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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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短期利率预期的均值组成的一般规律。 也就是说，是全球不平衡使美国长期利率与美联储负责制定（短期）基准利率（Federal Funds Rate）脱钩。
两任美联储主席也否认受短期利率影响的可调整利率的房贷（adjustable…rate mortgage）在推动房价上涨中的主要作用。格林斯潘的理由是，可调整利率的房贷在房价到达顶峰之前的两年就已经到达顶峰了。伯南克的理由是，可调整利率房贷的平均月供比固定利率房贷的月供仅仅低16％，所以不会是房价上涨的主要动力。他们还指出，房价上涨是一个全球性普遍现象，不是一个美国中央银行所为。
格林斯潘在布鲁金斯发表论文讲演时，两位评论员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吉尔密·斯坦恩（Jeremy Stein）和曼昆（Gregory Mankiw）。斯坦恩说，低利率政策对收入捉襟见肘的贷款人来说影响可能很大，也鼓励了证券市场的借贷，扩大了杠杆化的程度；而且可调整利率房贷在生活水平高、消费水平高的城市相当普遍，推动了房市泡沫。他说，两位美联储主席在讨论低利率政策的影响时，思想范围太狭窄了。
曼昆说，格林斯潘的论文中有一点他尤其赞同：这就是危机的不可预见性。有人说，只要政府监管人员再聪明一些，再警惕一些，职业操守和水平再高一些就会避免这次危机。曼昆认为这是极端不现实的幻想，没有人有超人的能力可以预见未来；国家经济监管者、政策制定者也和市场参与者一样，都有人的偏见和错误。
曼昆赞赏公司留“遗嘱”的想法，并建议把各个公司的遗嘱完全公开、透明地放在互联网上；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相关人在公司倒闭时辩解，并且在公司破产后争论不休，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曼昆还喜欢格林斯潘论文中的另一个建议：必须转换债券的想法。这就是要求公司至少有一部分债券在公司债务危机时，自动转成股本。 这部分债券的利率因有必须转换股本的性质而高出普通债券，公司为此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所以在融资时会更慎重，减小杠杆化。 这样政府救助在危机中的公司的成本 —— 对公司来说是“外部化”的成本（externalized cost）——就被公司内部化了。
但是有一点，曼昆与格林斯潘持不同意见：就是杠杆倍数的大小对金融公司盈利率的影响。 格林斯潘认为，提高资本金比例（capital requirement）和减小杠杆化必须是有限度的，如果程度太大，就会使金融公司的运营利润太小，生意难以为继。曼昆想到的是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这个著名的定律是说，一个公司的价值与它的融资结构（capital structure）无关。债券与股本的比例决定了利润在债权人和股东之间是如何分配的，与公司本身的盈利性没有关系。曼昆估计，这个定律也适用于金融公司；他预计，那些金融公司会说，这个定律完全不适用于他们。 谁对谁错呢？ 曼昆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曼昆还提出另一个问题。大多数金融公司的资产都是长期的（借出去的钱很长时间才到期），但是负债都是短期的；他们都是赚取长期的高利率，偿付短期的低利率，这个利率差就是他们利润的一部分。他们所做的就是“期差转化”（maturity transformation）。当他们不能在短期债券市场继续融资时（roll…over short term debt），他们就入不敷出了。 这在金融市场经常有连锁反应，成为银行恐慌、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特点。曼昆的问题是：这种“期差转化”是一个成功的金融系统必不可少的特点吗？它的价值是否大于它的成本？■
八十八 我们应该做什么正确的事情？
桑德尔教授推崇第三种思路： 为了正义，为了公共利益，我们应该培养美德和人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但他承认，这第三种思路不可避免的涉及价值判断。
4月6日晚，由候密·巴巴（Homi Bhabha）教授主持的哈佛人文学中心组织多位教授就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新书《正义：我们应该做什么正确的事情》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进行座谈。 一百多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其中有不少听众提前半个多小时就已经到场恭候了。
桑德尔是哈佛大学著名政治思想家。从1980年至今，他一直在政府系负责道德政治哲学（moral political philosophy）的教学。他平时授课采取伯拉图式的教学方法，接连不断地提问，启发学生思考道德伦理，深受学生喜爱。 他的课程从实际生活中，人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的道德选择出发，引出哲学领域里各种经典作品，解释先贤们是如何思考这些哲学问题的。
在这次讲座中，桑德尔感谢巴巴教授作为人文中心主任始终不渝地支持思想的交流和对话，然后进入正题，介绍他的新书。在探讨正义的道德哲学中有三种思路。一种是功利主义的思想（utilitarianism）：我们应该做能够使最多的人福利最大化的选择。另一种是尊重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思想：我们应该做最尊重个人的选择。这两种思想在当代成为判断对与错的准则，是主流思想。 桑德尔则推崇第三种思路： 为了正义，为了公共利益（mon good），我们应该培养美德（cultivate virtues）和人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他承认，这第三种思路不可避免的涉及价值判断。
他试举两例说明他的观点。在台风或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后，人们居无定所，缺衣少食。对饮用水、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须品的需求剧增，这些东西的价格也随之暴涨。这合理吗？ 相信功利主义的人，例如经济学家，认为价格的变化体现了新的供求关系；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在起作用。高价格会刺激供给，抑制需求，使整体福利最大化；“正义”的价格（just price）根本不存在。相信个人权利与自由至高无上的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买与不买，他们选择的结果就决定了一个东西的最终价值和价格。
桑德尔说，其实这两个理由都有漏洞。如果我们从那些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人的角度考虑，他们的福利是极度负值，高价格并没有使整体福利最大化。我们再想，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必需品。人们在购买高价饮用水的时候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没有饮用水就无法生存——他们是被迫的。 除了这两个原因以外，桑德尔说，还有第三个原因说明这个价格不合理，不道德：就是那些趁人之危，故意哄抬价格牟取暴利的人不配赚这么多钱。他们贪婪，至他人痛苦于不顾，大发国难财。他们的所作所为应该受到遏制甚至惩罚。如果一个社会允许这样不道德的事情发生，它就不是一个好的社会。 要建立一个好的社会，我们就要培养人们养成有难同当的品格。所以有人建议制定法律，禁止发国难财，禁止在类似情况下哄抬价格。
有人对第三条思路不敢苟同，因为讲道德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在功利主义的思想框架下，收入越高越好，福利越高越好。在个人权利与自由至高无上的思想框架下，自由越多越好。 追求富裕和自由的价值观似乎都无可非议。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为什么不能做有道德的选择呢？近代的思想传统以提倡自由为主线，而古代的思想传统以提倡美德为主线。
桑德尔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对同性婚姻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国家不应该承认同性婚姻；一种看法相反，国家应该承认，因为公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还有一种是极端自由主义（libertarian）：国家根本不应该涉足婚姻，民间组织就可以办理结婚登记和手续。当然，无论是支持同性婚姻的人，还是反对同性婚姻的人都很少同意第三种看法。如果婚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同性婚姻自然不成立。但如果我们把婚姻看作是两个人相亲相爱、白头到老的承诺，为什么同性婚姻不能被承认？
桑德尔总结，仅仅追求福利最大化和个人自由不能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好的、正义的社会（a just society）。 那么，我们就要讨论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的社会；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容纳不同观点的、宽容的社会。
巴巴教授邀请了四位评论员。第一位是肯尼迪政府学院Jane Mansbridge教授。她指出，桑德尔在讲演中似乎把一件事的目的分得很清楚，但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有双重或多重目的，而且这些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大学的任务既是办教育，培养人才，又是作研究，拓展知识前沿，不一定其中一个目的就比另一个目的重要，更不是非此即彼。桑德尔承认她说的是对的，但强调这些相互交差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目的需要在真正透明的、宽容的公民社会，通过公开讨论、辩论得以协调统一。
第二位评论员是哈佛政府系Harvey Mansfield教授。 他最近的新书叫《男子气概》（Manliness）。他的发言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色彩。他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有没有可能有太多的正义？一本名为《谁真正在乎？》（Who Really Cares？）的书用数据说明，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一般是共和党）每年给慈善机构的捐款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s，一般是民主党）的两倍。 民主党一般主张通过税收等刚性措施，杀富济贫，而保守主义者则显得更加慈悲为怀，通过主动自愿的捐款帮助穷人。
桑德尔回答，一个社会有可能有太多的正义。在“正义”的名义下，其他价值可能被忽略或压制了。“例如，我和巴巴教授一起去吃中饭，如果我们两人把帐单严格的一分为二，这样做看起来是公平了，但这样斤斤计较有损于我们同事间的关系。”巴巴教授插言，“那就做得太没有男子气概了。” 大家都笑了。 桑德尔接着说，“另外，我还知道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律师合写一本书——我不会点名他们是谁。 他们在合作期间经常一起吃中饭，但从来没有任何一方付另一方的饭费，也没有轮流请客。他们总是各买各的饭，各付各的帐。原因是，如果一方请客，那么另一方就会有动机多吃，或者点贵的菜。至于为什么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给慈善机构捐款多，他们更加慈悲为怀只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普遍比自由主义者挣得多，收入高。”
第三位评论员是哈佛法学院助理教授Jeannie Suk。她的发言有强烈的法律视角。 她说，桑德尔在提倡讲道德，追求正义的时候，他没有说清楚“主语”——谁应该讲道德，谁要追求正义。如果说，每个人或每个社会要讲道德，这是一回事；如果说国家机器也要讲道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国家与宗教、伦理分开就是要保持国家的中性（neutrality of the state）。试想，一个法官怎么能抛开法律程序不管，让自己的价值观影响断案，甚至主导断案呢？桑德尔回答，他倾向把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或public life）和私有空间（private sphere或private life）的界限模糊一些。他知道，在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中（liberal political thought），这个界限非常清晰。他认为，这个界限到底应该在哪儿划分——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也应该通过公开讨论、辩论得以界定。 正是因为人们在公共空间尽量抑制价值观的影响，单纯地强调程序，我们的公共生活（public life）才如此形式多于内容；意义就更罕见了。
第四位评论员是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2年的中国思想史教授杜维明。他赞同培养美德、人品的重要性和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他的问题是：在我们共同追求好的生活和普世价值观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基本原则可以遵循？例如，一种原则可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种原则可以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前者是儒家和犹太教的传统，后者是基督教的传统。你认为哪一种原则更能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
桑德尔思考片刻，然后说，“最直接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他赞赏杜教授一直在促进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但指出从事这项事业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间找到共同的东西，作为基点或普世原则。他担心这样做以后，找出的基点太抽象，以至于失去实际意义。他更倾向另一种途径：找出各种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分析、分享、交流这些文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