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无字 张洁-第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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匙哪儿是锁。　　　
　　离开上海时，看着表姐绿云越来越远的曼妙身影，胡秉宸决心结束与白帆那个仅仅是生理层面的组合。　　　
　　即便重又回到时刻面对生死之择的重庆，胡秉宸也不能忘情和表姐绿云的那些夜晚，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资深地下工作者，甚至随身携带表姐绿云一百多幅玉照，返回重庆那个多事之家。直到那时，已经不老不少的革命者胡秉宸，还保留着一块自留地；仍然把男女之间那点子事与婚姻质量以及浪漫情怀扯在一起。　　　
　　正像本书第一部中所说，吴为总是把男人的职业和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做歌唱家的那种人当做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做文学，把子过革命、到过革命根据地的那种人当做革命……　　　
　　吴为则既热爱革命，又热爱音乐，又热爱文学。综观她这一生所选择的男人，差不多都和这种爱屋及乌的情结有关。《尚书大传，大战篇》有“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于她则是“爱乌者，兼其屋下之人”，或双相通用。她的热爱要是再多，怎么是好？那么她这一生更是非常、非常地热闹而麻烦了。　　　
　　恐怕胡秉宸也有同样倾向。与绿云表姐的情爱，是否掺杂着对往昔生活情趣、方式、品位的追念？对文化艺术心存过多的奢望和虚荣？如果表姐绿云不是略有名气的浪漫画家，仅仅是个性感的女人结果会怎样？　　　
　　吴为和胡秉宸情爱的对象到底是什么？！　　　
　　表姐绿云十分伤情地向渐行渐远的胡秉宸挥着手套，也一清二楚这段插曲已经进入尾声，当火车消失在远处的时候，也就同时收拾起她的伤情。　　　
　　“望穿秋水”只能是传统女人的情爱状态，比如说叶莲子。　　　
　　时而飒爽英姿出现在高尔夫球场，时而一身泳装出水芙蓉，时而高骑马上策鞭疾驰的时尚女人……很少会“望穿秋水”地等待一个哪怕是血写的允诺。　　　
　　不是表姐绿云水性杨花，而是家族历史早就让她明白，人世本就是一张瞬息万变、风云突起的麻将牌桌，未来更是靠不住、押不得的，也无从押起。表姐绿云在三十年代就有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暂时拥有”的超前意识，那时就“酷”到现而今小男女们望尘莫及的地步。何况未婚夫胡秉安自缅甸来电，近期就要回到上海，待他归来即刻筹办他们的婚礼？　　　
　　但是表姐绿云的无名指上再也没有套上结婚戒指，那枚订婚钻戒孤独地闪烁了一段时间，就悄无声息地飞落首饰盒。　　　
　　是否胡秉安得知了她和胡秉宸的私情？无人能言其详，只知道胡秉安不辞而别去了香港，此后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表姐绿云照旧打她的高尔夫球，照旧出水芙蓉，照旧策鞭疾驰，照旧出席上层社会的pany，前呼后拥着众多的仰慕者。后来又学会开车，驾一辆彼时名车雪佛来，载一路欢声笑语……　　　
　　多少次几乎为革命舍弃头颅的胡秉宸，却无法舍弃与表姐的情爱。　　　
　　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关系本就没有法律保障，比起表姐绿云，白帆的女人手段也非常贫乏，但有个“中统”父亲以及国民党后勤少将姨夫的白帆，毕竟比世家出身的胡秉宸更具政治亲和力，或者说是政治上的一种“阶级烙印”。　　　
　　她搬出领导进行干预。领导并没有使出组织处分那个有力的杀手锏，而是晓以神圣的革命大义，还有地下工作严酷的组织纪律。　　　
　　对于革命者胡秉宸，只有亮出这样的大义才能扑灭他那一腔恋火，才能让他像杀死自己那样杀死他和表姐绿云的情爱。真是血糊拉拉、生拉硬拽地把他对表姐的情爱从心中割舍。不像几十年后与吴为的情爱，有那么多个人利害让胡秉宸难以权衡。　　　
　　吴为后来能够尽心尽力地为胡秉宸寻找表姐绿云，完全是为他这种几近自杀的牺牲所感动。　　　
　　应该说，与表姐绿云的情爱，才是胡秉宸一生中灵肉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情爱；又因为没有完成，使保鲜技术无能为力的爱情保鲜，终于得到了解决。　　　
　　8　　　
　　当胡秉宸和他那一千人马来到饭店时，偌大饭店竟空空如也。电梯停止运行，连一个服务人员也看不到，像一个壮汉突然倒地死亡，让他们猝不及防。胡秉宸只好带着那些人，沿着曲曲折折、光线昏暗的楼梯向上猛跑，当他经过412那间客房时，甚至没有在那个号码上留下一瞥。他们跑了一层又一层，找了一间又一间，一直跑到楼顶，也没有找到那个接管干部会议的会场。　　　
　　不知胡秉宸记错了地方还是大会已经开毕，总之，他们像孤儿一样，不知所从地站在楼顶的大堂里。　　　
　　不知是胡秉宸耳旁还是他的心里，突然轻轻响起两个字：“跟上，跟上！”让他一个激灵，猛醒过来。　　　
　　自参加革命以来，胡秉宸从来没有计较过、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打算记住过、从来没有在意过自己为这个革命做过什么奉献过什么，只知道一门心思付出，而且桩桩任务力求做得尽善尽美，万无一失。　　　
　　但在这一瞬间，“履历”却突现出它的意义。　　　
　　“履历”是一种记载，记载是为了说明。说明是为了什么？胡秉宸还不甚清晰，但至少应该证明他是这伟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尤其在革命大告成功的时刻。　　　
　　他突然开始想，他为新中国的到来做了什么。如果连你自己都没记住自己做了什么，更不要指望他人为你记住。胡秉宸没有站在那里懊丧不已，转身带领他的人马去见更高层的领导。在一栋巨型建筑最为宽敞的一个房间里，他们找到了那位高层领导。虽然门口设有专岗，岗哨却没有十分在意这一群奇装异服的人。　　　
　　大白天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电灯，隔壁房间不时响起电话接线员的呼叫声和打字机的哒哒声。　　　
　　领导背着手站在巨型写字台后，看上去很像苏联早期电影里的革命人物，很“地下”地苍白着、瘦削着，嘴唇薄而五色，胡子、头发毫不修饰地蓬乱着，说明着已久没有良好的睡眠和饮食。他表情严酷、目光犀利、拒人千里，少语、精明、警觉地打量着他们，在白日里有些病态的灯光辉映下，如一块可惧而不可亲的坚石。　　　
　　巨型写字台上，满是纸张、铅笔、报纸、文件、还有一个地球仪和一个插满长长短短烟蒂的烟灰缸。胡秉宸一干人就站在那张写字台前，领导没有请他们坐下的意思，而是一副分秒必争、速战速决的模样。冷傲的胡秉宸到了这时也只能照单全收。而眼前这间办公室的气魄和威慑力，只有多年后，当胡秉宸坐在部长办公室的巨型写字台后才找到感觉。　　　
　　胡秉宸说：“我们是来转组织关系的。”顺便说到委派他来上海工作的上级姓名，报告了他来上海的任务，汇报了任务完成情况，有关日后的工作安排却一字未提。他十分明白，组织关系就是含金量最高的履历，组织关系转到哪里，工作自然就安排在哪里。　　　
　　幸亏胡秉宸在解放大军人城之际；立刻与委派他来上海工作的上级取得了联系。革命胜利之初，一切尚未就绪之前，“上级”，就是一张有效的通行证。　　　
　　领导看了看胡秉宸。以胡秉宸的身份和职务来说，到这里转组织关系应该说是合乎级别待遇的，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因为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就用拇指和无名指从一堆乱纸里抽出一张纸条，草草写了几个字后交给胡秉宸，然后就着一脸郑重地思考，一脸郑重地继续吸烟。　　　
　　出了大楼，胡秉宸展纸一看，与他送到大别山的那条卷烟纸差不多大小，上有胡秉宸等人的名字及行书一行：“均为中共正式党员，现转至你处。”　　　
　　凭着这条小纸，胡秉宸以及他手下的几个人也就有了新的革命岗位。没人审查，也没人怀疑。　　　
　　共和国进入经济建设时期，其中一位在填写履历表时请教胡秉宸，这一段历史怎样填写为好。他竟对那位同志说：“就填参谋。”该人从未得到这样一个职务，可也从未有人置疑过这个头衔的合法性。　　　
　　多少年后，在胡秉宸与吴为那场惊天动地的恋爱事件中，这位“真假参谋”才在白帆对吴为的自卫反击战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参谋，还为挽救胡秉宸、白帆的婚姻，组织老战友成立了一个“白胡婚姻保卫团”。直到政府某年重新核算工龄以确定老干部的离休待遇时，这位“真假参谋”才忽然对胡秉宸声称，因对白帆有个私生子的隐情和他们的婚姻危机不甚了解，才错误地站在白帆一方，今后不但不反对胡秉宸逃离与白帆的婚姻苦海，还要协调“白胡婚姻保卫团”其他同志，劝说白帆同意离婚等等。　　　
　　为此，胡秉宸平生第一次为自己的私事，违心地为“真假参谋”写下一具证明。胡秉宸苦笑着对吴为说：“……昨天来了十几位‘保卫团’中的一位，因为他有事求我，我签个字他就变成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我不签字他就变成一九五O年参加工作，每年差几百块钱的离休费哪——不过几百块钱而已。”　　　
　　如果不是胡秉宸当机立断，他和他领导的那些人十多年出生人死、呕心沥血的革命历史，很可能就在那个不知所从的瞬间抹得精光，连他本人也可能湮没在历史车轮的尘埃里。　　　
　　组织关系落实后，胡秉宸等人很快被派去接管某个单位。被接管的单位其实很近，步行不过二十分钟，但是胡秉宸坚持要上级给他们派一辆吉普车。　　　
　　一九四九年后直到二十世纪末私人汽车重新出现之前，汽车始终是一种政治地位、行政级别的证明。而当时所有被接管单位，都会举行盛大欢迎式，汽车，尤其是吉普车，在那种场合，不失为展现政治级别、革命威风的绝好道具。　　　
　　等了很久的吉普车终于来到，却并不是派给胡秉宸的专车，车上还有其他人。那些人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臂上戴着鲜红的“上海军管会”袖标，让身着奇装异服、没有这等装备的胡秉宸，好一阵说不清苦辣酸甜。　　　
　　浸泡在苦辣酸甜中的胡秉宸，不知为什么突然对一起等了许久吉普车的手下人说：“你们几个就不要去了。”在瞬息万变的新形势下，这句“你们几个就不要去了”，不知对跟随他多年的那些人；将发生怎样的影响。　　　
　　9　　　
　　直到与史峤重逢，才把胡秉宸从赵大锤的枪杆子下解放出来。　　　
　　早在重庆日寸期，史峤就看出胡秉宸与胡秉寰的不同，胡秉宸能有今日一番作为，可以说是意料之中。只是看到胡秉宸，史峤就会有点黯然神伤地想起过往的一切。　　　
　　同样，与史峤的相逢也让胡秉宸发出时光荏苒的感叹。　　　
　　那一年，有人在街上见到出狱后的史峤，大家为此紧张、躲避过一阵，过了很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才放下心来。后来又听说他在重庆略一露面就到香港去了。　　　
　　史峤到香港后找到党组织，接受上级机关的审查后，又根据党组织的意见来到前线继续革命，实际上是明升暗降。职务对史峤没有什么意义，明明白白的是组织上再也不信任他了。除了长吁一声继续埋头革命，像史峤这种人还能做什么？　　　
　　胡秉宸在史峤领导下工作多年，也很赞赏史峤的为人，却并不同情史峤的结局。　　　
　　身处地下状态，随时随地在生死中穿行，怎么能讲人情？你的人情很可能就是同志牺牲、工作受损的缘由。李琳之所以得知那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点，正是史峤的错误。　　　
　　地下党人的工作生活极其艰难。当胥德章和常梅结婚时，史峤提出至少在他的住地为他们举办一个简单的婚礼，大家也可趁此机会聚会一下，却遭到胡秉宸的强烈反对：“这样集中起来相当危险，也不符合地下工作的纪律，按规定我们只能单线联系。”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史峤的住地必须绝对保密，如与下面同志联系，只能在约定时间、到指定地点碰头。事实证明，这一套工作原则在李琳叛变后，确保了他们那个系统的安全。所以胡秉宸总是对吴为说：“我是在十多年严格的地下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不习惯于事先马虎放纵，事后懊悔着急。一辈子有过多少千钧一发、独人虎穴的时刻，国民党却从来没有抓住我，原因就是严格。”“秘密工作是严格的概率论关系，要严格按照规律办事，只在非常必要时才冒险，不做不必要的冒险，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活着。有次周恩来找我谈工作，我掏口袋时顺手掏出一个电码本，那虽是明码而不是密码本，周恩来还是严厉地批评了我：‘为什么身上还带着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