老特拉福德受到的辱骂是可怕的——不过,至少这种辱骂从来没有演变成对身体的伤害,除非你把一家公司灯箱玻璃被砸碎的乒乓声也算在内——但是,自从2000年欧锦赛开赛以来,我们在英国媒体上听到的都是关于足球暴力以及流氓文化的事。人们以为我读报纸只是为了看看关于“高贵”和“小贝”他们写了些什么。如果我说对此不感兴趣,那是撒谎——正是他们刊印出来的那些谎言意味着我必须读一读那些废话。谎言,还有其他一些事情,简直太逼真了;你简直不明白那些照片是怎么拍下来的。你的照片,你孩子的,你丈夫的,你妹妹的,你妹妹的小女儿的,你母亲和你父亲的,以及任何一个其他人的,只要他们想把镜头伸进他们的生活探究一番。是的,我读那些报纸。但是,每天晚上我也看新闻。无论我有多累。事实上,这是我看的惟一的电视节目。因此,我知道在比利时发生了什么,英格兰球迷如何丢人现眼,已经挤满了警察局的号房。
    但是,大卫要我来。他说,我在那儿他踢得更好。
    我们回到座位上时,比赛刚刚开始。球场保安终于出现了,大约六个人,就像四轮驱动汽车的保险杠,不问任何问题,只是把人向后推。原来,他们把球员通行的地方用绳子隔了开来,难怪这地方拥挤不堪。
    大卫看到我时,他的脸上又绽开了那种笑容,一如往常。正如玛莉莲·梦露在《热情如火》中唱的,“我的脊梁骨成了牛奶蛋糊冻”。我忘记了一切,只知道我多么爱他,而且,幸运的是,他也爱我。
    我知道这场比赛对他有多重要。这么多的人在说贝克汉姆将要为我们拿下这场比赛。但是,世界杯中他们也这么讲,而那时他踢得很糟糕,接着他们就群起而攻之。杰罗米·克拉克申(英国著名汽车专栏记者)说他想用一根棒球棒把大卫打到一间四壁有软垫的牢房去。《每日镜报》有一张投镖靶活页,大卫的脸位于靶中心。《太阳报》搞了一个人体模型,照着大卫的样子打扮起来,给他套上一条莎笼裙和一件7 号球衣,然后把他吊起来,不是挂起来,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吊在伦敦南区一家酒馆外的绞架上,拍了一张照片并将它登在头版。没有哪一个足球运动员曾经受过媒体这样的非议。所以,打一场好比赛对他太重要了。
    他做到了。尽管比赛以平局告终,第一场对葡萄牙的比赛是2000年欧锦赛中英格兰三场比赛中踢得最好的一场。
    大卫踢得这么好,我为他骄傲。我一直看着我爸爸以检验我是否正确。他只是微笑。大卫做了两个球——意思是他将球传给了进球队员。我几乎要哭了,我太高兴了,对我来讲,这是闻所未闻的,任何一个曼联球迷都会告诉你,我并不是真的对足球感兴趣,我对足球的兴趣仅限于大卫在场上时。我不看球,我看大卫。如果这两者恰好统一,那么很好。
    每个人都知道,英格兰队比赛前,队员不允许探视家人,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比赛后队员仍然不允许探视。足球队,无论是曼联队还是英格兰队,被管理得像是集中营。那场比赛结束后我想做的就是拥抱大卫,告诉他我有多骄傲。但是,当终场哨声吹响,队员们脱下他们的队服给对方球员时,我们像是听话的小学生排着两列纵队,已经被领着回到我们的大巴上,返回机场,回家。
    在我们往体育馆外走时,我用手机发了一则短信。给他打电话毫无意义,我知道他会在淋浴间或浴室,队员们比赛后在一起就像一群小男孩儿。生活中,我们有一半时间花在彼此发信息上,另一半则是打电话。大卫的理疗医生甚至说他背部不适就是因为他耳朵上总黏着电话。但有时你有一些事情不想让别人听到,无论是你的妈妈、爸爸,还是司机、保安,抑或是化装师、发型师,或者“辣妹”组的姑娘。或者也许有人在谈话、听CD,此时拿起手机来闲聊是不礼貌的。音乐圈里有些人认为只要他们开心,他们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这纯粹取决于你的教养。有些人认为发送文本信息得手巧,但我不这么想。我像一个手机触摸打字员,虽说我的长指甲意味着我得用指侧按键,但哪个字母在什么位置我甚至想都不用想。
    就在我的手机显示屏上闪出“发送”字样时,我收到一个信号——大卫发来了信息。“立刻给我打电话,爱你无数,最最亲爱的。”我迅速摁了几个键,拨了我在睡梦中都能拨出的号,电话响了两声,然后是“你好”。
    其他人也许会嘲笑大卫的声音,但这是他们的事。我喜欢他的声音。
    “你好,宝贝儿,”我说,“我知道你认为我什么都不懂,但是你做得确实很好,我多么、多么为你骄傲啊。”
    “当你听说我做的事,我想你就不会感到骄傲了,维多利亚。”
    我感到我的心跳加倍了。
    “那么,你做了什么?”
    “我刚听说媒体拍到了一张我对球迷竖起手指的照片。”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在开玩笑,大卫。”我们一次又一次碰到这样的事。
    别理它,别理它就行了。
    “我只是无法忍受。”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碰到这样的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愚蠢的问题。我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些辱骂以及大卫的火爆脾气。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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