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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

天下为公:孙中山传-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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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秘密的筹款会上,孙中山作了一次令人感动的演说,意为这次准备的起义将是他推翻清王朝的最后尝试,假如起义再失败,他就荐贤代自己领导革命。与会者均被他的演讲所感动,大家当即捐出 8000元港币做准备活动的费用。
  孙中山本打算亲自赴南洋各国去筹款,但因从事革命,许多国家都拒绝他入境。自第一次广州起义后,被迫离开香港,孙中山又先后被新加坡、越南、暹罗、日本政府迫其离境,南洋的荷属、英属岛屿国家都不许孙中山居留。这样,孙中山在南洋一带难以立足。加之,此前南洋各地华侨革命党人多次为革命起义捐献大笔款项,“大有接应不暇之势。出钱者因多叹元气之未复,劝捐者亦殊党开口之为难也”,孙中山只得赴欧美另辟财源。恰逢此时,冯自由从加拿大来电邀孙赴美洲筹款,孙遂只身前往,将南洋一带事务委托给胡汉民等人。
  1911年2月17日,孙中山到达纽约,随后又到了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地。每到一地,他都说服华侨们为国内革命起义捐款,一共募集了7万多元,全部汇到了香港。在南洋,邓泽如也募集到了5万多元,第二次广州起义所需经费已基本筹足。


悲壮的广州“三·二九”起义


  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会议后,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赵声等人分头进行准备。这次起义的统筹部设在香港跑马地35号,黄兴任部长。为起义所筹款项也超过了原来预算的10万元,达到了15万。这笔钱被用于起义统筹部通过关系在日本、越南、香港等地购买军械。
  统筹部决定选派500名配备武装的革命党人作为起义的主干部队,其成员必须是敢死善战的人。林觉民、喻培伦、方声洞等都自告奋勇地充当先锋队。起义前夕,800名先锋队员陆续集结到广州,许多人写下了悲壮的遗书。
  起义日期确定为1911年4月13日,后来因美洲、荷属南洋款项未到,从日本、越南购买的军械多数没有到齐;此间南洋的同盟会党员温生才独自刺杀了广州副都统孚琦事件,清军戒备极严,在征得黄兴、赵声同意后,广州同志决定将起义日期改在4月26日。
  4月23日,黄兴到达广州,设立起义总指挥部,各起义机关开始进入起义阶段。黄兴看到广州形势紧张,加之日本、越南枪械未到,决定再推迟一天。
  4月24日,因为消息走漏,清军在城内进一步加强戒备,广州城中形势骤然紧张。突发情况使正在待发的起义一下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指挥机关的意见出现严重分歧。此时同盟会起义的机器已经迅速运转起来,黄兴等少数人坚持不能再改期,认为再改期无异于解散,将前功尽弃;但他又不得不服从大多数意见,命令赵声部队暂退香港。黄兴又电告胡汉民:“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
  4月25日,清廷又调了两个巡防营到广东。一些起义领导人再次提出改期,遭到黄兴的极力反对,他表示要以死相拼,以谢海外同志;但另一方面,黄兴又令各部先锋迅速撤回,并保存好枪械,为来日做准备。但就在各人散去后,林文、喻培伦突然赶到黄兴那里汇报:起义风声已经外露,“非速发无以自救”。黄兴下定决心,集结三四十人攻击督署,杀都督张鸣岐。
  4月26日,陈炯明、姚雨平向黄兴报告,从顺德调回来的清巡防营中的同志,已决心起义。闻听消息,黄兴又赶紧电告香港,“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决定在次日下午5点半发难。但是先锋队已在前一天被遣散大半,因此黄兴不得不调整计划:原定十路进攻计划只得改为四路。
  在香港的同志得到起义通知后,因为来不及派大队赶到广州,申请延缓一天,但“部署已定,不能再改”。
  4月27日一早,乘早船到达广州的赵声部队,因城门紧闭而不能进城;只有福建和海防的先锋到广州候命。黄兴将象牙印章及黑钢时表分送给各先锋,以作守信及准时之用。
  27日下午4点,离预定的起义时间还有一小时,黄兴集众演说,这时李文甫、罗仲霍、朱执信、谭人凤等人也悉数到来,谭人凤将香港情况告诉黄兴,请求延缓一日,黄兴只说了一句:“老先生,勿乱我军心!”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出发前10分钟,陈炯明派人来,见黄兴等人已经整装待发,一言未发转身离去。按预定计划,黄兴攻督署,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但后来的事实是,陈炯明害怕事情棘手而不敢行动。
  4月27日下午5点半,黄兴率队出发,“一时螺号呜呜,风起云涌”。但黄兴在攻下了只有少数卫队守卫的两广总督府后,其他3路却都没有随后接应,寄予希望的城外新军也没有接到通知,其他联络的民军则因宣布改期后已经解散,这样只剩下100多名先锋队员面对比他们多几十倍的清军援军,陷于孤军苦战。当赵声、胡汉民率领200多人乘夜船于28日凌晨到达广州时,见城门紧闭,又分别折回。此时,起义已彻底失败了。
  起义失败后,由善堂收殓死者遗体,共有72位烈士——这便是后来广为传颂的“黄花岗72烈士”,但实际上,后来经过深入调查,又发现了14位殉难者,一共86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同盟会党员、《平民报》主编潘达微挺身而出,为烈士寻找一处葬地安息,最后将72位烈士的遗体葬在了黄花岗。
  1911年4月28日晚6点,孙中山与致公堂大佬朱卓文由温哥华抵达芝加哥车站。西方报纸纷纷登载这次起义的消息,孙中山立刻发电给香港的胡汉民:“闻事败,同志如何?善后如何?” 
  当时,孙中山每天都应邀到各处演说,忙碌不堪。香港方面却一直没有复电,一周之间孙中山连发三封电报给胡汉民,但均无消息,孙中山一直心情沉重。一次原定3个小时的演讲,但一直情绪非常不安的孙中山只演讲了一个小时便难以为继,以至于早就耳闻“孙先生演讲口若悬河”的一些听众,都怀疑是假冒者来代替他演讲。
  直到5月3号晚上,孙中山终于收到了胡汉民的回电,得知黄兴等人安然无恙的消息,孙中山才心情舒展。
  黄花岗之役,革命党受创之重,也是自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革命党人的精英——先锋队员们大部分壮烈牺牲,还有一些人在被捕后遇害。孙中山用饱含激情的口吻,赞扬了民国创建前最后一刻付出生命的烈士们:
  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首义第一枪”


  一次又一次的起义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清王朝仍在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政权,像一只千疮百孔的破船,随时将被革命的怒涛吞没。果然,1911年10月10日,埋葬清朝统治的武昌起义爆发了。
  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任命居正主持成立湖北分会。这时的武汉,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军界和知识分子中倾向革命、加入革命党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革命党得到了共进会领导人刘公的5000元捐款,解决了经费问题,于是革命党决定在武汉举行起义,推居正等到上海,与宋教仁等商量购买军火,并请黄兴、谭人凤来湖北领导革命起义。
  1911年1月30日,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蒋翊武、刘复基等成立文学社,坚持湖北从科学补习所以来至振武学社各革命团体的一贯传统,继续以新军为主要对象发展革命力量。1907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领导人于1908年相继回国,准备按计划在各省策动起义,其中以湖北共进会成效最为显著。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胭脂巷机关举行会议,一致决议定于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举行起义,还推举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司令,孙武为参谋总长。不幸的是,6日起义的决定走漏了风声,甚至被公开登在汉口的报纸上。不得已,总机关决定将起义推迟到10月9日,即农历八月十八夜举行,其余均依原定计划进行。
  10月9日上午,孙武与邓玉麟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配制炸药,11号则是共进会领导人刘公的寓所。下午3点,刘公的弟弟刘同来到14号,不巧烟灰落下的火星引起爆炸,将孙武烧伤。俄国领事带领警察,将刘公夫人和刘同等逮捕,搜出有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之印、告示、革命党人名册等物。清朝风闻革命党起义消息,要求驻汉口的俄领事予以协助。
  当天早晨,蒋翊武由岳州回到武汉,正与同志们讨论起义之事时,忽然得知孙武出事的消息。当时风声更紧,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武汉戒严,街上布满了军警,清兵正在按搜到的名册在各营中抓捕革命党人。蒋翊武同意提前发难,然后以“临时总司令”名义起草了一份命令,约定当晚12点起义,以炮声为号。
  到了晚上12点,蒋翊武等人仍在机关二楼等候起义,楼下开着留声机以作掩护;忽然大队军警来到这里,开始“砰砰”地砸门。刘复基开门后,从楼口扔下一枚炸弹,不料误炸了楼梯,弹片反射又伤及自己,刘负伤后被捕。蒋翊武、彭楚藩等想从邻舍屋顶逃走不成,也被捕。但在押送途中,蒋翊武与另位两位同志相继逃走。当天晚上,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三位革命党人便被湖北都督瑞澂杀于督署门外。
  天亮以后,形势更加危急。因为新军炮兵与工程等营加入革命的士兵名册被查获,清兵开始在各营中搜捕革命党人。
  消息传到工程八营,革命党在该营的总代表熊秉坤深感形势严峻,若不当机立断,起义就会夭折。于是熊秉坤便利用早餐机会集中各队(连)党人代表,秘密商量,熊说:“今日反亦死,不反亦死,大丈夫能惊天动地,虽死犹烈!”这席话获得在场代表的一致赞成。当时大家决定晚间第一次点名后起义,以3声枪响为号,先杀掉敢于抵抗的反动长官,再攻占楚望台军械库。
  因为枪弹已被没收,吕功超回家取来他哥哥存的两盒子弹,于郁文等人从其排长处偷来了两盒子弹,这就是起义的全部枪弹。其他营的新军也决定不计成败在当天晚上起义。但早有防备的清政府却下令湖北全军停止晚操,使熊秉坤原来的计划无法实施。
  晚上8点多,二排长陶启胜得到起义情报后,带人闯进一排来侦查,正好看见程定国、金兆龙等人正在换枪装子弹,大声呵斥:“想造反吗?”金兆龙也回答:“造反怎么样?”陶启胜想先发制人,猛扑过来,抓住金兆龙双手,金兆龙大声喊:“同志们再不动手,等到什么时候?”程定国举起枪托猛击陶,陶启胜向外逃时,被程定国举枪射中腰部。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了。
  1914年,孙中山在东京指着熊秉坤向同志们介绍说:“这就是武昌起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后在《孙文学说》中,又称“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但如果仔细考察历史史实的话,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10月10日之夜,武昌城火光闪闪,炮声隆隆,喊杀声和欢呼声混成一片。当程定国打了具有历史性的一枪后,“全营轰动”,枪声此起彼伏,熊秉坤带着队伍来到楼门,将反抗的工程营代理管带阮某等3人打死,然后鸣笛集合。起义士兵起来响应,夺取了武器弹药。熊秉坤率队出营,这时城北也火光连天,原来是二十一混成协辎重工程营李选皋也发动了起义,两队都向楚望台军械所方向奔去。
  楚望台设有军械库,里面藏有从德国、日本购买和汉阳兵工厂制造的大量军火,一向由工八营派兵守卫。那里的革命人早已作好了起义准备,听到工八营营房枪响,他们赶跑了这里的反动军官,迅速占领了军械库,与赶来的熊秉坤等会合。接着许多邻近兵营的革命党人也率部奔赴楚望台,楚望台顿时成为起义部队的大本营。
  为了加强指挥,起义军公推工程八营队官(连长)昊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副总指挥。命令金兆龙带一队士兵打开中和门(今起义门)迎接南湖炮队,熊秉坤等兵分3路进攻湖广总署。
  进攻湖广总署的3路起义军,战斗十分艰苦,进展缓慢,曾一度受挫。10月10日夜晚,雨雾茫茫,一片漆黑,炮弹的命中率低,而总署衙门墙高厚垒,当时又有最先进的机关枪组成的强大火力网,同时总督瑞澂和第八填统制(师长)张彪把5000清军布防在通向湖广总署的各条要道,使3路起义军沿途受阻。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吴兆麟、熊秉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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