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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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殆尽，代之以〃服役贵族〃。彼得大帝进一步把这个阶层栓在国家役使的功能上

。该时社会上极大多数人已降为农奴，彼得将其奴役加深，去满足服役贵族的需

求，作为他们被国家奴役的补偿。俄国专制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是自相矛盾的，一

方面利用传统的东正教来控制愚昧的农民，另一方面用实施某程度的欧化（现代

化）来肯定现形式的国家机器之存在，以及其铁腕手段的合理性。在处理帝国境

内的其他民族上，俄国模式采取的是强制性俄化政策。这个模式唯有中央不断施

用高压，才不导致分崩离析。

　　中国模式在近代之前该说是最〃平民化〃，它至宋代基本上淘汰了世袭贵族阶

层，用科举的方法从民间挑选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流动性很大，也代表了各地

区。他们组成文官体制替皇权的秩序服务，但比较不脱离草根。它的治理方法是

维持社会均平，不让出现太大的阶级分化。它也力图减轻城乡矛盾，避免造成西

亚和南亚的军事集团和都市豪商勾结共同剥削农村的格局。它最成功的莫如防止

军商勾结，保障了内部和平，但代价是只能采取守势的国防政策，不能像西欧那

般不断把军火工业推往前走，用战争来养活武器市场。

　　自宋代以来，市场化和契约化已经变成普遍，因此国家不再能采取秦汉时代

那种〃抑商〃手段。事实上，帝国的庞大领域有赖商业网络凝合，北边的国防军需

亦得靠商人运转。因此，这个时代的〃抑商〃，是将商人活动限制在维系大一统国

家这个目的之内，不让他们形成本阶级的意识。这个措施相当成功，即使到了帝

制晚期，商人资本仍倾向朝土地方向发展，亦即是和文官集团认同。同一个保持

稳定的意向，也令帝国政府对任何〃海外关系〃极端不信任。

　　这整个意识形态体现的是儒家〃平天下〃理想。但正如现代中国的革命政权的

教训所示，一个有均平天下理想的统治集团，在发挥它的功能的同时，也会堕落

为国之大蠹，自身变成制造社会两极化的媒介。它虽然防止了军商勾结，但引来

的也会是同样不妙的官商勾结。到了这一田地，均平天下的理想就转由农民战争

来执行。中国的农民起义，从东汉的〃太平道〃到清代的〃太平天国〃，都是打着均

平的旗帜。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植根于中国文化深层的特色。中国这样一个能把世界最

庞大的人口保持在一个历久不散的团体内，其付出的代价是各单元都不该走向分

化，也不能过分垄断。一位西方学者把西方近代初期的企业组织方式和同代的中

国作比较，指出：初期的西方企业家已有控制生产过程各环节的意欲：从采购原

料，到分派给各地的纺织户，到再分派给加工单位，到回收，都一把抓。在帝制

晚期的中国，很少有操纵生产作业全部过程的情形。可能是中国的市场机制比较

发达，各种服务在市场上都可以购得，因此出现〃用商业代替管理〃的安排。〃但总

体来说，一个累聚成规模庞大的工业，不是靠扩充生产单位的体积造成的，而是

凭市场串连日见增长的大群小生产者，整个结构各部分之间的直接功能整合尽可

能低。〃29　从目前流行的文化解释看问题，可视为不能让一方垄断，〃让大家都有

口饭吃〃的心理。

　　中国是这一千年来世界上政治、社会、文化最稳定的地区。这个罕见的成就

也是致命伤：新的结构性的变动难以产生

中国历史的〃长时期〃结构

　　第一个〃中土〃帝国其实已结束于汉帝国的覆亡。与西方罗马帝国不同，中华

帝国的框架屡次获得新生。蛮族入侵使罗马帝国永不复元，却被中土文明多次吸

收为新血液。例如，隋唐帝国上承北魏，乃具鲜卑血统的统治集团与汉人士族合

作的产品。在野蛮民族的汉化使北方获得更生的同时，中原旧族则移植和开发南

方。于是，一方面中土旧体制获得持续，另一方面地盘却从北温带扩充到亚热带

。隋唐以后南北两区得赖大运河这条大动脉整合。在中国本部以外，隋唐〃第二帝

国〃也将中土帝国规模扩充为东亚帝国的规模。

　　进入公元第二个千年，这个模式重复出现。隋唐〃第二帝国〃解体后，宋明两

个中土皇朝都先后亡于〃外族〃的蒙古与满州，后两者重建〃天下〃都比前者成功。

同时，这类中国化的边疆国家又把东亚帝国扩充到内亚洲。

　　另一方面，宋上承唐代华南地区兴起的趋势，使经济重心移到江南，并顺理

成章地走向海洋。这个轨迹可勾画如下：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国从北温带延伸到亚

热带，第二个千年则出现从亚热带走向热带的冲动。在忽必烈派遣海军去打爪洼

，以及明成祖用更庞大的海上力量〃下西洋〃这些宏伟的业绩背后，是沉默的中国

商旅和移民朝同一方向推动的波浪。唐代在华南只开广州一埠，从宋到元，甚至

包括国家垄断的明代，在沿海尤其在华南都设有一连串的海口在吐纳着远洋

贸易。这一带可以说已经变成大陆帝国的〃经济特区〃。

　　因此，第二个千年造成的大趋势是：中国的发展重心由北移向南、由西移向

东。今日中国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调整南北的先进和落后关系，但这个对比还是比

较轻微的，难题是如何发展整个大西部。

　　的确，第一个千年末，中国的首都已经越来越往东移从长安到洛阳到开封

。从宋朝开始，首都开封、临安、燕京都得靠在大运河边上，因为它是南北

经济的大动脉，而较落后的北方越来越依靠富庶的华南支持。至于古代的〃关中〃

，早已被这个时代潮流远远抛弃于后。

　　既然如此，为什么首都一定得设在北方？　为什么政治中心不能和经济重心合

而为一。答案是：政治中心非但必须在北方，而且还必须处于北方国防线上，除

非这个朝代不是大一统政权。事实上，中国历来定都于南方的政权都是半壁江山

。在古代和中古，对中国的威胁多来自西北方和正北方，因此国都亦设在长安或

洛阳。然而，从755年的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亡国的肇机皆来自东北

地区。刚进入第二个千年，这个地区已兴起史无前例的新型边疆国家辽与金

它们成为宋朝的大患。继起的蒙古则在灭金的条件下灭南宋，而造成汉人的天下

首次全亡于〃外族〃之手。后来明亡于清、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及共产党之取代国

民党，都从东北开始。

　　因此，在近一千年，除了弱宋，北方的首都也必然设在农耕和草原交界的东

北国防线上金、元、明、清都奠都于燕京。历来能统一或征服中国的武装力量

也必来自北方，甚至连两次成功的北伐明室和国民政府都不例外。明朝不过

是将蒙古人赶回漠北，蒙古人放弃对汉人的统治，回到塞外仍然是一个游牧帝国

，继续对缩小了的中国造成威胁。至于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则是半壁江山。

　　内亚洲既然是帝国第一防线，自南宋以来形成走向海洋的华南则势必屈居附

庸地位，它用〃南粮北调〃的方式支援北边的国防。而南北的这种协调也成为整合

面对内亚洲的华北和面向海洋的华南的唯一可行方式。但是，这个双面神（Janus

…faced）式的帝国归根结底仍然是大陆性质的，它对不能整合的〃海洋中国〃部分会

感受威胁。明清两代都实行海禁。台湾在清代开始成为对大陆中国的一个具体威

胁，这个威胁至今照旧。

　　当葡萄牙侵入印度洋的时候，它的人口约一百万，只抵中国沿海的一个大县

，其海上力量不见得超过明代的沿海豪强。但包括葡萄牙在内的大西洋国家如今

都把人口疏散到海外去，尤其是英语民族，从一个岛国繁衍为美国、加拿大、澳

洲等大国。在二千年前期，世界上的空地还很多。中国在这个千年内不面向海洋

的后遗症是造成今日人类百分之二十三局促在百分之七的可耕地的现象，在世界

史上是一个反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洋时代已经结束。迈入了核战时代，内亚洲还是沿

海是第一国防线的问题也变得无谓。如今我们面临的是太空和电子资讯的时代，

用什么态度应付它，足以构成一个新的挑战。在这个转型期间，回顾一下这一个

千年是怎样走过来的，它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性格，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局面，留下

了今日的难题，是十分应时也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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