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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

有种来抓我:最非凡骗子的真实传奇故事-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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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了?还是有别的厄运等待着我?

    “别转身,慢慢睁开眼睛,让它们适应光线,”那声音指示道。“我让门开着一小时,然后我再回来。”

    我慢慢睁开眼睛,发现周围是一道刺眼的金黄色强光,它对我那脆弱的眼球来说太强烈了。我只好赶紧又把眼睛闭上。然后慢慢地,我的瞳孔适应了这种光线,我能够四下张望,不用眯着眼睛,眼球也不再刺痛了。即便如此,牢房里仍然是昏暗的,就像雨天黄昏时的微光。一小时后,那个看守回来了,至少声音听上去是同一个人。

    “再把眼睛闭上,”他吩咐道。“我要把光钱再调亮一些。”我照办了,然后他命令我把眼睛睁开,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皮。狭小的牢房里洒满了明亮的光线,我赶紧又眯上了眼睛。那强光像罩在一颗黑星星周围的光环一样笼罩着我的牢房,第一次照亮了这个小洞穴内部的一切。墙壁潮乎乎的,表面覆盖着一层黏滑的霉。天花板上也湿漉漉地发亮。地板上满是秽物,肮脏不堪,那只木桶有一段时间没有倒空了,里面爬满了蛆。地板上也蠕动着这些令人作呕的虫子。

    我吐了。

    约莫又过了一个小时,看守回来了。这次他把门打开了。“跟我来。”他命令道。我赶紧跌跌撞撞地离开那个恶臭的牢房,没有丝毫迟疑,这是我来到这里后第一次挺直身子,感到脖子、肩膀、胳膊和大腿一阵强烈的刺痛。我走路很困难,像一只喝得半醉的鸭子一样摇摇摆摆地跟在看守后面,有时必须用手扶住墙壁才不会摔倒。

    他领我下楼,走进一个空荡荡的房间。

    “站在这里。”他命令道,然后走进通往另一个房间的一扇敞开的门。我转过身,打量着这个房间,在发霉的洞穴里囚禁那么长时间后,我由衷地惊叹这里的宽敞和空旷,然后我猛地停住脚步,因为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我平生见过的最可怕的怪物。

    那是一个男人。肯定是一个男人,可是老天在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啊?他个子很高,瘦得皮包骨头,脑袋上是一堆肮脏的、乱蓬蓬的枯草般的头发,一直拖到腰际,他的脸隐藏在一片脏兮兮的纠结的胡子后面,那胡子一直垂到他的肚子上。口水从那个是嘴又有点不像嘴的裂口里流淌下来,眼睛在深陷的眼窝里,像烧得通红的煤球一样放出狂乱的光。他一丝不挂,皮肤上覆盖着秽物、疥疮、伤疤,看上去就像得了麻风病一般。他的手指甲和脚趾甲都疯长了,像鹰的爪子一样弯曲起来。实际上,他的样子就像一只鹰。我望着这个怪物,不寒而栗。当我慢慢认出他时,我颤抖得更厉害了。

    我面对的是镜子里的自己。

    我被我的样子吓住了,看守回来时,我仍然惊魂未定。看守胳膊上搭着衣服,手上拎着一双鞋子。

    我认出那身衣服是我自己的,是我被关进这家监狱时穿的。“把它们穿上,”看守生硬地说,把衣服递给我,把鞋子扔在地板上。“求求你,我能不能先洗个澡,刮刮胡子?”我问道。

    “不行,把衣服穿上。”他恶狠狠地看我一眼,说道。我赶紧把肮脏的身体套进衣服里,这些衣服现在穿在我身上大了好几号。我的皮带不见了,我抓住瘪塌塌的肚子周围的裤腰,望着看守。他走进隔壁的房间,拿回来一截棉绳。我就用棉绳把裤腰束住了。

    几乎立刻就出现了两个宪兵,其中一个拿着一套镣铐。然后,他们一个把一条前面带螺栓的厚皮带系在我的腰间,另一个把沉重的镣铐戴在我的脚踝上。然后他们给我戴上了手铐,长长的钢链绕过我脖子和手铐上链条,穿过皮带上的螺栓,由一把锁与连接我脚铐的链条锁在一起。宪兵们摆弄我时,谁也没有说话。然后,其中一个指着门,轻轻推了我一下,他的同伴领头走了出去。

    我拖着脚步跟在他后面,脚镣太沉重,而且前路未卜,这使我步履艰难。我以前从未戴上这样的镣铐。我以为这样的约束只是对付那些危险的、有暴力倾向的犯人的。

    “我们上哪儿去,你们把我带到哪儿去?”我问,下午四五点钟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它甚至比里面的灯光还要耀眼。他们都不屑于回答我。

    他们一言不发地把我塞进一辆没有标志的双排座轿车的后座,然后其中一个钻到驾驶座上,另一个坐在了我的身边。

    他们开车把我押往火车站。尽管我坐在车里,下午的阳光仍使我感到眩晕和恶心。我知道我并不是因为幽禁这么多月之后突然暴露在日光下感到恶心的。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里,我一直病着———发烧、呕吐、腹泻,经常因为着凉而病倒。我没有对佩皮尼昂的看守诉苦。他们不会理睬我的,正如他们不理睬我的其他任何请求和呼吁一样。

    

    下期火车行驶了一段时间后,我尽管身体不舒服,却感到肚子饿了。姑娘们从她们的购物袋里拿出奶酪和面包,还有罐装的馅饼和葡萄酒,美美地吃了起来,并把这些美妙的食物与宪兵们一起分享。

    

   53、到巴黎洗澡吃肉

    到了火车站,我从汽车里被带出来,一个宪兵把一根较细的链条的一端拴在我的皮带上,另一端缠在他的一只手上,然后就像牵着一条狗似的,拽着我穿过火车站聚集的人群,把我推上火车。售票员示意我们进入一个玻璃密封的隔间,里面有两条板凳,门上贴着一个招牌,说明这个隔间是司法部专用的。我们经过时,车上的其他乘客都带着恐惧、震惊和反感望着我,有人闻到了我身上的气味,厌恶地往后退缩着。我早就对我自己的秽物失去了嗅觉,但我能够理解他们,我一定像一群受到激怒的臭鼬一样恶臭难闻。

    隔间很大,可以容纳八个人,火车里人越来越多,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几位粗壮的农民在不同的时间出现,要求准许他们与我们合用一个隔间。他们似乎并不在乎我臭气熏天的状况。每次宪兵都挥挥手,不容置疑地把他们打发走了。

    然后,三个漂亮的、活泼可爱的美国姑娘出现了,穿着极薄极少的丝绸和尼龙衣裙,拎着装满纪念品、礼物、葡萄酒和食物的购物袋。

    她们散发着昂贵的香水气味,脸上笑得很灿烂,一位宪兵站起身,殷勤地邀请她们坐在对面的板凳上。她们刚一坐下,就试图跟警官搭话,想知道我是谁,犯了什么罪。显然,她们看到我被锁链这样牢牢栓着,以为我肯定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凶残的杀人犯。她们似乎感兴趣更胜于害怕,并且热烈地讨论着我身上那股熏人的恶臭。“他的气味太难闻了,好像他们一直把他关在下水道里一样。”一位姑娘评论道,其他人哈哈大笑着表示赞同。

    我不想让她们知道我是个美国人。我这副模样出现在她们面前,我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宪兵最后使三位年轻女子明白,他们既不会说也听不懂英语,于是当火车驶离站台后,三位姑娘就自己聊起天来。

    我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我当时还没有方向感,而且我认为要向宪兵打听我的目的地是白费口舌。我可怜巴巴地蜷缩在两位宪兵中间,病恹恹的,垂头丧气,偶尔望望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或偷偷打量那些姑娘。我从她们的谈话中听出,她们是来自费城地区的学校教师,正在欧洲度假。她们去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牛斯山,现在正要游览另外某个迷人景点。

    难道我们要去巴黎?我猜想道。

    火车行驶了一段时间后,我尽管身体不舒服,却感到肚子饿了。姑娘们从她们的购物袋里拿出奶酪和面包,还有罐装的馅饼和葡萄酒,美美地吃了起来,并把这些美妙的食物与宪兵们一起分享。一位姑娘想喂我吃一小片三明治(我的双手被铐住了,即使允许我吃东西也没法吃),但一位宪兵轻轻抓住她的手腕。

    “不。”他坚决地说。我们离开佩皮尼昂几小时后,三位年轻姑娘确信我和宪兵都听不懂英语,就开始谈论她们度假期间的爱情经历,其中涉及许多隐私的细节,我听了大为惊讶。她们用那样生动的语言比较她们每一位情人身体上的优点、力量和杰出表现,我听了都觉得脸红。我从来没有听姑娘讲过这样的下流话,里面满是脏话粗话和色情的评论。看来,我对女人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同时我还推测如果我参加了她们的性爱奥林匹克竞赛,会取得什么名次。

    我们的目的地果然是巴黎。宪兵拉我站了起来,向三位姑娘道别,然后粗暴地拉着我下了火车。但我还是抽空向姑娘们告了个别。

    当我被拉着走出隔间的门时,我扭过脑袋,朝三位年轻教师露出一个色迷迷的微笑。

    “替我向费城的每个人问好。”我用最正宗的布朗克斯口音说。她们脸上的表情使我沮丧的自我大大振作起来。

    我被带往巴黎的警察局监狱,交给了警察局长,那是一个胖乎乎的秃顶男人,双下巴油光光的,一双眼睛冷冰冰的毫无感情。然而,看到我的模样,即使这双眼睛也流露出震惊和厌恶的神色,他立刻设法拯救我的形象。一位警官押送我去洗了个澡,我身上厚厚的污垢洗净之后,一位犯人理发师又被召来替我剪头发、刮胡子。然后我被押往一间牢房,那不过是一个十分朴素的小房间,但与我以前的监狱设施相比简直是非常奢侈了。

    房间里有一张狭窄的铁皮床,上面铺着薄薄的床垫和粗糙而干净的床单,还有一个小小的洗脸盆和一个名副其实的厕所。房间里还有一盏电灯,开关由外面控制。“你可以读书一直读到晚上9点,然后就关灯了。”看守告诉我。

    我没有东西可读。“你看,我病着呢,”我说。“求求你,能给我请一个医生吗?”

    “我去问问,”他说。一小时后他回来了,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碗烩菜、一块面包和一罐咖啡。“对不起,”他说。“没有医生。”我想他说的是真话。

    烩菜里有肉,这对我来说是一顿货真价实的美餐。实际上,那点少得可怜的肉对我的肠胃来说太油腻了,它们已经不习惯接受这样营养丰富的东西。我吃完后不到一小时就吐了个精光。

    我仍然对我的境况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我是否又要在巴黎面临审判,也不知道我将要在这里服刑,还是被送交给其他国家的政府。我的所有提问都遭到断然拒绝。

    我并没有留在巴黎。第二天早上,吃过一顿由咖啡、面包和奶酪组成的早饭———总算没有吐出来,我就被带出牢房,又像野兽一样被拴上镣铐和锁链。两位宪兵把我押进一辆带窗户的大篷车,我的双脚被链条拴在地上的一个螺栓上。上路以后,我很快就认出了我们要去哪里。他们要把我送到奥利机场。

    到了机场,他们把我带出大篷车,押着我穿过大厅,朝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柜台走去。我经过大厅时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当我拖着锁链,哗啦哗啦走过时,有人甚至从咖啡馆和酒吧里跑出来看我。

    我认出了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柜台后面的一位职员。她曾经为我兑换过一张假支票。我现在记不清那张支票上的数额了。不知她有没有认出我,从她脸上丝毫看不出来。这也难怪,当初请她兑换支票的男人是一个体重200磅的大汉,皮肤黧黑,体格强健。而现在她面前的这个戴锁链的犯人是一具病病歪歪、脸色苍白的骷髅,眼窝凹陷,躬腰驼背,实际上,她看了我一眼就赶紧把目光移开了。

    

    下期我被解除了链子。“我想把一些事情向你解释清楚,弗兰克,”女警说。“在瑞典我们一般不使用手铐和其它链锁,我也从不携带这些。在旅途当中我不会用任何一种方法去限制你。”

    

   54、去瑞典接受审讯

    “咳,你们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吧,这对你们不会有什么妨碍的。”我向两位宪兵恳求道,他们正扫视着售票柜台附近来往的人流。

    “我们在等瑞典警察,”其中一个用生硬的口气说。“好了,闭上嘴巴。不要再对我们说话了。”

    他面前突然出现一位身材娇小匀称的年轻女子,长长的金黄色秀发,明亮闪烁的蓝眼睛,裁剪合体的蓝色制服,外面罩着一件款式时髦的男士战壕雨衣,显得十分潇洒。她胳膊下夹着一只薄薄的皮包。从她身后闪出一位年轻的、个子较高的女警察,穿着同样的服装,胳膊下也夹着公文包。

    “这位是弗兰克·阿巴纳勒吗?”个头较小的那个问我左边的宪兵。宪兵一步跨到我前面,伸出手去。

    “这事与你无关,”他很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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