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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

元首与战争 作者:[英]戴维欧文-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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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吉尔格,舒尔兹最近在俄国前线阵亡,希特勒让他的兄弟理查德替补这个位置;理查德·舒尔兹以前曾是里宾特洛甫的副官,希特勒经常鼓励他和赫维尔取笑他们的上司里宾特洛甫。“傍晚舒尔兹和我讲了我们头头的可笑故事,”赫维尔在日记中慎重地写道,“元首大笑一阵,然后陷入了沉思。”
    然而,这对于里宾特洛甫来说可决非玩笑。里宾特洛甫一向小心翼翼地注意保护自己的权力,   6月9日,他曾请求希特勒把党的负责外国的组织移交给他的外交部,但是希特勒拒绝了。7月,关于是由罗森堡还是由里宾特洛甫负责对俄国的宣传工作——例如,关于俘获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布以及俄国暴行的问题——又引起了一场争吵,希特勒别具匠心地决定,同时给他们俩以放手处理的权力。于是,罗森堡7月中旬成立的负责处理俄国和波罗的海国家问题的新部对于这位外交部长就象公牛看到一块红布,一见即怒。
    28日,里宾特洛甫寻找机会和希特勒激烈地吵了一架,对希特勒的攻打俄国的决定进行了种种非难。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闷热的夏日。希特勒勃然大怒,假装中风,瘫倒在一把椅子上,气喘吁吁地对吓呆了的里宾特洛甫说,他决不允许再对他的决定提出异议。里宾特洛甫作了回答。里宾特洛甫也好象遭到永不康复的损害,从那天起他就得了剧烈的偏头痛症,右臂和右腿时而发生功能性麻痹,一直将他折磨到五年之后被处死刑为止。按以往惯例,在这种情况下,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部长职位将被他人取代。由谁取代?也许是戈培尔,此人早就虎视眈眈,耐心地等待取代他的那一天。然而希特勒却责令拉麦斯通知外交部,战时外交部必须靠边站,直到炮声停止轰鸣。也许希特勒不满意当时的许多事件(他甚至怀疑日本人私下里向罗斯福妥协,给他自由处理欧洲的权力),激起了他对外交部的反感。
    五年来,阿道夫希特勒本人的健康第一次变坏,这对1941年夏季的军事上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年前法国战役结束时,他曾说自己呼吸困难,并在慕尼黑做了X光透视,莫勒尔医生担心是胸膜炎。俄国战役的沉重压力,加上“狼穴”建在炎热、疟疾猖獗的地区,严重地影响了这位独裁者的健康。更糟的是马祖里的咸水使他染上了痢疾,直到8月中旬,他腹泻,胃痛,恶心,四肢酸痛,浑身打寒颤,发高烧,整整折磨了他十四天。在这两周,意义重大的关于战略的争论正在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之间展开,而他身体的衰弱削弱了对他们的慑服力,他的宏伟战略——用北方集团军和南方集团军造成巨大的包围运动,从后方包围莫斯科,遭到勃劳希契和他的总部的反对,并移花接木,取而代之,他们赞成用冯·包克陆军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直接攻打莫斯科。勃劳希契呆在柏林对希特勒的命令不加理睬,由于条件所限,希特勒不能离开战地大本营。当这位陆军总司令罕见的拜访一次“狼穴”的时候,希特勒警告说,这样下去,前线显然会变得一无进展,如同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但他的警告毫无用途。哈尔德当然意识到希特勒病得太厉害,不能反对陆军。“尽管元首身体不舒服,”这位将军在8月8日写道,“他还是给总司令作丁关于他想要如何使用空军飞行中队的最详细指示……”
    8月18日戈培尔拜访希特勒的时候,希特勒仍很虚弱。“很不幸,他看上去有点儿过度疲劳,不健康,”这位宣传部长写道,”这很可能是痢疾把他折磨成这个样,也可能是最近几个星期的体力消耗所致。”只是在后来希特勒的军事计划才为大家所认识,于是战局出现了转机,因为冬天到来的时候,包克的集团军仍在莫斯科外边。戈林后来对俘虏他的人说:“今天我仍然认为,要不是希特勒原来的天才计划被冲淡,东方战役最迟在1942年年初就胜局已定了。”
    然而,希特勒在1941年夏天的那场病,使他失去的不只是莫斯科。8月14日,莫勒尔医生给希特勒作了心电图,研究他的心脏。心电图送到心脏病权威、瑙海姆浴场的心脏协会主任卡尔,韦伯那里,只通知韦伯说,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外交官”的心电图。韦伯根据图录确了诊,“A患者”患的是实际上不能治愈的心脏病:发展很快的冠状动脉硬化。象希特勒这样年纪的人,得这种病并非反常。不过,从此就会常发生心绞痛(胸骨下面突然一阵剧痛)或者形成栓塞(血管突然堵塞)危及他的生命。没有证据表明把这个心脏诊断告诉了希特勒,不过后来他说只能再活二,三年,可能是针对这个说的。很可能莫勒尔没告诉他真情,因为后来希特勒在场的时候,他坚持说希特勒的心脏和其他器官都很好。然而莫勒尔私下里开始钻研有关心脏的教科书,在希特勒的装得满满的柜橱里又添加了药品。每隔二、三个星期,莫勒尔就给希特勒静脉注射0.02毫克的强心剂一一毒毛旋花子甙;他还交替着用prostrophauta注射,这里面既含有毒毛旋花子甙,又有右旋糖和维生素B(烟碱)。为了克服希特勒的循环系统的机能不全,莫勒尔在1941年下半年还偶尔让希特勒内服卡地阿唑和可拉明。第二年春天,莫勒尔又给这个越来越长的药单加上另—种药:抗交感神经药。一种大约等于百分之一的肾上腺素的效能注射溶液,目的是调节希特勒的心脏活动并克服他的心血管机能不全。
    那午整个冬天,莫勒尔每天都去“狼穴”。往希特勒静脉里注射的药量越来越大,他驯服地接受了他的粗壮肥胖的医生对这种情况的解释。“莫勒尔告诉我,我的精力消耗和在热带生活的人——样高,因为我总是不间断的紧张工作,”希特勒向另—位医生重复了这话。他还说“莫勒尔仍在搞研究,他的著作越来越多。”然而,莫勒尔的“A患者”并非是个对医学毫无所知的人。他比大多数外行知道得多。“他懂得血凝结与血栓形成的关系、烟碱对心肌的作用,以及牙齿与上颌骨瘘管发炎可能发生的联系,”一位和希特勒作了长时间谈话的医生这样评论说。
     “长时间谈话”可能是用词不当;希特勒的谈话总是滔滔不绝,别人无法插嘴,用浓厚的奥地利方言讲给他的老朋友们,他们聚集在他的暗堡里,或者在午饭和晚饭时坐在长长的椭圆形桌子旁,约德尔在他左边,象斯佩尔或戈培尔这样的从远处来的客人坐在他右边,他的大本营人员——联络官们、年轻的副官们和秘书们一一坐在指定的位置上。希特勒总是谈党和基督教。“我们—定不要有同宗教展开斗争的想法,让它自行消亡!”
    一位希特勒的忠实的秘书在1941年6月中旬写道:
    “在和元首傍晚的谈话中,宗教成了主要话题……元首的谈话令人折服,比如他解释,从文化教养上来说,基督教怎样以其谎言和伪善将人类的发展向后拉回了二千年。的确,我必须开始记录下元首说的话。都是因为他召开的这些会太长了,使人会后精疲力尽,什么也不愿意写了。前天晚上,我们离开元首暗堡时,天已经亮了。即使到了这时候,我们也没象一搬人那样上床睡觉,而是朝厨房走去,吃上几块饼,然后迎着东升的太阳散步两个小时,走过农场的空地和放牧的围场走过长满了在晨曦中闪耀着红光和白光的三叶草的小丘,你可以尽情欣赏仙境般的美景,然后回去睡觉。下午2、3点以前我们是起不来的。没有规律的生活……象我们这样的奇怪职业大概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了:我们吃,我们喝,我们睡,时而我们打打字,时而我们连续陪伴他几小时。最近我们的确使自己有点用了一一我们采了一些鲜花,好使他的暗堡看上去不那么毫无装饰。”

  永远的千年帝国—元首与战争—第三部—基辅
基     辅

    希特勒在新年公告中曾向德国人民许诺,1941年年末将结束这场战争。到8月中旬,他就知道这种诺言不能兑现了。的确,直到这年年末,就连年中要夺得的目标——列宁格勒、莫斯科,罗斯托夫——一个也没夺下来,因为这支既受参谋总部的条条束缚又受元首的直觉左右的侵略军,由于冬天的降临,受到了阻碍。
    参谋总部主张必须首先消灭敌人军事力量;而1941年8月正是提莫申科元帅将红军大量集结在莫斯科前沿的时候。因而陆军元帅冯·包克的中央集团军必须向莫斯科进军,其他北线和南线两路集团军严格说来是作辅助性的进攻。包克,这位腰板笔直,瘦骨嶙峋的高个子普鲁士专家同意了。可是4日,当攻打斯摩棱斯克的战役即将结束,正把又一批三十万俄国俘虏押送西方,希特勒来视察了,非常明显,这位元首对战役下一个阶段的打法还没拿定主意。原因之一是,希特勒仍然陶醉于包克的“历史性的大捷”之中,而且脑子里充满了为东线制定的新秩序。“现在我们要在这儿建设千年秩序,”那天大清早希特勒离开大本营时这样嚷道。原因之二是谁也难以准确估计俄国的“军事力量”。哈尔德愁眉苦脸地承认,人人都低估了苏联这个庞然大物。“我们攻打他们时,认为他们有二百个师。可到现在,我们数出来的就有三百六十个……而且,消灭他们十几个师,他们很快就会补上十几个。”
    很清楚,敌军兵力并非“白色方案”和“黄色方案”估计的数目。俄国的人力储备实际上是无限的。哈尔德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攻打象莫斯科这样的面积广大的工业都市。对希特勒来说,目前的出路和最后的出路都在更远的那边——在苏联的原料中心,食品,铁矿,煤和石油的资源区,特别是哈尔克夫那边的顿尼兹一带:“这是整个苏联的经济基础。”他对一位前来采访的外交官员解释说,“我们很快就占领俄国最富有的经济区,那里拥有俄国百分之六十一的铁和百分之三十五的钼,等我们切断他们从南方来的石油供应,布尔什维主义的命运就算注定了。”
    8月6日希特勒来到南方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乌克兰的别尔吉切夫城,看望伦斯德和安东奈斯库将军,(伦斯德的司令部设在苏联从前的一个军事学校里。当天赫维尔记载道:“我们漫步穿过别尔吉切夫,被毁的修道院,   敞开的棺材,死亡,鬼一样的城镇。许多犹太人,古老的小房,肥沃的土地。酷热。返回飞行了三小时。”)希特勒差不多已拿定了主意。他要向西南方面的油田发动主攻,同时在北线对列宁格勒的进攻要从卢加桥头堡开始。莫斯科将放到最后解决。气象学家肯定,无论如何中心地带的干燥天气要比南方长些。可是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没有果决地发布指令。
    在“狼穴”,希特勒每天上午和傍晚都在开军事会议。对于那些照例必须到会的人员真成了可怕的负担——元首照常不误的独角戏占据大部分舞台,在对一般原则议论的嗡嗡声中混杂着对于最低层军事指挥的仓促决定。会议一开就是几小时,消耗着将军们的精力,尽管他们严肃地意识到在别处还有更急迫的事情。这里的气氛令人沮丧。无论哪位将领都不想在如此众多的唯命是从的听众面前说出心里话。在希特勒的正式人员中,仅有陆军副官恩格尔少校机敏过人,舌剑唇枪,余者多以外交方式待人接物。至于那些司令们,他们觉得私下里才能同希特勒推心置腹地淡话。但是其中也有伦斯德、莱希瑙、古德里安,曼斯坦因,后来还有米尔契,蔡茨勒和费迪南德·舒埃纳尔等少数几位具备应有的勇气。
    在第一安全区里,生活是围绕希特勒转的,当希特勒外出视察前线司令部时,好象把整个发电机从发电厂拆出去一样。那些持有特许进院证的人的确受到了偏爱。对这些军官和纳粹党的官员来说,希特勒把自己女职员带到这神圣的半英亩地面上来,真是不可饶恕的行为;然而希特勒几乎以喜剧性的嫉妒保卫着他的女士们,急促地叫年青的瓦尔特·赫维尔把他最迷人的格尔达,达拉诺斯克叫来,为他打些字,而不用他自己的办事员。有一个希特勒秘书写道:
    “即使在战争期间,元首周围也有私人职员,特别还有我们两个女的,当然我们就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关于第一食堂里的夜间评论,一个老人告诉了我,我气愤极了,因为我们不是来野游的,而是元首让我们来的,元首还坚持说,没有我们,他就无法工作。当着这些先生的面,他就不只一次强调过没有我们……他将会搞得一团糟……元首说这话的几天后,又问武装部队副官(施蒙特)是否在下一个大本营中为女士们支起了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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