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录-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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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忙问什么事，卢国安从贴胸的里衣口带里拿出一张小心地用布包着的纸，递给我：“这是我一个女朋友的信，我得写封回信，我实在是喝少了墨水，写不出好情书，真是隔着玻璃亲嘴——润不出味，你墨水喝得多，驼子作揖——起手不难，非得帮这个忙！”我不客气道：“那你可得把你和她的故事一点不漏详详细细告诉我，我才写得出你的真情实意呀！”卢国安不好意思地眨着眼睛，脸也红了。但还是低声告诉我这段故事。原来卢国安去场部演出后，场部医院药房的一个护士（自然是劳改干部的女儿）被他那美妙的笛子演奏和令她神魂颠倒的面貌迷住了。卢国安归三大队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由李医生转来的信，信上说她被他那美妙的笛声迷住了，她正在学习小提琴，希望跟他交个朋友。可想而知，卢国安被这封信刺激得兴奋了几夜，于是他就老是“生病”，老是要到场部医院“看病”，当然只有药房的那位小姐才能治好他的病。卢国安也不能老生病，老去场部，那天他想他心上人儿想得急了，只好请我帮他写情书。这样书信往来加“非法”的约会，终于被干部发觉了这“反革命犯腐蚀勾引革命接班人的事件”。卢国安有几天没出工，被留在监房里接受干部的审问和调查。干部能发现的物证只是卢国安手里的那个女孩子的信，终于没有给卢国安的任何惩罚。只是在大会上，卢国安被点名批判，被当成继续腐蚀勾引革命接班人的反革命分子。卢国安和我非常感谢那位女孩子，如果她把由我执笔的那封情书交出去。那我们可就大倒霉了。少则带铐反省，多则要坐小号子。
一九七五年底，劳改队呈现一片升平景象，旅以上的国民党官员（历史反革命）都被释放了，邓小平当副总理推行比较右的政策，使人感到政府的理性正在恢复。社会上出版的可读之书越来越多。我和卢国安商量，跑到建新农场外的广仙洲新华书店去买些好书。卢国安自从坐牢以来有六七年没有照过像了，他进牢时才十五岁，现在已经二十一、二岁了。所以他想去广仙洲照相馆照个像寄回去。于是我们与生产组长钟师傅讲好，我们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到广仙洲去，如果有干部来了，就说我们去解手去了。钟师傅是个“懂味”的反革命分子，与我们关系极好，基建组由他带着单独修造一座仓库。没有干部跟着我们，干部只是偶尔来看一看。这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快满刑的人，干部认为我们没有逃跑的思想。广仙洲是个比茅丝铺大得多的小镇，离建新农场场部有二十里远。有些犯人逃跑就是先跑到广仙洲，再没法从广仙洲乘船逃离这个洞庭湖中狭长的岛。我们都戴上帽子，遮住劳改犯特有的光头，脱掉劳改棉衣、棉裤，剩下里面早准备好的没有劳改字的衣服，急急忙忙上了路。从农场走进小镇，那种多年没有看到的城镇景象使我感触很深。商店密集的街道，老百姓的穿着，甚至街道本身（要知道，我在建新农场六七年没有看见过这种较宽敞的街道了）都使我感到城市文明与荒远的农村的强烈对比。刚走进小镇时，街上政府的有线广播使我们记起即使这里已不是劳改队，但仍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喇叭里正在广播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我们感觉得到又一个政治动乱的时期来临了。我们在新华书店匆匆挑选了一本《各国概论》（一本介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地理情况的书），北大编辑的新版《世界通史》和几本上海出的《译丛》，又到照相馆拍了两人的合照，写明家里的地址，请他们寄到长沙卢国安家里。我们得在吃中午饭前赶回劳改队，于是马上又一路小跑地朝建新农场走去。回到三大队我们工作的地方，还没出任何事，除了钟师傅，没有人知道我们跑出建新农场了。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卢国安没有逃脱戴铐反省的惩罚。报上批判邓小平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劳改农场每天夜里政治学习时间，犯人都要表态、批判邓小平。我和卢国安都拒绝发言，我总是坐在角落里看我的书。有天，我和卢国安加班修一个水泥坪，回来迟了，监房门关了。我们跑到干部的办公室去要干部开门。值班干部半天不理睬我们。卢国安发火了，大声喊起来：“这里的人都死了呀！”那值班干部忽地一下站起来，凶狠狠地说：“你怕是要响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为邓小平翻案，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后来才知道，那天早晨中共的报纸和广播把在天安门纪念周恩来逝世的群众说成是”反革命暴徒”，抓了很多人）卢国安本来就肚子饿得咕咕叫，哪里能接受这项“反革命示威”的帽子，他反应道：“以前说我们是帝修反（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邓小平在台上时，说我们是造反派一伙的，邓小平下台，又说我们是邓小平的黑爪牙，林彪在台上说我们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林彪垮台了又说我们是林彪的别动队，你们也太抬高我们的身份了，我有资格与邓小平为伍，就不会在这里饿着肚子求你们开牢门了。”那位干部虽给我们开了门，但是第二天晚上，全大队开会批判卢国安，宣布他戴手铐反省，罪名是“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遥相呼应，为走资派邓小平扬幡招魂，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那次大会前趁我们出工时，搜查了卢国安的床，发现他从报纸上摘抄了许多被批判的邓小平的话，例如“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现在是积重难返”，“有些没有本事的干部，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卢国安没有上完小学，所以他一直在我帮助下学识字、写字，这些抄录的邓小平的话一方面是他写字的练习，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喜欢邓小平那些右的观点。当时大概稍有理性和良心的人都会觉得邓小平这些观点比江青、毛泽东的那些大话空话平实得多。而这些卢国安抄录的“邓小平语录”却成了他支持“右倾翻案风”、为邓小平“扬幡招魂”的证据。卢国安戴铐反省的日子里，我成了帮助他吃饭，解手的人。他的嗓子很好，最喜欢《伏尔加船夫曲》、《鸽子》。卢国安一个星期后被取掉了铐子。不久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干部中很多人都痛哭流涕，犯人们却暗自高兴。记得毛泽东死后的第二天，钟师傅与卢国安一块跑进我们号子，轻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毛老头死了！”号子里的反革命犯们都喜形于色。接着不久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传来，这次我们这些反革命在干部们的讲话中成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卢国安听刘大队长作报告时气得直咬牙，轻声对我说：“昨天我们还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今天又变成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了，反正是他们欺负我们，压迫我们永远是对的。”四人帮一垮台，造反派又倒了楣，王师傅和杨师傅一派的大头头又被抓进了监狱，我们都在为王师傅和杨师傅祝福，希望他们不要再进行劳改队。卢国安刑期快满时被无罪释放了，他是因为在人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呼喊“毛主席万臭无香”而以反革命罪判十年刑的。四人帮垮台后，他的罪名终于不再成立。我后来在长沙见过他好多次，他成了一个技术高明能独立施工的泥工师傅，修造了不少房屋。他后来有了个儿子，取名“近曦”，意思是鼓励他儿子向我学习。王医生犯人医生属于劳改队的特权阶层。犯人医生不但不要参加繁重的劳动，而且有特别的机会接近干部及其家属。三大队的两届犯人医生都是因为与干部家属发生性关系而被解职。干部家属经常请犯人医生看病，因为犯人医生的医术比干部医生一般要高超。一位姓樊的犯人医生就是在看病的过程中与一位干部的妻子有过多次性关系。这位妇女对他的丈夫不满，大概是因为他不能满足她的性要求。这对情人之间的关系被人发觉后，樊医生被下放到我们所在的小组劳动。其他大队的干部妻子听到这个桃色新闻后都跑到三大队来看这位犯人医生。
我们在棉花地中耕锄草时，不时有漂亮的官太太跑过来。他们中有人远远地指着樊医生“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从她们的神态，我们知道这都是来看官太太的“野男人”的。她们的眼神和口气好像是说，“这就是那个能勾引上漂亮的干部太太的樊医生。”这对卢国安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大饱眼福，把那些官太太们看了个够，向她们大射了一通媚眼。劳改农场的干部由于处在干部阶层的最底层，很难找到城里的漂亮女子做太太。但是由于他们是吃“国家粮”的，不是农村户口，有各种国家配给的基本工资，所以农村没有城市户口的女孩子都愿意嫁给他们。因此他们往往挑选最漂亮的农村女孩子做妻子。我们三大队两位大队长，两位中队长的太太都是绝色女子。但犯人中却流传着各种这些漂亮妻子不喜欢她们的丈夫的故事。
犯人医生最大的特权是给犯人开病假条，有了病假条，犯人就可以不工作，在家休息。如果犯人医生证明某犯人有严重的疾病，这个犯人还能被安排做轻松的工作。所以很多犯人想尽办法对犯人医生行贿，把自己家里送来的食物或从地里偷来的农副产品送给犯人医生，换取病假条。樊医生之后的周医生利用开病假条的特权从犯人那里得到很多贿赂。他最后也因为接受过多的贿赂及与一位干部的妻子发生性关系而被解职。接替他的是我们都称为小王的一位新犯人。他大约只有二十岁出头，圆圆的脸，有时穿件褪色的旧军装，使人知道他过去是位军医。小王“升官”之前和我们同一个组劳动，经常做我或卢国安的副工。夜里睡觉前，我们最喜欢听他讲故事。他年纪不大，却有关于女人的极丰富的经验。这对我们这类“从不知道女人的阴道是竖的还是横的”人来说，实在是最刺激的消遣之一。他有很多关于女人的肤色、脸形与阴道特点的关系的“理论”，都是来自他自己的经验。但我和卢国安都理解他这种过度的放荡是有原因的。监房里十点钟就熄了灯，电灯是由武装看守用一个总开关控制的。熄灯后，我们经常还要聊一阵才能睡觉，特别是在劳动不太累的农闲时期。小王来我们组后的那几天夜里，我和卢国安总是在听他低声地给我们讲故事。
“我三岁时，爹爹妈妈就指腹为婚为我订了婚。对象是还没生下来的大队党支书的孩子。大人们说好，生下来如果是女孩，她就是我的妻子。”小王讲一口湖南口音很重的长沙话。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九四九年以后还有指腹为婚的事情，有点不相信。”这样包办不是违反婚姻法吗？”我打断他道。”我们那深山老林中，根本没有人管婚姻法不婚姻法，很多人结婚从来不去办结婚证。”小王继续他的故事。“但是我还不到十六岁，未来的岳老子就仗着他的权势，给我和他的女儿办了结婚证。大概是我的样子还不错，他怕事久多变，走了这锅汤。”小王的确是那种长得帅的男人，个子虽不十分高，但脸上那对大大的眼睛有一对细细的双眼皮，小小的鼻子，眉毛又粗又黑，高高的颧骨与瘦削的下巴对衬，给人男子气十足的印象。卢国安打断他道：“快告诉我们她长得怎么样？”“你看了她连早饭都会呕出来，现在想起来，我情愿自杀都不愿娶她。但是我那时不敢违抗父母之命，可怜我一个从未去过县城的乡下孩子，每个月都要遵从父命去她家看望，向未来的丈人和丈母娘问候。按照当地的习俗，我十七岁时，那丑婆娘应该正式过门，我一想起和她睡在一起就不高兴。我终于发现一个机会，躲掉婚礼。那年我假报年龄参了军，临离开家乡时，我答应三年服役期满回家后，再完婚。“我真是走狗屎运，一到部队就被分到军医学院学医。两年学业快完成后，我们这个班的学生被分派到农村的不同地区去实习。我和同班一位被人称为小李的同学分派在同一个医务所。我每天一想起复员后要与那个女人生活一辈子，头就发麻，我那时还没有下决心违抗父命，却又不甘心这样安排。想来想去，不如趁结婚前与女孩子玩一玩。“医务所是一间不大的房间，一张芦席把这个房间分成两半，前一半是办公室加我的睡房，后一半是药房加我那位女同学的卧房。有天夜里，天气很冷，外面北风呼号，我们很早就各自睡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就轻轻叫小李：‘小李，好冷呀，你冷不冷？’“‘嗯。’过了一会，我又叫：‘这实在冷得不能睡，我们把被子合起来，可能会好得多！’“‘你坏！’她回答道。
“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