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4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梢云サ小！�
“美国的股市和其他的资产市场会低迷一段时间，但是不要忘记，价格在市场经济里会自动调节，美国的股票和其他资产的价格会低到足够吸引外国资本的程度，然后走出低谷。”
比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中，危机是不是不可避免？库珀说，从长远来看，在市场经济中，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不是这个危机就是那个危机；隔几年，总会有一个。原因有两个。
第一，任何体制都是很多因素的一个平衡，当任何一个因素走了极端，打破了这个平衡，危机就会发生。也没有任何一个政策体系是完美无缺的，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当这些漏洞大到一定程度，或“矫枉过正”到一定程度，危机就会发生。这个体制会再调整，再平衡。这是一个动态过程。经济中管制太多了，就会一潭死水，没有活力，发展不起来。于是体制放开一些，发展经济。当体制放开太多的时候，人们就会大肆利用体制上的漏洞，导致危机四起。于是体制再收缩，加强监管，如此循环往复。政策的制订者既要鼓励人们创新，又要加强管理，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他们要不断调整，不断平衡。
第二，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忘。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年都有老人退出历史舞台，每年都有新人接班表演。即使新人再了解历史，他们的经验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他们总会在不同程度上重蹈覆辙，所以历史时常会显得“似曾相识”。 危机会提醒人们重新审视这个体制，改变过度的因素，达到新的平衡。
这是不是说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比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更有优越性？库珀说，如果你喜欢稳定，没有变化，计划经济是有优点的。但总的说来，即使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仍然大于计划经济，因为人的弹性和灵活性，经济的弹性和灵活性是很大的，只有市场经济给人最大的空间和动力去创造最多的财富。而在计划经济中，一切事情都是一成不变的，生产者不会想方设法满足消费者，因为没有竞争，没有动力，没有创造。
库珀说，我们的挑战不是通过实行计划经济，避免危机，而是当危机发生后，如何控制危机扩散，如何较快地度过危机。我们不能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金融创新本身是一件好事，在重新修改制定金融监管政策时，我们不能完全扼杀金融创新。■
七十四 库珀：如何让银行愿意发放贷款？
为走出危机，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指出两条路。对银行2500亿美元的注资是必要，但不充分的。银行即使有钱，也不一定愿意借出钱。只有他们相信借他们钱的银行或公司或个人有能力还他们的钱，他们才会愿意借出钱。如何建立这种信心呢？主要依靠有效的财政政策。
国家的减少税收和增大开支应该用于两方面的建设：一种是由联邦政府拨款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这种办法的好处是立竿见影，解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燃眉之急，钱会马上花出去，因为他们现在赤字增加，面临裁员，裁减服务的压力。另一种是由联邦政府出资有目的地帮助经济中的某一行业。例如，有人建议修理、新建马路和桥梁，帮助日渐萧条的建筑产业。他的同事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设计了一套减少房屋foreclosure（银行强制性拍卖抵押房产）的方案（见《资本市场风云突变》）。还有人为稳定房价献策献计。这些都需要联邦政府出钱。
为什么金融衍生品杠杆工具风险如此之大，却仍然存在而且热销呢？库珀说，从金融角度来看，这些产品有存在的价值。从宏观角度看，交易员的作用就是要发现市场的空子（inefficiencies）并快速取消它。 虽然他们个人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他们的社会贡献是使市场更加高效，通过改变供给尽快达到均衡状态。当他们发现一个市场的空子，或者说赚钱的机会，但手里没有那么多钱，就需要借钱。如果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借的越多，赚的就越多，市场就越快地达到均衡状态。如果他们不能借钱，那么市场就没有那么高效。其他的金融衍生品也有存在的价值，例如帮助分散风险和使市场高效等等。
“但问题是凡事都有一个度。一旦超越了这个度，那么一件事的弊端就会比优势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现在的问题是杠杆的倍数太大，放大效应太大，一旦判断失误，后果不堪想象，不仅是对金融企业本身，而且对整个市场都影响太大。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引起的危机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迫使政府处于救市的被动地位。” 所以库珀认为，政府对借钱的倍数和规模应该有所规定，也就是限定上限。这就引出新的问题：现在的对冲基金在监管范围之外。这就需要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有很大调整。
改革高管薪酬制的策略
库珀强调，我们要借这次危机重新审视企业内部管理机制（corporate governance），其中CEO和主要执行官的薪酬待遇首当其冲。“这些人的薪酬比他们在日本和欧洲同样位置的人的收入高好几倍。那么我们要问，他们在世界其他国家也能创造出像在美国一样的价值吗？如果不能，就说明他们的薪水中一部分是归功于企业和美国总体的机制和文化的。”
库珀以自己在一些企业董事会服务的经历说明，为什么这些人的收入会异乎寻常得高，“每个公司董事会的薪酬委员会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公司主管的薪水低于本行业的平均水平。 如果人人的薪水都要高于平均水平，那么这个平均水平只能无限制地高涨，而且与企业的效益关系不大。”
那么如何给企业主管建立激励机制呢？“目前的激励机制主要是根据企业上一年或下一年的经营效益，这种机制只能使主管们更加短视，经常在牺牲企业长期利益的基础上，突出短期效益。企业主管也频繁换人，后来的主管会发现企业越来越难做，最终倒闭关门。我认为激励机制应该建立在企业三年到五年的平均效益的基础上，而不是短期效益，鼓励主管们高瞻远瞩，为企业的长远利益着想。”
现在的企业文化就是这样，任何一个公司想改变薪酬机制也改不了呀 —— 谁愿意选择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主管？难道政府应该介入限定高管薪酬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 主张公司主管的薪水不应高于政府最高官员的薪水，即美国总统的年薪40万美元。
库珀反对政府对此做任何硬性规定，但提出三点建议，改革高管薪酬：第一，所有上市公司主管的薪水减少一半，是全行业，全市场的变化，这样就把平均薪水的参照值减少了一半，而且公司之间没有攀比效应。 第二，做这件事的领头人应该是各行业的龙头企业，例如，投资银行中的高盛，摩根士丹利等，这样就有示范效应。这就像哈佛大学带头全免家庭年收入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的学费一样，其他大学都如法炮制。 第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要放出风：准备从高管薪酬入手整顿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倡导良好的企业道德风范和行为，并设立具体条文。这就会使美国企业协会（The Business Round Table）紧张起来，龙头企业就有可能带头效法这些条文。
这次危机的广度和深度使一些业界人士置疑充满贪婪、腐败的“华尔街模型”，资本市场，甚至市场经济。但库珀仍然相信亚当·斯密的“动物本能”（animal spirit）和“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市场经济是让这些本能发挥出来的最好机制，即使这意味着危机时有发生，甚至不可避免。市场经济与其他形式的经济模式相比，总体来说仍然利大于弊。”■
七十五 美国医疗体制现状
入秋以来，国会山辩论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医疗体制改革。美国医疗体制中的问题非常棘手，也非常紧迫。棘手是因为很难平衡多方面的利益，似乎无论怎么改，都会有人抱怨。紧迫是因为医疗费用在无节制地增长，其中政府承担的部分（Medicare和Medicaid）在迅速侵蚀大量财政收入。奥巴马总统在9月9日晚黄金时间对国会山所有议员就医疗改革发表公开讲演。他把医疗问题定义为美国赤字问题（Our health care problem is our deficit problem）。他说，如果我们让医疗费用一如既往地发展下去，政府在这方面的费用很快就会比在所有其他方面花销的总和还要多。
美国政府承担两类人的医疗费用：Medicare承担65岁以上老人的费用；Medicaid承担低收入人群的费用。这两个国家医疗项目在1966年是政府总花销的1％，现在是20％，而且迅速上涨，挤压政府在其他方面的预算。从2000年到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了4。4万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一都花在了医疗方面。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预计医疗方面的花销会从现在GDP的16％上涨到2035年GDP的30％。
Medicare 和Medicaid覆盖面以外的人群一般是通过雇主提供的集体医疗保险（employer provided group health care plan）保障医疗需求。这些保险是私营保险（private health care plans）；Medicare和Medicaid是国家对老人和穷人提供的公费医疗。它们各占所有医疗费用的一半。
目前，雇主把在医疗保险方面的花销和其他花销一样，从营业额中减去，然后计算利润，再根据这个利润缴税。也就是说，雇主给员工买的医疗保险是tax deductable。而员工个人也不需要为收入（salary and wage）以外的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缴税。国家为了鼓励人们有医疗保险损失了这部分税收。这样的税制鼓励雇主少付工资，多提供福利。所以雇主提供的集体医疗保险一般来说太过宽松（too generous），个人每次看病的挂号费（co…payment，病人自己负担的部分）太低。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个1954年通过的法案应该被取缔，对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征税。 但有组织的工会反对这个建议，担心这样做会损害美国中产阶层的利益。而白宫曾经保证过，不会从中产阶层提高税收。反对工会的人指责，工会就是利用税收法律的缺欠，与雇主要求非常宽松的医疗保险计划，然后向员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他们有意忽略“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从公司的角度说，员工成本是工资加福利，一方面多了，另一方面就会少。
虽然美国GDP的16％都花在医疗方面，但效果却不好，还有15％以上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大约4000万）。去年9月金融危机以来的12个月中，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又增加了600万。最新数据（9月9日）表明，现在的贫困率（poverty rate）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最高的。相比之下，法国在医疗方面的花销是GDP的11％，而所有法国人都有医疗保险。 而且，美国医疗服务质量差，治疗效果不均，价格更是满天飞，几乎没有客观标准。人口老龄化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是既不符合Medicare和Medicaid的标准，也没有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的那些人。他们或者失业，或者是个体户（self…employed），或者是小公司的雇员。小公司往往没有能力提供医疗保险，他们的员工惟一的选择就是买个人医疗保险（individual health plan）。而这样的私人保险因为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因而价格昂贵（个人医疗保险的价格是集体保险价格的3倍以上），他们无法承受，于是成了医疗体制外的游民。
美国医疗费用连年攀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国会为了保护病人利益制定的法律（medical malpractice laws）。病人有权利根据这些法律为医疗事故起诉医生（医院），如果胜诉，医生（医院）要负法律责任。医生为了避免这些责任一方面购买保险（medical malpractice insurance），一方面要求病人做过多的检查，测试，采取保守治疗（defensive medicine）。从他们的角度说，所有的成本反正都是由病人的保险公司承担，于是保险公司不得不提高入保险的价格（insurance premium）。即使是雇主提供的集体医疗保险计划，一家四口人每年的身体保险也要在1。3万美元以上，个人保险价格就更高了，那些小公司和失业人员根本无法承受。
在如何降低私营医疗保险价格（insurance premium）的讨论中，保险市场是否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是其中一个焦点。在美国34个州里（共50个州）， 有75％的保险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