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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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出门靠朋友”的倾向。这与西方加尔文教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是刚好
相反的。后者强调的毋宁是“上帝只能帮助自助的人”。
这当然并不意味美国人是完全不肯帮助别人的，只是比去中国人来罕见得多
，而且，他们对别人的帮助，必须由施恩惠者自己作主，而不是一种身不由己的
、反射性的、不经疑问的、外加的承担义务。而且，这种偶一为之的施恩，往往
是作为自己对入有好感的一种表示，而不是替别人代劳。因为，一来，他们很忙
别人利用．认为别人过分地依赖自己就是一种“剥削”；二来，自己过分地去照
顾别人．也会被认为是对别人自主能力的一种侮辱，而且有用“人情债”去控制
别人的嫌疑。因此，他们一般为人的原则是尽量少管他人的事务，在自己这一方
则尽量做到以依靠自己为三，非到万不得已不去求人，甚至还以开口向人求助为
耻。实在必须去打扰别人时，他们往往会这样问：“我能向你要求一个小恩惠吗
？”（Can I ask you a small favor？）或者：“你能腾出几分钟吗？” （Can
you spare a few minutes？）并且在事后总是要道谢。
如果中国人这样去要求自己的熟人，就会被认为是“见外”。的确，当笔者
在大陆时，受熟人帮助后加以道谢，就受到“见外”的责备。他们认为：这样才
是“做人”最起码的道理。因此，国内确实具有一种海外所没有的温情脉脉的气
氛。
然而，这种“做人”的方式，在其他文化中就不一定吃得开。有些中国人到
了美国，以为主动地替别人办事，就可以赢得别人的好感，以及多交朋友。然而
，过分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作风，反而会引起对方的怀疑，认为这样不
近人情的行为一定背后藏有动机，例如用“人情债”来将自己绑住之类。因此，
为了避免失去对自身行动的决策权，一般美国人多半会躲避这样的“好意”。偶
尔，在某些情形中，也会出现接受了“好意”而没有“礼尚往来”的例子。
中国人的这种人情味．在国内比在海外的华人中还要显著。大陆实行的“社
会主义”，正是躲避了冷冰冰的现代法权关系，尽量保持传统人情味的制度。
的确，大陆人士熟人间古道热肠、急人之难的倾向，有过于港台的中国人。
不少大陆的人仍然保持“鉴貌辨色”的古风。例如，有时候我只是闲谈中说起自
己需要的东西，是漫不经意地提到的，事后就忘记了，但是在下次见面时对方却
竟然已替我办妥。的确，中国人对陌生人虽然很粗暴，但是在需要“做人”的时
刻却是“仁至义尽”的。有些时候，我拿了介绍信去另一个城市办事川文介绍信
的人即使帮不上忙，也在大热天跑老远路来到宾馆中找我，而不要我本人出动。
此外。还有这样的情形，只见过一次面的人，连名字也记不起．但是在公共汽车
上碰到时却抢着替我购票。我在大陆时．偶尔也会与同一幢留学生楼内住的美国
友人外出，有一次在上车后我立不稳，一时找不出钱买票，他却自顾自地只为自
己买了一张票。因此．两者的态度形成很鲜明的对照。
将成人当儿童
一位法国的教育家认为：中国人将儿童当作成人，却将成人当作儿童。确
实，在传统教育下，当儿童还是很小的时候，就要他们读圣贤之书。这些书，当
然只有到了成年才能理解的，因此就要求儿童先去死背下来再说。然而，当一个
人长大了以后，却又将他（她）当作是一个“不道德的主体”地处处去看管着他
（她），连婚姻也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基本上仍然将他（她）当作是不能自主
的儿童。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种颠倒错乱的做法，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当儿童
的心灵还很脆嫩的时候，就给其灌输“阶级仇恨在心里长了根”或者是盲目拥护
一类东西。而当一个人长大了以后，又从多方面的安排，强烈地暗示他（她）是
一个没有独立判断力的人，基本上将其当作是一个“性”还没有萌芽的儿童，因
此连谈恋爱也诸多阻难。此外，还培养人用“类型化”而不是用具有“个体化”
深度的方式去看人看事。因此，在“成人”看的小说与电影中，都一律搞黑白分
明，一开场就知道“好人”是谁，“坏人”是谁——如此，可以省掉了十岁以下
的儿童在电影开场时常要询问父母的问题。
然而，说中国人将成人当儿童则可，认为他们将儿童当成人，则牵涉到定义
问题了。强迫儿童去接受他们的心灵发展阶段还未能吸收之事物，自然也可以算
作是把儿童当作成人。然而，这并不意味去灌输他们“人格平等”的观念。因为
，中国人既然将成人“儿童化”，搞到连成人的人格尊严都没有，还怎样去培养
儿童的人格尊严。
因此，要儿童去吸收超出其理解力的事物，只是替未来将成人“儿童化”铺
路。这种用外力强加的办法，正是为了去培养“他制他律的人格”的。换而言之
，就是不要让内省式的“自我”基础出现。
在传统的私塾中，儿童必须去背诵其不理解的东西，自然使其对这种枯燥与
阴郁的教育心怀恐惧，兴趣索然。因此，塾师的唯一方法，就是一个“严”字。
他必须经常板起面孔来威吓学子们，而且多半还备有一根可以伸到教室中每一个
角落的长竹竿，随时对以对不听话的或背不出书的学童敲下去。所有的这一 切，
对儿童的。已身发展都是不健康的。
在今日的中国，当然已经不再存在这种情形。然而，为了不让内省式的“自
我”浮现，因此在一个幼儿还未能选择之时，就灌输其某种思想的做法，却仍然
是一种常情，如我参观幼儿园时看到他们唱颂伟人之歌。因此，这仍然是一种将
“良知”国有化的程序设计。
至于中国人的传统家庭教育，也是朝着同一个方向。中国人要求父母们达到
的理想标准是“严父慈母”。因此，母亲扮演的角色，必须是慈祥的，对子女纵
容的，而父亲要扮演的角色，则必须是严厉的，对子女威吓的。一般来说，在五
六岁以前，儿童是在“慈母”的纵容之下度过，五六岁之后，就处于“严父”的
教鞭底下了（因此，在这里，“养”与“教”似乎也有一个形式上的分工）。
然而，不论是在谁的塑造下，都不是朝着“个体”的人格成 的方向发展。在
中国这个没有个体“灵魂”的文化中，每一代训练下一代的“人格”，都是去符
合“二人关系”创人格，必须在别人面前“做人”的人格，因此，也是“他制他
律的人格”。“个性”既然无从出现，每一个人生活的意向遂集中在大家一样的
“身体化”的需要之上，至于超乎自己的“身体化”需要的道德生活的主要内容
，则表现为对别人日常生活——起居饮食——的关怀与照顾之上。这种建筑在“
身体化”需求之上的“心意”，甚至还渗透到中国人的政治行为中。例如，中国
人左派的统战方式，就是用“关心群众生活”的方式去使对方“交心”。因此，
中国人的“大同”境界，也只能是具有“亲民”基础的集权主义。
在家庭中，“慈母”对子女的照顾，一般来说是“养”，但也只能涉及“身
体化”的需要——饮食、穿衣、睡眠——其中义以“饮食”为主要内容。本来，
世界各地的父母对幼儿也只能照顾到这一个地步，因为“人格”之形成乃每一个
人自己的事，是不能代劳的。然而，中国人对下一代的教养，并不着重发展“个
性”，而只是要其去迎合别人，亦即是培养“和为贵”与“息争”的态度。而且
，中国人对子女的感情训练，也不是准备使其独立，而是使其永远地对自己依附
。因此，就将这个以满足口欲为主的“身体化”阶段无限地延续下去，亦即是永
远将其当作是只处在一个阶段的人。一个人即使到了三四十岁也好，在“慈母”
眼中，却永远将其当作是一个必须常常用食物填塞的“小宝宝”，而不是当作是
一个“性”已经萌芽了的成人——在这一个方面，上一代永远是采取讳莫如深之
态度的。因此，中国人不论在思想感情方面，抑或是身形体态方面，都出现了严
重的“非性化”倾向。
这种永远将儿女当作是“小宝宝”的作风．可以用鲁迅的一段话下评语：“
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鲁迅：《热
风》．人民又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页。）“二十四孝”中“老莱娱亲”的故事
，就很明显地表达了一个人在父母面前的永恒童年状态。
中国社会要求“严父”做到的，义是另一种任务，那就是“教”。如上所述
，中国文化注重培养的，是一种“他制他律的人格”，因此必须把每一个“个人
”都当作是“不道德的主体”，而不是一个用内省的方式作自我决定的“良知主
体”或“权利主体”。因此，就不去训练每一个人用“选择”或“批判”的方式
去接受社会的规范，而必须像驯服野兽一般，用外力将它制服。“严父”为了完
成这一项任务，就必须用威吓的手段，甚至出手到“打”。即使一个人的气质是
不严厉的，在子女面前也必须装出这副面孔，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害了下一代。正
如《三字经》所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严父”既然是用驯兽的方式去“教养”子女的，因此。在对即使已经成年
的子女施以打骂时，就往往以“畜牲”称之。然而，假如驯兽师的电鞭没法除净
狮子与老虎体内最后剩余的一点兽性，那么，中国人的这种“他制他律”的方式
，除了在人格的主要内容方面造成没有个性，没有尊严，逆来顺受的态度之外，
也是没法子除净人的最后一点“私心”的．就如同在“天下为公”的国有化一统
体制底下，永远也没法子铲除“自留地”一般。然而，这个“私心”是没有合法
地位的，而且是不知道如何由自己去控制的，因此，一有机会就会在公众头上倒
屎倒尿。（详下“中国人的‘私心’”这一个分节。）
因此，中国人遂永远地被保持在一个“他制他律”的童年状态中。鲁迅说得
好：中国人“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
不是‘人’的萌芽。”（鲁迅：《热风》．人民又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页。）
不敢让自己太有吸引力
当一个西方人受到别人的称赞时，他总是说：“谢谢广亦即是接受的意思
。而当一个中国人面临同样的场合时，却总是赶紧地连声说：“我不行！我不行
！”
后一种情形，可以只是一种谦辞，听的人往往心里很受用，但是在表面上总
要谦虚一番，因此并没有妄自菲薄的意思。然而，对很多人——尤其是青少年—
—来说，却是出自真心的惊然，因为中国文化没有促使个人对自己有太高的估价
。
的确，中国人一代对一代的教养，只是使人“快高长大”，并没有让他去形
成坚强明确的“自我”，反而是教他如何在别人“面”前不要过分表现“自我”
。于是，在“羞耻感文化”作祟下，就不只是听到别人当“面”称赞自己时，会
“脸”红，即使是偶尔“面”临“对方”自夸的场合，也会替他“脸”红，热血
会冲到耳根子里，甚至背发冷汗。因此，如果有中国人像美国总统候选人那样公
开地说：“我将是你们选出来的最好的总统，请投我一票！”就真正是“晤怕面
增”。
因此，中国人不是互相铲平的话，就是白我铲平，即使在家庭内，如果子女
当众说自我欣赏的话，上一辈就会作出做人要谦虚一点的告诫，或者，掉过头来
，如果母亲当客人的“面”称赞自己女儿，后者亦会急着抗议：“阿妈啊！……
”
一个人如果不具备制造吸引力的心理化学，即使穿上华服或抹上浓妆，也是
无补于事的。不论一个人如何妆扮，无知无欲的儿童化心理状态、中性化的外观
与体态、不见七情六欲的“好人”表情，或因“非性化”而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