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的季节-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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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查，人物要求改期，祝正鸿立即被拉去上床上“台”接受检查。就这样他也对自己的准特权感到满意。他是该查的都查了，该有的病都有了，该证明的都证明了，他很满意。

　　　　过了一段医生同意他的要求：回家休息。医生根据他的意见证明需要再休息两个月。

　　　　可悲之处也许不在于他的为有病而有病为住院而住院，可悲之处在于，所有的领导、同事，该来探访的都来探访过了，该送营养品的也都送来了营养品：麦乳精、糖姜片、茯苓饼、蜂蜜甚至他还一共收到过四筒婴儿代乳粉——这也算是难得的营养品了。可悲之处在于没有一个领导或同事表示对他恢复健康恢复上班的期待，没有人说：“最近真忙啊，你不在不好办啊，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回来上班吧！”也没有人问：“什么时候来上班？”或是“你估计还要住多长时间院？”不，人们说的是：“多休息，不要着急，多养养，好好检查一下吧。”

　　　　两个月飞快地过去了，在恢复上班前一天——是个星期天，祝正鸿结束了自己的体弱气微状态，他决定与全家一起去和平门烤鸭店排队。

　　第十九章

　　　　

　　　　回到边疆似乎还沉浸在北京的日子里，那熨帖的感觉在他们身上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等远离北京，再谈口腔医院和烤鸭店，谈8路公共汽车和103路无轨电车，谈驴打滚和零打的啤酒，就像谈故事谈梦境谈海市蜃楼的花絮一样动人，迷人，令人含泪而笑，令人感到了一种找到证明的清晰与踏实，又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地裂天崩而东单无恙，前门无恙，王府井无恙，昆明湖万寿山无恙，这似乎使钱文的心又回到了实处。是的，我们是北京的，不管在边疆连续呆多少年，不管我们是多么地真心热爱边疆，我们还是有那么多快乐，趣味，回忆和琐屑的事务存活在那个被人人羡慕和向往的，太阳升起的地方。

　　　　而每打开一听罐头，开始一项（北京货）的吃食或者使用一次北京的塑料包，也带来节日似的气氛。这次在北京，赶上举行法国工业设备展览，这个展览对于不懂工业设备的大众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是奉送印刷精美的彩色道林纸宣传品和一件彩印大塑料包。钱文虽然不懂法语也不懂工业设备，还是与闻其盛，看了展览，更重要的是有了塑料包。回到边疆后，再看这彩印提包，真好比是去了一趟巴黎，真有说不完的关于洋荤的回味。不仅在于提物、滋味和营养，而且在于牵连，在于有那么个东西，那么个城市，那么个地图上的点点令人们梦魂萦绕，难分难解。有所向往，有所回忆，这本身就是充实，就是幸福，就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日千里的滋味。

　　　　钱文与东菊双双超过四十岁了，他们的生命很可能已经过去了或者达到了一半，他们需要现在，需要未来，需要期盼和计划，他们也同样需要过去的温习，需要在回忆中探求自身，抚慰自身，证明自身的存在，哪怕这里有一点庸俗和无聊，毕竟是他们而不是别人吃上了买自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午餐肉、罐头猪肉和四鲜烤麸。四鲜烤麸是多么好吃呀，如果不是供应出了问题，他才不会去买那玩艺。这么说，物资的匮乏也会带来新的体验，新的人生经历，我们算是活得赶上了点儿！

　　　　更令人激动的是他们家里的有机化学工程：做酒酿。他们连续做了几次，都发酸了，不甜。他们注意了洗涤容器，他们在发酵过程中封闭了容器的盖子，他们没有发现自己的操作上有什么不严格的地方。他们只好在做好的酸而不甘的制品里放上白糖，白糖也是买自北京的，这里只有甜菜制作的乳白色砂糖——本地叫做矿子糖。而北京的白糖是雪白的面糖，是凭购货证限量供应的。也许是自欺欺人，也许是心理作用，即使是喝一碗溲酸中含着酒香，醇醪中透着溲酸的大米（没有糯米）制品，他们仍然感到了快乐，感到了优越，感到了从虚妄的、可疑的、被骂了个狗血喷头的，被抹杀被歪曲被嘲弄被侮辱的青年时代中抓到了一点类似不合格的醪糟一般的东西。从这溲酸的所谓醪糟中，他们寻到了一点他们的红红火火的青年时代的证明——我们竟然那样扬眉吐气地活过：

　　　　

　　　　太阳一出来，

　　　　赶走那寒冷和黑暗，

　　　　毛泽东给我们，

　　　　带来幸福和温暖！

　　　　

　　　　为什么他们对于革命的追求，对于新中国的欢呼接下来变成了可疑的虚伪？阴谋？投机？变成了可笑可鄙的单相思！事情究竟错在哪里？一个青年人，也许可以说是少年人，倾心革命，莫非他或者她是挑选了自己不能承担不能负责不能分辨的历史重担？是太火热的激情？是青春不能负担之重？他从来不认为错全在旁人而自己纯白如玉，命薄如纸，与控诉、怨尤、牢骚或者装腔作势的愤激相比较，他更愿意寻找自己的历史责任，他相信历史对他要负责，他也同样要对历史负责。十余年来他一直在扪心自问，我错在哪里？

　　　　最可怕的是儿子的器乐课。请了老师来家，招待了酒饭，送了头巾作为纪念品，开始学奏提琴。太可怕了，不准确的小提琴声音足以令人发狂，以“踩鸡脖子”来形容还是客气了。与老师研究，老师认为该把提琴的质量根本不合格，以这样的提琴培养孩子，其实是在消灭孩子的音乐细胞。钱文傻了眼。两个星期就在这种声音的折磨下度过了，显然，儿子的琴没有一点进步。钱文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亲自出马给儿子补音阶课，他这才发现，儿子这一代人对于C、D、E等调性毫无概念，怎么讲也讲不通。改成二胡，更可怕了，那种声音比杀鸡严重得多，而是彻头彻尾的“拿脑浆子”。总共不到一个月，儿子的器乐前程，彻底破灭了。

　　　　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然而，你错了，钱文。你以为你已经宠辱无惊，你以为你已经超然漠然木然，你以为你已经心平气和随遇而安什么都够用于是不再寻思不再探求不再苦恼不再希冀不再失望也不再流泪，你以为你只要只求活着，你以为你的低调已经使你处于永远的不败之地，你的绝望已经使你不再有任何愿望从而也就不再有任何波澜，你以为你的和光同尘槁木死灰濯其泥而扬其波已经明穿通透老到至极以不变应万变游刃有余，你以为你已经脱凡离俗微笑旁观怡然自在悲天悯人如在云端也就是如入粪壑，无忧无虑无嗔无喜，齐是非，同善恶，平悲欢，一生死。

　　　　然而，你不是这样的，过去不是这样，现在不是这样，将来也永远不会是这样。

　　　　只一个批判右倾翻案风就让你紧锁双眉心上压上了大石头。刚有一点整顿有一点生产有一点文艺节目，学校里学生开始上课，火车多跑出了一点正点率，火柴刚刚不再限量供应，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开始解决一两对的调动事宜，就受不了了，就又批上了，只要糖球在眼前一晃，只要人民有一点盼头有一点喜欢，只要老百姓觉得哪个领导还是办实事至少是说真话的，立刻就是当头棒喝冷水浇头狗血喷头大呼小叫咬牙切齿如丧考妣，非让你来个透心凉不可，生怕老百姓得到一丝活路，非和老百姓的心愿对着干不可，这是什么样的丧心病狂呀。

　　　　于是又批开了惟生产力论，老夫子问钱文：“咱们还有生产力么？”钱文心想，自从大跃进引起了大饥荒以后，生产力就成了一个犯禁的话题了。于是批三项指示为纲，说是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那么，人们窃窃私语，老人家不是讲过以粮为纲乃至以猪为纲么？于是追谣辟谣，愈追谣愈多。夫子说：“无根之言谓之谣，古人认为谣是天意。”人人都知道了江青接见美国记者成了红都女皇，人人也都知道梅花党要炸南京长江大桥，而李宗仁夫人是梅花党。还说是在上海发现了毛主席当年走失了的小儿子。更有指名道姓说某某人就是毛主席当年丢了的那个孩子的。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世界上的事怕就怕琢磨，一琢磨，不像他也就像得不能再像啦。于是又传出来东北一个傻小子把歌词“心眼儿里热乎乎”唱成“屁眼儿里热乎乎”，抓起来，毙了。于是又说，一个死囚献出了判断胎儿是男是女的秘诀：用一根丝线拴住一根铅笔头，在孕妇的太阳穴上令笔头自由晃动，横晃是男，纵晃是女，一时间到处是巫术般的铅笔头荡来荡去。更可怕的谣言是说周总理病了，江青去“探望”，趁着医护人员不在，江打了周三个耳光。

　　　　这样的层出不穷的真真假假的谣言，曾经大肆流行过，那是在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已经风雨飘摇的时候。

　　　　从北京回来，他们发现补发的工资并没有用完，钱文和东菊一商量，跑到商场买了一台上海造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他们看了些新闻节目。当他们看到毛主席接见外宾的镜头的时候，他们注意到了老人家举步维艰的双腿，张开了合不上的口，耷拉着半天抬不起来的头和时而睁开时而阖上的眼睛。他们非常难过，毛主席老了就好比他们自己老了，毛主席衰弱了就好比他们自己衰弱了，毛主席糊涂了就好比他们自己糊涂了。几十年了，一辈子了，他们的一切与老人家息息相关，好也罢，赖也罢，光荣也罢，耻辱也罢，笑也罢，哭也罢，耀武扬威也罢，丢人现眼也罢，全离不开他老人家，老人家是他们的生活包括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不可须臾忘记须臾离开的因素。而现在，老人家怎么已经到了这一步啦？

　　　　也许快了？

　　　　他们悄声相视，不敢出大气，不敢再说下去。

　　　　然而仍然有绝活，横空出世，批起《水浒》来啦，《水浒》一部书，“好就好在投降”，老夫子没完没了地重复“好就好在投降”六个字，作努力学习领会欣赏品味状。钱文感到，他是在推敲这六个字是否通顺雅训。就算是话语的表达上已经不如年富力强时候也罢，反正这次批《水浒》算绝了，旁敲侧击，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若领神机，无中生有，闲中发力，蓄势待发，咄咄进逼，神龙见首，了无痕迹，能放能收，挥洒如意，天马行空，独来独去；能玩到这一步，算入了化境——这里的“玩”字绝无贬义，而是指一种行为变成艺术，再从艺术变成游戏般的驾轻就熟，举重若轻，行云流水，虎变难测，花样翻新，奥妙无穷，得心应手。这样的政治想像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完全同意林彪的天才论，完全同意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模糊数学公式！

　　　　于是十亿人运动于天才的股掌之上，一批《水浒》，完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员寄予最后希望的邓小平，主持工作不到一年，又靠边了。

　　　　传出了关于邓小平被批判的消息，不在这个时候批邓小平就是批人们的心尖子，就是批人们的最后的希望，就是批共产党的被糟踏了不少但仍然不容抹煞的人心。怎么能这个时候批邓小平！于是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儿子在操场的自来水龙头下洗菜，他听到了广播。他吓得放下了菜不管，跑到家里报信，连忙打开收音机。当然，是广播员夏青，“文革”中的所有最高指示都是由他播报的。他的声音激动，严肃，刚亮，绝对，又是高屋建瓴，泰山压顶，狗血喷头，体无完肤。

　　　　却原来还有声音，还有人民的意志，却原来人心没有死，民心不总是痰盂，却原来人民也有绝活，叫做“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钱文与东菊谈起来，不由得攥紧了拳头。

　　　　第二天上班，人人颜色苍白，面面相觑。最知心的朋友之间，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那眼神似乎是在说：“终于发生了！”与此同时，又人人低眉顺眼，做出一种傻乎乎一切听喝的样子。

　　　　照例是学习，转弯子，表态。开头五分钟说话的人有点打嗑绊儿，一经起了头，学习会也就有了自己的轨道自己的惯性，于是人人都说处理得好，挽救了许多无知青年。老蒋谈得最诚恳，他说一开始对批邓也是不甚理解，后来对照邓的议论与毛主席的指示便找出了问题，明白了不批邓就不能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于是大家都依样画葫芦地说一遍。小刘谈得很积极，她好像为有个事需要大家表态而颇感兴奋。对于她来说，没有比紧跟表态更能胜任愉快的，也没有比这样的考验更能使她脱颖而出的了。她讲得眉飞色舞，边说边咂摸吸吮吞吐自己的舌头。她的舌头小而灵活，红而湿润，给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