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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回忆父亲聂荣臻-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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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他们“都出在华北,是坏人当道。” 
  她在讲话中还诬蔑父亲,“从三七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江青的讲话再一次掀起揭批“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逆流”中的沉与浮(5)   
  “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一伙攫取北京军区的念头并没有打消,他们灵机一动,居然又把北京军区与林彪挂上了钩,说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借“批林整风”运动,在北京军区第三次开展了“揭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又有很多人跟着倒霉。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由一块块根据地发展壮大而成的,这里一坨,那里一坨,应当承认,“山头”和所谓的“山头主义”在某些人头脑里是有的。毛泽东就曾公开讲过,确实存在各个“山头”。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这些所谓的“山头”和“山头主义”并无大碍,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在父亲这里,他本来就是个很讲原则的人,他不搞什么山头,更不去搞什么“山头主义”。说到与晋察冀老部下的联系,无非是逢年过节的,有些老部下来看望一下他,彼此走动得多一点而已,我想这是很正常的。 
  现在,我并不是为父亲和华北的同志鸣不平,而是愿意用事实说话。当年在晋察冀,在华北军区,大批的部队和干部被抽调到别的战略区,很多领导同志舍不得,甚至有的背后骂娘,但是父亲非常大方,从来没有跟党中央讲过价钱,只要中央有命令,调哪个部队,调哪个干部,他都是二话不说,坚决服从。结果到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华北的部队几乎全调开了,看着一手培养起来的部队跟着别的野战军走了,很多领导人心疼,有的还落眼泪,父亲却是一句不痛快的话也不说。他常说:“全军一盘棋嘛。” 
  傅崇碧将军有一回说:“什么山头主义,华北的很多部队都分散出去了嘛,聂老帅这个人的胸怀真是宽阔啊!” 
  后来进城了,父亲主要精力放到整顿北京的治安和抗美援朝上,对华北军区的事情就管得很少了,1954年,中央军委免去了他的司令员职务以后,就从不过问军区的事,用他的话来说,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的印象中,偶尔有个别军区的干部来我家,请父亲帮忙解决他们的职务或其他个人问题,父亲总是委婉地拒绝。为此,还得罪了一些人。再往后,他主抓国防科委和国家科委,就更是与北京军区没有什么来往了。 
  林彪、“四人帮”把父亲当成“华北山头主义的黑后台”,其用意自然还是通过把他搞倒搞臭,进而把北京军区的军权抓到手,扫除篡党夺权的障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我还能做点什么?(1)   
  一夜之间成为“二月逆流反党分子”,这对父亲的打击是惨痛的。可以说有生以来,对他打击最大的,莫过于这一次。 
  出事以后,父亲召集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三位秘书开了个小会,他说:“我主观上是想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谁知道会变成‘二月逆流’成员,连累了你们,我心里很难过,向你们表示歉意。” 
  三位秘书当然知道,父亲是无辜的,谈话时他们都很激动,不禁潸然泪下。 
  不久,按照中央和军委的规定,家里的工作人员要削减,四个秘书只能保留一个。刘长明、甘子玉被“群众”要求回原机关参加运动,周均伦提出,他想离开,打算报名到新疆建设兵团参加劳动。周均伦心里想的是,北京太乱了,局势让人失望,这种情况下,呆在机关也没意思。 
  但是,父亲却动员周均伦留下。周均伦思考再三,决定留下来,继续为首长服务。他知道,首长是个正派人,不可能反党,这个冤案总有昭雪的那一天。他下决心留下了,并且一直陪同我的父亲走到人生的终点。 
  转机在一点点地出现,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毛泽东总是这样,他想保一些人,又不是全力地保。也许他认为,批一批,斗一斗,还是应该的。但不管怎么说,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态度,才使得“二月逆流”的参与者,没有遭到像彭德怀、贺龙那样的下场。试想,如果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这些老同志都被打倒,乃至给整死,毛泽东还能依靠谁?林彪、江青一伙那可真要大摆庆功宴了,离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目的,也就真的不远了。 
  尽管毛泽东有批示,但林彪、江青一伙阳奉阴违,严密封锁消息,以便他们在适当时机,继续抓住“二月逆流”做文章。 
  1969年4月,父亲出席了“九大”。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父亲在会上一言不发。他真的很疲倦了。 
  在“九大”上,父亲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把他选进来。但他们又煞费苦心,安排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把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他们就是这样从心理上折磨你。 
  1969年2月5日至10月中旬,父亲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来到北京化工三厂蹲点调查和学习。其他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也分别到工厂调查学习。叶帅到了新华印刷厂,陈老总到了南口机车车辆厂,徐帅到了二七机车车辆厂,李先念到了光华木材厂,李富春到了南郊木材厂,他们这六位被定为“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都下去了。 
  化工三厂原是个公私合营的企业,工厂不到1000人,设备非常简陋,都是平房,全厂连个沙发都没有,所有人都坐硬板凳,没有暖气。8341部队,也就是中央警卫团派了4个人到厂里抓点,他们对我父亲,一是保卫,二是监视。一般说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除了生病或中央有事,父亲每天上午或下午都去厂里,警卫参谋陈兆保和秘书周均伦陪他去。那年他已经是70岁的老人,坐在硬板凳上,有时候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听“斗、批、改”的发言,也真够他受的。最难受的是,他腿不好,上厕所很麻烦。厂里只有一个露天厕所,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小便还好办,如果大便,就很困难, 每次都需要有人把他架起来。时间长了,总不是个办法,警卫参谋陈兆保设法给他做了一个特制的便盆,上面是木头架子,下面放一个脸盆,需要时他就可以坐着进行。 
  2月19日,毛泽东突然召集这些老同志开会,交给他们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老同志们交流到工厂蹲点的经验,对开展“斗、批、改”提出建议;第二个就是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开会,座谈国际形势,也给中央提供咨询意见。 
  当时的国际形势趋于复杂,美苏争霸不断升级,尤其是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虎视眈眈,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这个时候,毛泽东又想到了这些老帅,要说打仗,他信得过他们。至于中央文革那帮人,毛泽东比谁都清楚,让他们造反,那没得说,让他们研究国际形势,拿出对国家有用的方针计策,那是指望不上的。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被定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后,父亲他们这些老同志基本上看不到电报和文件了,毛泽东找他们开会之后,就发来了大量的参考材料,都是关于国际形势方面的。在这之前,订《参考资料》需要自己掏腰包。这种资料大都是外电的一些报道,厚厚的,一天一本,有时一天两本。一年订下来,需要500多块钱,而父亲他们这些老资格当时每月的工资才404元钱。秘书问父亲怎么办,这么贵。父亲说:“我自己拿钱,也要订。”结果就掏钱订了。   
  我还能做点什么?(2)   
  叶帅却不干了,他说他订不起,他的吃饭钱都不够。叶帅家里人多,生活确实困难。《参考资料》还得看,没办法,只能让军委办公厅先给垫钱,垫了一年,办公厅催他交钱,他说没钱,不给。 
  到后来,军委办公厅的领导发了善心,说算了,有些老同志连一份《参考资料》都订不起,公家付款吧。就这样,把父亲交的钱又给退了回来。 
  周恩来确定,国际形势座谈会由陈毅主持。 
  交流到工厂蹲点的经验,那是走形式。而让四位老帅座谈国际形势,则说明毛泽东还需要他们,国家还需要他们。这个消息让父亲心头轻松了一些。从3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18日林彪发布“第一个号令”为止,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周座谈一至两次,地点是在中南海紫光阁,一共座谈了二十多次。 
  能够经常与几位老帅见面,父亲心情变得很舒畅,其他人大概也是。“文革”以来,他们几个一直是不得志的,也不可能得志,可以说是“难兄难弟”。现在,能够时常坐到一起,畅谈国际形势,发表各自的意见,真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他们认真地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国家安全、国防建设的重大问题和中肯建议,据此整理成《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4份有关国际问题的报告,呈送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全国一片紧张。四位老帅的座谈紧紧围绕这个问题,父亲说:“苏联对我们搞点紧张是可能的,但要在中国大搞,这不可能。搞一个捷克他们就动员了四五十万军队,搞中国要多少人哪!关键的是,他们士气也不行了,二战时喊一声斯大林万岁,就冲上去了,现在他们靠什么?” 
  众人均点头同意。徐向前说:“苏联如果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 
  几位老帅一方面认为苏联军队不可能大举入侵,一方面认为美苏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争取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将成为他们矛盾斗争的焦点,中东局势将对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另外一点是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别看苏联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美国叫得凶,但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他们还认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为此,他们建议,中央尽快恢复中美会谈,缓和中美关系,打开我国外交战略的新格局。 
  在当时,应该说老帅们的观点是十分精辟的,是一个战略观点,所以被中央采纳,成为中央制定对外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几位老帅虽背负“二月逆流反党成员”的罪名,但仍一片丹心不遗余力地为国家,为民族操劳。而这时候,他们的前途依然危厄莫测,因为林彪、江青一伙正如日中天。作为他们的对立面,随时仍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1969年10月20日,中国和苏联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谈。此前3天,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发布了一道“紧急指示”。18日,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为名,正式下达了这个“紧急指示”,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后来人们才明白,这实际上是林彪一伙为实现篡党夺权而有计划地进行的一次预演,林彪是背着毛泽东发布这个号令的。他想借中苏两国的紧张态势,检验一下他号令全军是否行得通,同时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因为这些老同志虽然大都赋闲了,但他们的威信和影响还在,把他们留在北京,是危险的。 
  在京的老革命家大都被告知,限期离开北京,分头“疏散”到外地。父亲接到去郑州的通知。他认为,郑州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他不熟悉。如果去晋察冀更好,打仗时,他还可以起些“参谋”作用。 
  父亲让秘书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反映这个想法,提出要到石家庄去。很快,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同意父亲到邯郸。 
  在这之前,我爱人丁衡高早就调到陕西秦岭一个偏远“三线”山沟里搞科研,我去了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母亲张瑞华都是60岁的人了,长期有病,身体虚弱,仍然给“下放”到吉林省白城子的一个“五·七”干校里劳动。家里就剩下父亲和6岁的聂菲。 
  临离开北京之前,父亲嘱咐陈兆保上街买来了两盏马灯和一些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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