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部+反犹主义+林骧-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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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富斯事件的政治意义之所以能延续，是因为其中有两种因素在二十世纪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一是对犹太人的仇恨：第二是对共和国本身、对议会、对国家机器的怀疑。公众的大部分当然会想到后一点。无论正确与否，都是受到了犹太人和银行力量的影响。直到我们当今时代，“反德雷富斯派”这个词仍可用于识别一切反共和主义、反民主、反犹主义的名称。几年前，它仍包含众多意义，例如“法兰西行动”组织的专制主义，道利奥特的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德亚特（Marcel Déat）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但是，第三共和国的垮台不是因为这匙人数很少的法西斯主义团体的缘故。相反。虽然有些吊诡，但在第三共和国垮台时，反倒是这些法西斯主义团体影响甚微之时。使法国没落的事实是它并没有真正的“德雷富斯派”，无人相信在共和国里还能维护和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和正义。最后，共和国像熟透的水果一样落进了旧日反德溜富斯派集团（这个集团历来构成共和国军队的核心）的口袋。此时法国很少有敌人，但也几乎没有朋友。贝当集团也不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产物，这一点在它盲目坚持四十年前的旧政治方案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德国精明地通过边界线破坏了法国的整个经济时，法国维希政府的领导人还在修补过去巴黑（Maurice Barrès）主张的“自治省”（autonomous Provinces），弄得法国更加残破不堪。他们比任何傀儡政府都更积极迅速地引进了反犹主义立法，并且一向吹嘘无需从德国进口反犹主义，他们统治犹太人的法律要点与德意志帝国的法律不同。他们鼓动天主教教士反对犹太人，这只证明了教士们不仅失去了政治影响力，而且事实上也不是反犹分子。相反，正是维希政府想再次拉进政权机构的这些主教们，对屠杀犹太人一事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
不是德雷富斯案件及其审判，而是整个德雷富斯事件向二十世纪提供了一线光明。正如伯尔那诺于1931年所指出的；“德雷富斯事件已经属于那个悲剧时代，这个时代当然不会因上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结束。这个事件揭示了相同的非人性特点，在肆无忌惮的激情和仇恨的火焰折腾之中，留下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心灵和铁石心肠。”当然，这一事件的真正后果并非是在法国才见到，然而，法国为何在纳粹入侵时如此轻易地成了牺牲品，其中的原因不难找到。希特勒的宣传语言是法国人熟悉已久而且绝不会轻易忘记的。“法兰西行动”组织的“西泽主义”（Caesarism）和巴黑与莫哈（Charles Maurras）的虚无民族主义（nihilistic nationalism）从未以它们的本来形式成功过，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都是负面的。它们缺乏社会远见，也不会用大众化的语言阐述他们在嘲弄理智时产生的那些精神上变幻不定的想象。
我们在此论述的主要是德雷富斯事件的政治面，而不是案件的法律面。其中明显地勾勒的是一系列二十世纪的典型迹象。它们在本世界最初几十年里模糊难辨，最后大白于天下，显现出它们属于现代社会历史的主流。经过三十年轻度的纯粹社会形式的反犹主义种族歧视，很难还记得“犹太人该死”的呼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上上下下到处引起回声，而这个国家曾经一度将国内政策集中在反犹主义的问题上。三十年来，关于一个世界性密谋的旧传说只不过是小报的花边文章和廉价小说的题材，整个世界不会轻易想到不久以前有一个国家绞尽脑汁，试图决定究竟由“秘密的罗马”还是“秘密的犹太”来主宰世界政治，那时“锡安长老们的草案”还不为世人所知。
同样地，在精神上自我仇恨的那种剧烈的虚无主义哲学，在世界暂时和平时会黯然失色，它本身并无突出的罪行可合理化那种夸张了的残暴和狂妄。朱尔斯．盖亨（Jules Guérins）还必须等将近四十年时间，建立类军事的冲锋队的时机才成熟。十九世纪经济的产物——失去社会地位的人必须在人数上大增，才能在政变之前成为强有力的少数派，但这在法国始终只是一场奇特的阴谋，只有在德国才会毫不费力地变成现实。纳粹主义的序曲曾在整个欧洲的政治舞台上演奏过。所以德雷富斯案件远远不止是一桩希奇古怪的、处置不当的“罪行”，或者一群用假胡子和墨镜化装起来的参谋部军官在夜晚的巴黎街上愚蠢地制造伪证的事情。事件中的英雄不是德雷富斯，而是克列孟梭，事件并非从逮捕一名犹太参谋军官才开始，它从巴拿马丑闻时就已经开场了。
㈡第三共和与法国犹太人
德．勒赛帕斯（Ferdinand de Lesseps）曾建造了苏伊士运河，他领导的巴拿马公司在1880至1888年间却进展甚慢。但是，法国国内在这段时间却成功地得到了1；335，538，454法郎的私人贷款。从法国中产阶级在金融问题上的审慎态度来考虑，这一成功的意义更加重大。巴拿马公司的成功奥秘在于，它的几笔公共贷款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国会的支持。建造运河一般被认为是公共的和国家的事务，而不是一椿私人事业。所以当公司破产时，真正受打击的是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直到几年之后才又明白，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五十万中产阶级法国人的破产。新闻界和国会调查委员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公司早已在几年前破产。德．勒赛帕斯一直希望出现奇迹，梦想新的基金会推动这一事业。为了获得对新贷款的批准，他贿赂了新闻界、半数的议员、以及政府的全部高级官员。但是，此举必须雇用中间人，而中间人又要求过高的佣金。因此，这件事原先鼓舞了公众对事业的信心，亦即，国会支持贷款，最后却证实是一家不太可靠的私人企业从事一场大骗局。
受贿的国会议员或公司董事会成员中都没有犹太人。但是，雅克．雷纳克（Jacques Reinach）和考纳利斯．赫兹（Cornélius Herz）争抢向内阁成员发赏金的荣誉，前者在资产阶级政党中属右翼，后者属激进派（小资产阶级的反宗教党派）。雷那克在八十年代是秘密的政府财政顾问，因此处理财政部同巴拿马公司的关系。而赫兹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充任雷纳克和国会内激进派之间的联络人，因为雷纳克本人同他们之间没有沟通渠道；另一方面，这一职位使他能够深刻观察到腐败现象，因此能经常勒索他的上司，并且越陷越深。
这中间自然有许多犹太小商人替雷纳克和赫兹两人效劳。他们的名字当然已被人遗忘。公司的情况越不确定，佣金率自然就越高，直到最后，公司本身收到的钱就很少了。在公司垮台前夕，赫兹从一次国会内交易中就获得不下六十万法郎的预支。然而，过早支付这种预付款，使贷款难以进行，股东们口袋里就损失了六十万法郎。这场丑恶骗局使雷纳克走上绝路。不堪赫兹勒索之扰，他终于自杀了。
但是，他在自杀前不久采取了一个步骤，其结果本来也同法国犹太人无甚关系。他向反犹主义日报《自由论坛》（Libre Parole）的埃多亚德，德鲁芒（Edouard Drumont）递交了一份受贿议员名单，即所谓“支款人”，唯一的附加条件是报纸在向外界披露时必须隐去他本人的名字。《自由论坛》发行量达三十万份。它小心谨慎而又手法巧妙地利用了雷纳克奉赠的这次最佳良机。有罪之人的名单一小批一小批地分期刊登，致使几百名政治家每天早晨如坐针毡。整个反犹主义新闻界和反犹主义运动就随着德鲁芒这张报纸的发迹而最终成为一股危险的力量，出现在第三共和国。
用德鲁芒的话来说，巴拿马丑闻使隐藏的事物显形了，它揭发了两件事。第一，它揭发出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变成了商人。第二，它显示出私人企业（此案中的公司）与国家机器之间的中间人几乎全是犹太人。最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这些同国家机器有密切合作关系的犹太人全是新来者。直到第三共和国建立之时，国家金融管理一直由罗斯希尔德家族有效地控制着。他们的竞争对手贝莱尔兄弟（Péreires Brothers）建立了信贷流通公司，试图夺走部分权力，最后达成了妥协。1882年，罗斯希尔德集团仍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天主教联合总会（Catholic Union Génerale）破产，后者的真正目标是败坏犹太银行家们的事业。1871年和平条约会议结束后，法国方面的财政后事由罗斯希尔德处理，德国方面由勃莱赫罗埃德处理，勃莱赫罗埃德原先是罗斯希尔德家族的代理人。罗斯希尔德家族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政策：他们公开支持君主专制主义者，反对共和国。崭新之处并非它的君主专制主义倾向，而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一个重要的犹太金融力量公开反对现任政府。在此之前，罗斯希尔德家族一直是去适应任何一种执政的政治系体。因此，共和政体看来对他们是一种无用的政府形式。
几个世纪来，犹太人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都归因于一个事实，即他们是一个封闭的群体，他们直接为国家服务，并因特殊贡献而直接受国家保护。他们同政府机构的直接密切系，只有在国家依然和人民保持距离，而统治阶级又对管理漠不关心时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家的观点来看，正因为犹太人实际上并不属于社会，所以他们是社会上最可靠的因素。议会制度允许自由派资产阶级取得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权。但是犹太人从来就不属于资产阶级的这个派别，因此他们用一种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它。既然国家政权现在有可能通过议会达到金融扩张，在程度上超过以往各个专制独裁或立宪政府的最具野心的梦想，那么它就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犹太人了。于是一些主要的犹太家族在金融政治舞台上渐渐失势，他们越来越多地投入反犹主义的贵族沙龙，他们梦想在那里用金钱支持反动派别，以恢复旧日的好时光。但是与此同时，其它犹太人的圈子，即新的犹太财阀，越来越多地参与第三共和的商业活动。罗斯希尔德家族几乎忘记，一旦他们从对于一个政权的积极兴趣上退却，为此他们付出丧失权力的代价，不仅立即失去对内合成员们的影响力，也失去对犹太人的影响力。犹太移民是首先看到机会的人。他们很清楚地懂得，共和国不是一个民族联合起义的逻辑结果。从对两万余名巴黎公社社员的屠杀、在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之后，实际上产生的政权的统治能力从一开始起就大有疑问。如此一来，三年之后这个濒临毁灭的社会就大声疾呼要一个独裁者。当它有了一个独裁者”——总统麦克马洪（E。P。M．de MacMahon）将军（他唯一的名声是在色当战役中战败）时，他个人立即变为旧派议员，并于几年后（1789年）被解职。但是社会中的各式人等，机会主义者、激进分子、联盟主义者、极右分子，都已决定要他们的代理人执行何种政策、使用何种方法。正确的政策是保障既得利益，正确的方法是腐化。1881年以后，用莱昂．塞Léon Say）的话来说，唯一规则是诈骗。
应该看到，法国的这段历史时期里，每一个政党内都有犹太人，就像过去每一个王室都有它的宫廷犹太人一样。但是二者差异很大。犹太资本对国家的投资帮助了犹太人在欧洲经济中发挥有益的作用。若无他们的帮助，十八世纪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其独立的文官制度就不可能存在。西方犹太人之获得解放毕竟归功于那批宫廷犹太人。雷纳克和他的同伙们的幕后活动也并不能使他们长久富裕。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使商业与政治之间的秘密丑闻掩藏得更深。这些腐败体上的寄生虫向一个彻底腐败的社会提供了一种特别危险的不在场证明。既然他们是犹太人，那么当公众愤怒时，就可能使他们成为代罪羔羊。在此之后，一切事情仍可继续照旧。反犹分子们可以直接指责犹太人为腐败社会里的寄生虫，以“证明”犹太人无论在何处都是一群白蚁，破坏健康的机体。国家政体的腐败其实不用犹太人推波助澜：在一个非犹太人所属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社会的商业政策，以及商人的自由竞争理想，导致政党政治中国家的分裂；统治阶级不再有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更不用说国家的整体利益了。反犹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