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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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介所招工名义诱骗求职女的歹念。２００３年５月到１０月间，马勇单独或与段智群一起多次到职介所，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职介所后，再利用招聘单位在现场留下的招聘资料和空出的桌椅，冒充招聘者，以招工、察看厂房的名义，诱骗求职单身女青年到他的出租屋，以扼颈等暴力手段将求职女青年杀害，劫取财物。然后碎尸并抛尸。这个案件的侦破，是因为有多名女青年失踪，其亲属向新闻媒体求助，《晶报》作了连续的报道，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重视，决定立案侦察。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４日，终于将马勇抓获，紧接着抓了段智群。自然，这两人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为那些冤死者抵命。
４。黄、赌、毒犯罪日趋严重。组织、强迫、容留妇女卖淫、赌博、吸毒贩卖毒品案件增多。在深圳的一些地方，组织、强迫、容留妇女卖淫的现象比较严重，并滋生了一些专以卖淫女为作案对象的犯罪团伙（你卖淫女挣钱多，我就打你钱的主意）。内地和香港的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在内地组织女青年偷渡到香港卖淫。中级人民法院20０３年审判的、深港警方“火百合”联合行动破获的一起卖淫案，共抓获香港和内地犯罪分子１３人。根据公安部公布的数字，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１００多万人，而实际数字远远高出于此。深圳某些娱乐场所贩卖、吸食“摇头丸”、“Ｋ粉”情况非常严重。走私、贩卖毒品案件数量巨大。如庄楚城等１４名犯罪（８人是香港居民）制贩“冰毒案”，固体冰毒达几千公斤。他们在武汉开设液态冰毒加工厂，生产液态冰毒２２吨，然后经提纯后向境外，主要是向我国台湾、日本贩卖，该案是我国目前破获的最大冰毒案。法院判处其中８名罪犯死刑、３名罪犯死缓、３名罪犯无期徒刑。再如香港人吴少婷走私毒品案，准备向南非走私管制精神药物“安眠酮”３．６８吨。这批药物在国内生产成本不到万元，如果运到南非，价值可以达到４亿元。
５。外来人口犯罪团伙作案中逐渐表现出“专业性”、“智能化”的特点，有向犯罪集团发展的趋势，有的带有一定的黑社会色彩。以前在美国、我国香港电影中看到的高科技犯罪的手段，开始在深圳市频发。如伪造信用卡诈骗案；再如以香港人为首的盗窃凌志车团伙案，就是利用解码器，专门盗窃高档凌志车。为了逃避打击，犯罪团伙专业分工十分明确，如以香港人陈某某为首的入境盗窃、改装、销赃一条龙。再如20０３年１０月破获的发生在罗湖草埔、泥岗许崇茂等６名犯罪分子系列拐卖儿童案。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以来至２００３年９月，草埔周边地区出现潮汕地区外来打工人员的３～５岁男童离奇失踪案，失踪儿童达１７人之多。该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崇茂专门负责拐卖儿童，得手后立即坐车到揭阳或潮阳，交给潮阳人陈钦松找买主。陈钦松又通过周映城（揭阳人）、邱惠科（揭阳人）等人中间转手将儿童贩卖，整个时间大约在3天左右处置完毕。
打工人员多且鱼龙混杂，这些情况在所难免。据专家分析，进入深圳的外来人口与深圳市民社会心理、社会情感、社会认同和社会价值观念上的隔阂、对立、分裂的矛盾，使外来人口永远处于流动的态势之中，无认同感、无安定感、更无长久居住的打算和安排，在其心理上产生了深圳永远不是自己的家的感受。这既影响了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以及子女的教育和培养，又导致其心理上产生受歧视、受排斥的感觉，引起其对社会的理解偏差，出现了反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
在另一个侧面上，即公安民警这个侧面上，也存在着相当的不足。
我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警察，是按在市人口编制的，即深圳是按504万人的城市规模安排警察，而现在在深人众却突破了1000万人。这就是说，深圳的警察比其他城市少了一半。
不但如此，伦敦的警察是每万人配备554名，纽约配备498名，上海配备35人，北京配备33人，广州配备34人，而深圳只配备24人。警力的严重不足，不但影响了破案，也影响了治安。因此，在2004年里，深圳准备扩编警察4200人，扩编法院500人，检察院300人。采访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李岩庭长时，他告诉我，法院的刑审人员只不过60余人，一年要办8000余宗案件，人均一年要办118件案子，每天晚上都加班是正常的，星期六、星期天也难得休息。宝安区有9个审讯员，一年办案超过2400件，在200多天里，几乎天天开庭审案，所以，提高办案人员的素质和增加编制势在必行。
警察与罪犯的对垒肯定是一种最典型的博弈。当气喘吁吁的牛魔王变成了一头如山大牛后，孙悟空和他的金箍棒还不喝声“长”，那这场决斗便非落败不可。
● 当务之急是改善管理环境
外来民工在城市里犯罪较为严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据许多城市的调查，外来民工犯罪案件占总犯罪案的比重，已经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３０％上升到了５０％。
“在北京市，流动人口犯罪人数占全市犯罪人数的比重，１９８０年为３．４１％，１９８８年为２３．３％，１９９４年为５６％。在北京的外地农民犯罪人数占外来人口犯罪的７０％以上，北京的外来民工犯罪活动中，盗窃犯罪最多。
“上海是我国重点开放的沿海特大城市，对外来民工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从１９８４到１９８８年，据上海市的抽样调查，上海市流动人口犯罪数占全市犯罪总数的比重由１０．８％增加到３１．４％。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８年，据上海市公安局统计，流动人口犯罪比重由３１．４％上升到５８．０％还多，并有不断增强的趋势。流动人口犯罪已由城市犯罪的次要成分转变为主要成分。”（《中国农民工考察》余红、丁骋骋著，昆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５月出版）
劳动力市场求职的民工们（之一）虽然外出民工在城市犯罪的现象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总的来讲，这些犯罪在外出农民中只占少数。一般在城市里有固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来源的人，他们不会选择去犯罪。这些犯案人员绝大多数为“三无”人员，他们占外出务工农民的５％左右。他们中有的是流窜犯，有的本来就是农村中的小痞子，一无所长，不务正业。当然也有一些抱着侥幸心理的人。有些外来民工刚到城市，心理一下子很难适应。人生地不熟，甚至怀着一种恐惧。有的人由于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回去。因为没有挣到钱这样回去，会被村子里的人嘲笑。然而待在城里又没有经济来源，最后走上犯罪道路。
据对外来人口密集的上海浦东新区的调查，１９９４年１～７月共查处违法犯罪外来人口千余人，占该区犯罪人员总数的６０％以上，在刑事作案人员中，外来民工占７３．４％。在对全区所调查的７８２个外来人口聚集点中，共查获有违法犯罪和发现违法犯罪嫌疑的聚集点８８个，占１１．３％。１９９４年，全国公安机关查获暂住人口中违法犯罪人员５６．９万人，违法犯罪率高达１２．８％，约占全国平均违法犯罪率的４倍。上海、北京的外来民工刑事犯罪占总犯罪的比例都在５０％以上。广州高达８０％。此外，流浪乞讨、卖淫嫖娼、贩毒吸毒、黑社会组织，都与外来流动民工相关。据１９９９年２月对武汉市公安局第一收容所的调查，在从事卖淫的女子中有近８０％的人来自农村流入城市的“三无”人员；１９９８年初，南京市妇联对２４０名收容教养的妇女进行调查，其中外来无业人员占４６％。（《社会分层中的边缘群体及其游民化问题》《社会》刘义强／文）
有报道说，在大连，一个大厦雇用了１４个保安，就有８个监守自盗，占据了全体保安的近６０％。
据《辽沈晚报》报道，因监守自盗，大连一家大厦雇用的１４个保安有８个被判处半年到５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去年６月１４日，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派出所接到报案，辖区内港湾广场附近某商厦发生盗窃案，一经理办公室的抽屉里的１．１２万元现金被盗。办案刑警通过内部走访了解到，这家大厦有１０多人曾被偷过。刑警们分析后认为，这些案件很可能是内盗，而嫌疑最大的是大厦的保洁员和保安员。
当日下午，刑警们召集大厦所有保洁员和保安员开会，要求作案人员立即投案自首。随即，２名保安投案自首，经过审理，又有６名保安因监守自盗被拘捕。而大厦一共只有１４名保安。据办案的刑警介绍，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到２００３年６月，这８名保安在大厦内共作案１３起。他们利用值夜班的机会，到消防监控中心骗取大厦备用钥匙，开门入室盗窃，或从卫生间爬出，再从外面把写字间窗户打开，进行盗窃。
据介绍，这１４名保安都是大厦自己雇用的。大连市中山区保安服务公司经理张成师说，按照有关规定，只有公安机关批准成立的保安服务公司才可以向社会提供保安服务，企业、宾馆无权自行向社会招聘保安。正规保安服务公司的保安都经过严格审查，进入公司后还要经过严格培训。
尽管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对于民工犯罪问题作了多种原因的分析，笔者却以为，那种一、二、三、四式孤立的原因分析其实说明不了根本的原因。
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物质极大地丰富了，“当官”不再只是为人民服务，还有一个目的是为自己捞取利益；农民进城，他们的原始欲望像瓶子里的魔鬼一样被释放出来了，在“贪欲”的指使下，挣钱、做官，尽快（哪怕不劳而获）获得“权、钱、名、色”的心理在迅速膨胀，在这个前提下，守得住道德底线的人保持着清贫与高尚，守不住底线的人堕落成罪犯。而“贪欲”，在某些高官——公务人员（银行职员、警务人员等等）——大款（企业主、承包商等等）——小民（农民工等）之间构成了一根相互连贯、相互激化的链条。在互激的状态下，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产生了“倍增效应”。
请看——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非法收受贿赂和不能说明原因的钱额达近千万元。
广东省江门市的鹤山市，本是一个县级小市，该市原市委书记张汝韶夫妇却有千万元存款不能说明来源。
还有一位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人称“三光书记”，他的特点是把“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据报载：他收受贿赂234万元，无合法来源230万元；有一百多个人向他送钱送物，其中列入检察机关起诉书上的就有60多人，为的是向他买一官半职，他的“卖价”是10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林龙飞手中有一个小册子，记录着与他发生关系的几十个女人的姓名。与他长期保持情人关系的就不下十几人。
最惊人的是，贫穷之地的贵州，原交通局局长卢万里，竟索贿两千多万元，还有两千多万元财产来历不明。
民工出外打工，平均每人一年能寄回家中4000元钱补贴生活，那就谢天谢地了。如此说来，一个贪官，他贪去的竟是２０００～８０００个民工一年的血汗钱。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对比！
不仅仅是对比！
贵州省原交通局长卢万里，他受贿与索贿的正是修公路的公款或投资款，那些承包人和大包工头要向他行贿，才能拉到包工的活计。由于这种行贿，使承包的活计短了款项，不能正常付给农民工工资。劳无所得的农民，对政府和官员的信任度迅速减退，他们的冤屈和痛苦，不再向“公仆”们倾诉，而只想着用自己的力量（暴力报复、偷盗报复等）来解决。于是，他们犯罪了，这种罪又使他们受到了牢狱之灾。那些坏警察、坏劳教人员又使他们的改造——向好人的转化中变得更坏——对社会更加缺乏信心和不满。渐渐地，在这相关的、上上下下的人际关系中，形成了一条“作恶链”，这根链条在相互激化中旋动着，向着更恶化的境地前行着，可怕地前行着……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他们做出的损民害民之举，正是民工得不到报酬的悲剧之源，也是社会动乱之源。
就北京市２００３这一年，法院判处了１８０３８名罪犯，检察院立案查处了３８６名官员。在赞扬这些执法单位工作努力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治安形势的严峻。
在国家的执法人员中，例如警察，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