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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

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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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继父的诗词中,方知大词典曾经设在到北平最美、最尊贵之处,原来得益于钱玄同先生的主张。但如今也有不了然的事,从上引诗注中,知道继父为汉语大词典至少是从1928年(民国十七年)至1949年做了大量的工作。1949年中国大词典编纂处改属北师大、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母亲继续在那里当缮写员直到1961年11月退休。196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语言研究所还送了母亲几本,她转送我一本。可是在词典中无一处提到黎老曾经付出的辛劳。难道《现代汉语词典》不是在他黎老领导下的中国大词典编纂处基础上完成的吗?

    还是回述1947年吧?那天偶遇游行演唱队伍后,已感到古城的恬静中孕育着一种新的力量,似乎见到了内战的侧影,我若考入师大,是否也会投身其中?此刻我还不懂何谓“革命”,一切都还是朦胧的,我也没有多想。

    考学前妈妈和继父从南京开会回来了,还带来了守诚的6寸彩照,真可谓是无可挑剔的英俊青年。守诚从上海到南京看望二位老人家,继父也很欣赏他,认为这门亲事可以定了。我却不以为然,总觉得自己还小,谈婚事太早。但我非常珍惜守诚这张照片,还在背面写上“张开你温存的眼波,守住你永恒的沉默,诚心诚意地看着我。”我这些题词,守诚全做到了,而我却被后来遇到的所谓的“革命英俊”拆散了,只剩下这张照片,当然这是后话。

    二、投入学运

    1947年9月我以作文单方面优异成绩被北平师大中文系录取,这是迈过高三又跳了一级,因此成为当时北师大年龄最小的学生,不满16岁。当我一跨入师大,各种社团马上向我、向所有的新生伸出热情的手。在新生报到处,曾经在街头认识的那位赵大姐和一些唱歌的同学打着“群声合唱团”的横幅迎接我们,帮我们提行李送到宿舍;新诗社在食堂贴出了迎新朗诵诗。一股股热风向我扑来,我感到从未有的温暖。

    当时的北师大二、三、四年级在和平门外新华街,称本院,我们一年级的新生住宿、教室则称二院,在离西单不远的石驸马大街,现名新文化街。现在新办的鲁迅学校就建在我们原来的二院校舍里。

    1952年北师大与辅仁大学合并,后来就集中迁移到新街口外大街了,校舍扩大。

    在群声合唱团里我学会了许多歌:《黄河大合唱》最有气魄,不但在本校唱,到北大民主广场去听进步教授讲演,去联欢时,几百人一起唱,真使心灵得到升华。从《黄河大合唱》的“我站在高山之巅”开始,唱到:“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扬,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周围扮演”边唱边感到黄河的滚滚惊涛就在我心中汹涌,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冉冉而升,我也要做祖国的英雄儿女,要像黄河一样的伟大坚强,满腔热血啊!与黄河一起奔腾。

    “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种地,你要穿衣织布忙,”“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呀地方”,“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解放区的太阳不会落,解放区的歌声唱也唱不完”这些歌不是让人痛心的抗战流亡曲,更不是那些“香槟酒气满场飞,”的靡靡之音,它们是促使青年向前、为创造理想社会的、富有鼓动性的旋律。

    我又参加了《新诗社》,在这些社团里,我们这些青年男女学生彼此就成了朋友,我们互相传阅着革命的书籍,又衍生了各种读书会。

    很快我把正课当成了副业,几乎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神经都沉浸在“争民主、争自由、求解放”的学生运动中。读书会读的是苏联的小说《虹》、高尔基的《母亲》,还有所谓苏联“同路人”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作品《第四十一》;解放区的作品《李有才板话》《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革命书籍。还常到离西单不远的六部口犄角的一个不显眼的小书店——朝华书店去买书,在那些《三侠五义》《啼笑姻缘》等等通行的书皮里面,藏着各种苏联的、解放区的、还有鲁迅、茅盾、巴金、胡风等的著作,我如饥如渴地吞读这些书。从这些书里我明白了革命的目的正是要实现我向往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

    那些歌曲表明新社会阳光灿烂、稻花喷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学运,在中共领导下配合解放军将鲜花开遍全国。

    对民主、自由、博爱、平等的新中国的向往和追求,是许多青年的共同愿望,这些青年并非个人生活受迫,而是热烈地关心社会的进步,祖国的富强。比如我,自从我回到母亲家后,生活一直比较优越。因为继父不仅是著名学者,在国民党政府中也蛮有地位,所以在政治上,个人也没受到任何压力,何况我还是个孩子。也许正因为还是个孩子,心地纯洁,小时读的童话,现在读的革命书籍,尤其是在抗日流浪生活中,亲眼见到街头许多无食无家的乞丐、穷山沟里没有裤子穿的妇孺,单纯、幼稚、善良的心常常为此难过,常幻想人人都能幸福。如今参加学运,明白了通向幸福的路在哪里,怎能不兴奋若狂呢?

    参加了新诗社,“诗”像泉水常从心中涌出。1948年

    9月2日我以诗呐喊:…

    走出去哦!你这个人/为什么像瞎子一样/拖着探路的拐杖/携着生命/对天喊着/活的路都没有啊看看/是什么时候了/星星都已回去/打更的人也准备休息那么你/为什么还不昂起头来/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呀/路就在你的脚下/走出去/从奴隶的夜/奴隶的平原/走出去啊/将生命/投向/一个充满鸟喧的/黎明'

    当时我这个小丫头,自以为很革命,还要去鼓

    动别人。

    三、四九血案

    在参加学运的日子里最难忘的是发生在我们北师

    大的《四九血案》。1948年4月9日凌晨,熟睡在石驸马大街二院的我们一年级同学,忽然从睡梦中听到如雷的吼声:“同学们!快起来!特务到本院抓走了十几个同学。”我和大部分同学连忙穿衣起床,迅速集合成队伍奔跑至和平门本院。

    在曙光微露,尚是满天星斗的本院的大操场里,

    聚集了全校学生队伍,密密麻麻,除了能看见许多眼镜的闪光,面部的表情看不清,但同仇敌忾的愤怒气氛却喧嚣尘上。临时搭的主席台上的自治会干部大声嚷道:“同学们!反动派这样猖狂,我们能容忍吗!”台下一片如春雷般的回答:“不能!”台下有人带头喊:“团结起来!斗争到底!”应声响彻云天。台上:“现在我们就准备出发,请各社团负责人到前面来商量一下。”

    不一会儿,地下支委吴瑞章过来了,把我叫到一边:“钟鸿,你赶快骑车去北大报信。”我当时是有自行车的佼佼者,对北大四院也是熟悉的,曾到那里听过几次报告。我马上去车房推出了自行车,飞奔而去。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接受任务,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使我精神昂奋。我既没有感到街灯昏暗,也不怕街道冷清无人,平视前方飞驰行进,遇到不平的马路,自行车还蹦起来,因为紧紧地握住了车把,所以也不会摔下来,有时还顺势提一下车把。约莫20多分钟,骑到了北大红楼。敲开自治会的门,值班的学生干部看着我汗流满面他忙问道:“什么事?甭焦急,慢慢说。”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们师大学校的10几个学生半夜被特务抓走了,我们学校的队伍已经开往新华门国民党华北行辕大门前,学生会派我来通知你们,希望你们也去支援。”对方倒了一杯水给我喝,同时说:“知道了,这就去汇报,你回去告诉你们学生会,放心吧!”“好!那我走了。”我放下水杯,转身骑车直奔中南海南大门(新华门)。

    太阳初升,新华门前,已聚集我校同学。在学生

    会的安排下,有的在划分各校地盘;有的在写抗议书、口号、诗歌;有的在就地写标语。此时我同班的同学毛承志正在墙上刷大标语,我就去他那里帮他干。他用大刷子用力地刷出“还我同学!还我自由!”“反对法西斯专政!”等,他的美术字写得好,我一旁提着油漆桶,时而用抹布搽去流出字迹的油漆。北京解放一年后,我还看见那些字迹。

    太阳高升,北大的同学、中法大学同学、铁道学

    院、朝阳学院的同学也都由四面八方来了。警察也来了。畏畏缩缩的国民党警察,哪挡得住像洪水一般的革命学生队伍。接着郊外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队伍都陆续来了。黑压压地人群堵住了新华门和门前宽阔的大街,我们学校的黎风同学已写好抗议的朗诵诗,由新诗社的女生张家芬高声向全体朗诵。

    张家芬站在新华门前石狮座上,高昂的充满激情

    和愤怒的声音,极生动地介绍了特务毒打我校学生血淋淋的罪行。她一边朗诵,一边举起被打的同学带血的衣裳,极富有鼓动性:“亲爱的兄弟们,在我们的队伍中找找吧!看看少了谁?房世泰————我们亲爱的兄弟,你在哪里?姚炯————我们的好同学,为什么看不见你的踪迹?我们只在他们的床边,看到这件带血的衬衣,在他们床边看到大块鲜红的血迹!我们要我们的兄弟回来!我们要向他们讨回血债!血债必须用血来还呀!为了援救我们的兄弟,坚强地站起来!迫害,必须反抗!民主,必须争取!血,流下去,算不了什么?死,为人民,是光荣的!”

    随着控诉诗的朗诵,学生群中发出了怒吼,抗议

    口号此起彼伏,像盛夏的迅雷随着闪电,一个接一个在云空爆炸。

    伴随着怒潮的起伏,由各校学生会和教师共同组

    成的谈判小组,一次、一次地出入行辕大门。每次他们出来介绍谈判情况,说到国民党行政长官的顽固、狡猾的态度时,学生群就发出抗议的怒火,而且愈烧愈烈。包围学生群的警察也不敢轻易碰撞这团烈火,只是不断地推搡越来越多的围观市民。

    太阳落山了,星星出来了,已经是深夜11点,谈判代表最后一次走出行辕大门高声说:“同学们,我们斗争胜利了!行辕被迫答应立即放回逮捕的同学!”

    “乌拉!”狂欢声直遏青云。部分代表去接回被捕

    的同学,各校斗士整队返校。许多学校的老师也一直和学生们共同战斗。我的继父黎锦熙教授也参加了,斗争胜利后,他和我们共同步行返校。由于兴奋,他平时白皙的脸色也泛着红光。

    凯歌在云空回荡,青春的步伐踏碎了北平的黑

    夜,古城在一步步走向黎明,走向新生。这就是八年后,被整成具有反革命性质的“右派分子”的我当时的革命感受。谁又能预测出黎明迎来不久,革命者就被倒置,天空飞来新的乌云。

    四、在刀丛中前进

    还是那个狂热的年代。有次游行,从和平门出

    发,我们的队伍边走边喊:“要民主、要自由,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经过府右街时,我看见母亲穿着棉旗袍灰鼠皮大衣高跟鞋站在中南海西门旁观的人群中,警察拦阻游行队伍,轰赶围观人群。母亲尽量从警察竖起的刺刀丛中的空隙,用眼睛来回扫视队伍,果然她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她。我死劲地高喊口号,母亲则直向我瞪眼睛,我就转过头去,不看母亲了,随着队伍大声地唱着:“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

    游行队伍情绪越高昂,警察越害怕,他们举起带

    刺刀的长枪,向学生队伍围过来。这时,在嘈杂声中我隐隐约约地听见妈妈焦急的喊声:“江静!快回来!”这时候,又听得领队一声呐喊:“同学们!手挽手,冲!”我听不见母亲的呼唤了,我紧紧地挽着两边的同学,在高亢的歌声中,我们结成一个整体的队伍奋力冲向前去。像一座钢铁的巨形坦克冲开出路,警察后退了,街边围观的市民鼓掌。学生领队带着大家高喊:“打倒法西斯!要民主!要自由!”我看见市民中有人肯首,有的孩子也跟着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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