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2期-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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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那显然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应该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这和《制度》作者发问中的断言相悖反；如果技术是增长的原因，那又和《制度》作者对兰德斯的批评相悖反。作为读者我就糊涂了：那么技术到底是增长的原因还是增长本身呢？
诸如此类的逻辑问题，《制度》一书中还有不少，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罗列了。
三、《制度》中解释中国大历史中的史实问题比证
现在我们退一步，不谈理论和逻辑问题，来看一看作者在《制度》中解释中国大历史中的史实情况，这关涉到其解释成功与否的问题。
在第五章谈论“中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何以引而未发”的问题时，作者所举的两个论据是明代由于矿监、税吏的压迫而“将工商业的发展逼入绝境”、以及清代对铜矿的控制造成了铜矿业的没落。中国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暂且不说，我们先看看明代中后期的经济发展情况。事实上，无论是在那个提出“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还是现在的学界都是一致认为晚明的经济发展是历史的一个高峰，矿监的存在固然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有限，至于晚明经济发展的断裂是因为明末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和鼠疫等疾病以及战争等多方面的原因，矿监绝非主要因素。现在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明清时期的税制主要是落在农业税或者说是“田赋”方面，而商业税其实很轻；“一条鞭法”实行之后又大大减轻了人身束缚，使更多人从事工商业成为可能（见梁方仲：《一条鞭法》）。
清代之所以加强对铜矿业的控制是要为铜钱的铸造获得足够的原材料，清政府初期的采铜制度之所以能获得成效是因为收购价足够高，但随着物价、铜钱价格（与白银的汇兑率）以及成本（铜矿多产于交通极为不便的云南山区，越到后期矿区越是深入山里）等众多问题的出现，国产黄铜的价格超过了来自日本等地的洋铜价格。在后来银贵铜贱的时期甚至出现铜钱的铸造成本超过面额的情况，减少铜钱的铸造势成必然，加之地方督抚需要承担运输成本等重任，他们也不希望更多的采铜（铜钱的铸造情况可参见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也就是说，清代铜矿的没落与其成本的高昂、国家的货币金融环境之间有很大的关系，清政府的政策只是一个次要因素。
在第八章中，为了说明“（晚清）功败垂成的自强运动”，《制度》的作者对中国和日本进行了对比，全文中有多处错误和似是而非的断语。以“元”作为清代财政的货币单位（清政府其实一直是用“两”，更准确地说是以“库平两”作为货币收入单位，元只是晚清的一种民间货币单位，直到清朝覆灭前夕，才出现了政府铸造的银元，而且两与元之间的市场兑换比例一直在波动，因而根本无法衡量）；将带领军队的督抚征收厘金说成“各地军队自己征税”（要知道，地方督抚本是名正言顺的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官员）；将清政府对官营企业征税、拿取利息（股息）的行为不分青红皂白地说成“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企业必须不间断地向官股支付红利”（其实更多的是政府对官营企业不断地贴钱）；置晚清时期已然兴起的民族主义于不顾，也对一直以来在中国士子和百姓中间存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视而不见，硬说“中国基层社会长期以来只有‘家族’而无‘国家’概念”。在将晚清政府和中国人“妖魔化”之后，《制度》作者进而创造出一个“日本明治神化”。日本历史学家的研究早已证明，明治初期的货币、金融政策变动很大，强制推行的不兑换纸币一度造成了金融市场的紊乱，对工商业的发展负面影响也很大，当时所建立的信贷机构所起的作用至少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之前可以说是积极的作用不大（见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及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编《开港与维新》），而到了《制度》作者的笔下，此时的这些信贷机构则被说成“是日本工商业发展的基础”；1895年前，与中国相比，日本最成功的产业并不是近代工业而是对传统手工业的改造，而在《制度》作者的笔下，似乎日本在甲午之前早已是一个成功的近代化国家（见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
从以上所举我们可以看到《制度》作者在运用SSP范式解释中国大历史时，所阐述的史实是多么的不可靠，我们不得不问：在这种史实的支撑下解读出的中国大历史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杨光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28．00元）
自由女神面前的“火神”们
苏 文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曼在其著作《布什战争内阁史》中说：“‘火神’（Vulcans）这个词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当今布什外交政策班子想要表达的形象：一种权力感，顽强，弹性和耐久性。”他说：许多人把目光聚焦在布什身边所谓的鹰派人士身上，其实更应该留意他身旁鼓吹军事强权的“火神派”，该派人物在历朝共和党政府内互相帮忙，最后纠集在外交经验不足的小布什周围，操纵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布什政府内的六大“火神”包括副总统切尼、（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鲍威尔、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和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他们是在2000年大选竞选期间获得“火神”称号的。
詹姆斯·曼认为，现在的美国不仅是在与恐怖主义做斗争，而且是在建设一种全新的秩序。冷战时期的基本社会精神气质是一种谨慎感和约束感，而“火神派”急于获得新思维。经过“9．11”事件的冲击后，他们希望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能有更广泛、更持久的变化。他们相信美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概念来指导。詹姆斯·曼就差说出这句话：面对冷战后的国际新局势，美国再次挥起“萝卜与大棒”，用“火神”的力量将“自由女神”推向全世界。
很明显，詹姆斯·曼将当今美国外交陷入一滩烂泥归因于政府过于强调理想主义，从而导致出于道义而对其他国家进行讨伐，不重视大国外交；重视改变世界，而不是维持稳定。
其实，这些在詹姆斯·曼笔下被称为“火神派”（区别于“鹰派”）的人，并不是盲目崇尚武力的狂徒，而是时刻提倡“为理想服务的现实主义”的布什班子。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它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内外环境下交替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火神派”对美国实力与民主的双重迷信，令他们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个长期决定着美国对外政策的理论——交汇融通于入侵伊拉克的决策中。
从理想主义角度出发，“火神派”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一股“善”的力量并对美国军事能力坚持特别乐观的评价。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和使命感，究其原因，这主要源自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即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生活在“山巅之城”，其关于自由价值的理念和民主制度应当推广到全世界。这一使命感在当代的表现就是在全球推行“民主和人权”，处处树立榜样和实行干预。“布什主义”指导下的“先发制人”的“反恐战争”，其目标很明确的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理想主义色彩——美国作为“上帝的选民”，应当承担其“天赋命运”以保障人类的自由与世界的和平。但在缺乏牵制力量和国际支持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借着“反恐”的名义到处打击所谓的“流氓国家”，其造成的区域动荡和战争却正是对“和平与民主”的最大威胁。正如菲利普·戈登（Philip H．Gordon）在《布什革命的终结》中所说的那样，布什改革正在走向终结；美国不得不再次回到外交的圆桌前，寻找新的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借助联合国、盟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力量，重新在世界上树立美国的形象，为美国的“民主与自由”寻求“软渠道”。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火神派”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美国军事实力的中心作用及其效能，他们代表了为追求美国不可挑战的军事实力而不懈努力的一批人。“火神派”不愿与其他国家达成妥协，包括其盟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冷战中，美国与盟国“磋商”不是先做一番“划时代”的公开讲话，然后再问盟国政府怎么看；相反，“磋商”意味着在做这样的讲话之前，先私下征求盟国的意见。伊拉克战争展示了“火神派”对五角大楼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幕僚们在冷战结束时起草的战略的认同：美国应当把军事实力建设提升到这样一个水平，以至于任何国家若与之竞争，不但得不到好处，经济还会受到严重削弱。这种军事力量其实是为其理想服务的，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这样的美国，它的价值观和理想将在全世界获胜，因为美国是如此强大，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承受与之竞争的代价，甚至没有人会开始这样的尝试。然而事实证明，美国试图在伊拉克种植的“民主之花”在遭遇水土不服后成为了基地组织培植新力量的温床；“反恐战争”实际上已经引发了一股反美浪潮；而对“邪恶轴心”的点名，反而使那些被点名的国家同美国的“民主、自由与和平的道路”越走越远。现实主义的目标是推动美国终极理想的实现，但现实又将美国拉回到了孤立主义的漩涡中。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写到美国的对华态度时，作者认为，美国国情咨文讲话中特别赞扬了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几个国家，这体现了以赖斯为代表的“火神派”对于大国重要性的认识。然而在第一任期中，布什政府内曾有人把中国看作取代前苏联的新冷战敌人，想通过对中国的“妖魔化”将欧洲拉回美国这边，巩固西方国家的联盟。“9．11”事件使美国将敌对的目光从中国身上移开了，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正在跟许多国家进行包括石油在内的原料交易，中国的触角也已进入中东、南美，还有前苏联地区，这自然会引起占有世界35％资源使用量的美国的警觉——原料价格由于中国需求增加而上涨，会在不同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威胁。同时，根据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的《石油政治第一律》，一般来说中东国家的民主程度会与石油的价格成反比，也就是说中国会间接阻碍美国提倡的“民主与自由”的扩张。美国的对华策略究竟会采取接受还是对抗，并非“火神派”的一句：美国将寻求“有利于人类自由的力量均势”就能解决的。
《布什战争内阁史》中说道，当代历史学家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性事件的图景，它从1989年以前20年开始，在1989年之后又继续了至少15年，它讲述的是追求世界无敌的美国实力的故事，是“火神派”崛起的故事。但作者终于提出：剩下的问题是，2003年攻打伊拉克是否标志着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它是否代表了扩张美国实力和推行美国理想的极限？事实证明，如今这些“火神”已经开始在自由女神面前一个个坠落。2006年11月上旬美国举行的中期选举结果一出来，第一个牺牲品就是伊拉克战争的设计师拉姆斯菲尔德。但中期选举并不意味着“火神派”的终结，他们只是暂时收缩。美国也不大可能在国际上“洗心革面”，对于这个惟一的超级大国来说，世界上还有太多的诱惑。
“火神派”究竟是在自由女神面前持续壮大，还是在自由女神的光环下逐渐走向终结。也许经过维修后的伯明翰市的火神塑像可以告诉我们答案。（本书中前言里有这样一个典故，赖斯的家乡伯明翰立有一尊火神的雕像，是该市的象征。当时几位“火神派”是小布什的竞选班子成员，因这尊雕像而命名了自己的团队。但它在1999年的时候因为破损而被拆掉进行维修。编者注）
（《布什战争内阁史》，詹姆斯·曼著，韩红、田军、肖宏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39．00元）
剑桥教授的家书
屹 宇
中国自古就有家训的传统，而家训有很多种形式，一般说来，有比较完整而系统的专书，有约束家庭全体成员的家规条款；有通过书信对子女进行教育的教子书；还有诗文、格言警句等形成的规约文字。这种种形式的家训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留下了大量晓喻后世的杰作。在专书方面，当然首推北齐颜之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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