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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

古典今看:从诸葛亮到潘金莲 -王溢嘉著-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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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的法术所安排的情境也许是人间难见的,但它却是“绝对理性”的象征,当观念与观念、命题与命题环环相扣时,则在那完美而又残酷的极端情境中,任何凡人都可能像田氏一样,暴露出情欲与逻辑间的矛盾,然后瘫痪。

  田氏的遭遇让笔者想起小说家普鲁斯特(M.Proust)的一句话,他说:“拥有肉体,对思想生活而言,乃是一大危险。”其实,“拥有思想,对肉体生活而言,亦是一大折磨”;而人类就是一直生活在这种危险与折磨中。王孙唯有吞食脑髓(思想所由生之处),才能满足田氏肉体的欲求,而田氏唯有毁灭自己的肉体,才能保有她的节烈思想。

  庄子似乎是《今古奇观》里唯一能摆脱这种危险及折磨的“得道高人”,而这个“道”说穿了,就是体悟到“生命之虚幻”,然后“看破红尘”。故事开头的西江月词:“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灵;眼前骨肉亦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以及结尾时的鼓盆而歌:“大块无心兮,生我与伊;我非伊夫兮,伊岂我妻?偶然邂逗兮,一室同居;大限既终兮,有合有离……敲碎鼓盆不再鼓,伊是何人我是谁?”都表明了这个意思。

  情欲与逻辑矛盾的调合

  但所谓“上智忘情,下愚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今古奇观》的这些情爱与婚姻故事,关心的并不是以“绝对理性”来洞烛人生之虚幻,而是如何调合情欲与逻辑之间的矛盾,使大家活得更快乐一点。

  情欲与逻辑之间若存在严重的对立而难以调合时,它就会以悲剧收场,譬如《王娇鸾百年长恨》《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在《王娇鸾百年长恨》里,当周廷章对王娇鸾的情欲达到最高点时,写下婚书:“女若负男,疾雷震死;男若负女,乱箭身亡”,立了重誓,方与王娇鸾携手上床,兴云布雨。后来他的逻辑战胜了情欲,娇鸾在自杀前将婚书寄给吴江知县,官府乃押廷章上堂,骂曰:“我今没有箭射你,用乱棒打死,以为薄幸男子之戒。”结果被乱棒打成肉酱,好不凄惨!在《庄子休鼓盆成大道》里,当庄子用话试田氏时,田氏大怒,说“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那见好人家妇女吃两家饭,睡两家床?若不幸轮到我身上,这样没廉耻的事,莫说三年五载,就是一世也成不得!”结果不到半个月,就做出“没廉耻”的事来,无地自容,只好羞愧自杀。

  周廷章因太相信自己对王娇鸾的情欲,而田氏则因对自己的烈女逻辑过于自信,结果在日后情欲与逻辑发生冲突时,都狠狠地打了自己的嘴巴,在没有转圜余地的情况下,只能以悲剧收场。

  整体说来,《今古奇观》里的爱情故事,是喜剧多于悲剧的。在《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里,当孙润与刘慧娘的情欲使原本的婚约逻辑瘫痪时,各家父母都进退失据,不知如何是好。乔太守的明断是让生米煮成熟饭的孙润和刘慧娘配成双,另将孙润的未婚妻徐文哥和刘慧娘的未婚夫裴政送做堆,结果不仅化解了可能的悲剧,更将丑事变成美谈。他在判词里说“十六两原是一斤”“事可权宜”“独乐乐不若与人乐”,无非是希望大家“看开一点”,若不执著于目前情欲与逻辑所带来的矛盾,那么在另一个层次,它们是可以获得整合的。

  在《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里,被莫稽推坠江中的金玉奴,奇迹般地为淮西转运使许德厚所救,许某怜玉奴遭遇,收她为义女。而许某又刚好是莫稽的头顶上司,他有心让他们夫妻破镜重圆,故意招不知情的莫稽为快婿,在新婚之夜,皮松骨软的莫稽一进洞房,却遭丫环持棒一顿毒打。玉奴骂不住口:“今日还有何颜面,再与你完聚?”而满面羞惭的莫稽只顾叩头求恕。最后许德厚出来打圆场:“凡事看我之面,闲言闲语,一笔都钩罢!”在这位通达历练的长官眼中,情欲与逻辑的冲突,只是“闲言闲语”,但似乎也只有这种心胸,才能调合两者,让对立又变成统一。

  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蒋兴哥知道妻子红杏出墙后,愤而休妻。但当三巧儿要改嫁过路的潮阳县知县为妾时,蒋兴哥念及昔日恩爱,不仅不阻挡,反而将三巧儿留下的十六箱细软,全数交割与三巧儿,当做陪嫁。乡里间“有夸兴哥做人忠厚的,也有笑他痴的,还有骂他没志气的”。但就是因为这样的“忠厚”“痴”与“没志气”,使蒋兴哥日后在潮阳县闯祸送官时,三巧儿感念兴哥旧情,而替他解围。潮阳知县在晓得两人原是夫妻后,居然大方地说:“你两人如此相恋,下官何忍拆开?幸而在此三年,不曾生育,即刻领去重聚”,于是夫妻又破镜重圆。

  这三个喜剧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当当事者因情欲与逻辑的冲突而陷入困境中时,出面调合,将对立又化为统一的,都是比当事者更“高阶”的人士,乔太守、许德厚、潮阳知县都是这种人。事实上,在《庄子休鼓盆成大道》里,和丈夫生前恩爱,而死后却急着扇坟的妇人,也是庄子这位高人助她一臂之力,才使她如愿的。

  这种安排似乎在说,当情欲与逻辑发生冲突时,不仅需要高阶人士以他们高人一等的地位来加以裁夺,而且需要他们以高人一等的智慧来加以调合。事实上,这几位高人的裁夺都是有违司法正义与公序良俗的,但这正是他们的智慧所在。若要一板一眼地来处理情欲与逻辑的冲突,那只好以悲剧收场,即使不死,也留给当事者无尽的追悔与创伤。

  要调合情欲与逻辑的冲突,只有—种方法,那就是“和稀泥”。宽恕经常身不由己的情欲,原谅经常考虑不周的逻辑,这样大家才能活得更快乐一些。

  爱到最高点,心中有逻辑?

  人因自然所赋予的情欲,而有男欢女爱;文化则将这种男欢女爱纳入婚姻的模式中,因为这是最符合族群利益的逻辑安排。《今古奇观》的这些故事,乃至所有其他的同类故事,虽然描述的都是情爱与婚姻的冲突、情欲与逻辑间的矛盾,但基本上,它们对情爱与婚姻都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些故事,与其说是对情爱与婚姻的“嘲讽”,不如说是情爱与婚姻的“试炼”。

  根据当代心理学的调查研究,在情爱与婚姻方面,男性较重视感官知觉,而女性则较具理性思维;但在《今古奇观》里,带来冲突的却似乎以女性的情欲(如田氏与三巧儿)及男性的逻辑(如莫稽与周廷章)为主。在这里,民间文学所反映的并非人生的全貌,而是社会的认知;在社会及婚姻方面都是占优势的男性,如果不节制他的“工具理性”那就会令人发指;而占劣势的女性,如果不自挫她的“情欲”,那就会带来麻烦。这恐怕也是民间百姓在情爱与婚姻方面,内心真正的忧虑。

  情爱与婚姻间的冲突,症结在于当有人爱到最高点时,有人却心中有逻辑。一般说来,如果是男人爱到最高点,而女人心中有逻辑,较容易有所谓“平凡的幸福”;但如果是女人爱到最高点,而男人却心中有逻辑(或者男女双方爱到最高点,而家长却心中有逻辑的话),那就会产生麻烦了!这是《今古奇观》这些故事共同的核心结构,也是它们的共同关注所在:对男性的逻辑与女性的情欲加以试炼,然后宽恕可以宽恕的。

从精神分析观点看潘金莲的性问题

  《金瓶梅》是人尽皆知的一本淫书,潘金莲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淫妇,历来不乏骚人雅士从各种角度去探讨这本小说和它的人物,但却都很少触及它真正的主题,也就是“性”的问题。笔者学医出身,“惯看”的并非“秋月与春风”,而是“鲜血和肌肉”,不擅摇头晃脑揣摩那幽远的意境,只能看到什么说什么,谈一些形而下的问题。今日之意正是要不揣浅陋,以本行里的精神分析学说一探潘金莲的性生活,以及这些生活点滴背后的心理含意。

  也许有人认为,以精神分析来分析《金瓶梅》这本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作者兰陵笑笑生,是一拍即合;因为精神分析处理的不正是潜意识中的卑污愿望——也就是“性的愿望”吗?但这恐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精神分析所要分析的乃是被压抑的性愿望,而《金瓶梅》一书却已赤裸裸地宣泄了这种欲望,让人一览无遗。如此说来,精神分析岂非已无用武之地?但这恐怕亦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三”,盖指出被压抑的性愿望,甚至摊开当事者性问题的所有症结,只是精神分析在分析文学作品时的“热身运动”而已;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当事人(包括书中人物及作者)的整个人格(Personality)作结构性的分析,才是精神分析的基本目的,而这也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瓢与棒槌,鞋与钥匙

  以精神分析来分析《金瓶梅》,若不谈一些性象征,似乎有点说不过去,现在就且让我们先来一些“热身运动”。《金瓶梅》一书对性事刻意描绘,无所忌讳,而且好做“双关语”,譬如第四回王婆到武大郎家借瓢,但事实上是要潘金莲过去和西门庆幽会,借瓢的寓意非常明显,作者还特别谄了一首词来描述此瓢,用精神分析的白描,此瓢就是“女性性器”的象征。与此相对的,是第七十二回春梅到如意儿处借棒槌,此处作者对棒槌无任何歌咏或暗示,也许是情节安排上的不经意流露,但寓意亦非常明显,原来此时正是西门庆勾搭上如意儿,经常在那边过夜致令潘金莲空闺独守之时,所以春梅会代替她的主子潘金莲过去借棒槌。棒槌者,男性性器之象征也。

  潘金莲与女婿陈经济间的奸情,因涉及乱伦,而需要有较长时间的酝酿与悬宕。在漫长的试探与调情过程中,潘金莲有一次丢了一只鞋子,她四处找鞋子,最后鞋子落到陈经济手中,且由他拿来归还。无独有偶的,陈经济随后也丢了一把钥匙,他觉得是遗失在潘金莲这边,而到她房里来寻找。一个丢鞋,一个丢钥匙,而且又都和对方有关,鞋与钥匙正像前述的瓢与棒槌,分别是女性和男性的性象征。

  笔者当然无法揣测兰陵笑笑生是有意还是无意地使用这些性象征,但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它表示人类不论是黑白黄或贤不肖,都在运用某些普遍的性象征,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心灵的运作乃有其普遍的法则。精神分析学说虽然发轫于西方,但也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的古典小说,只是要多加留意一些“心灵生态”的问题罢了。以下就让我们进入主题:

  潘金莲的情欲世界

  不论是以中国古代或“性革命”以后的西方观点来看,潘金莲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性过度”(hypersexuality)的女人。一般说来,“性过度”的女人有两大类,一是因无法从性行为中获得满足而几近强迫性地反复追求那“虚拟的性高潮”者,一是能从性行为中获得满足,但旺盛的性欲(原我)与薄弱的道德意识(超我)却驱使她去追求更多“实质的性高潮”者,潘金莲应该是属于后者。虽然在命运的安排下,她被塞给武大当老婆,这个三寸丁的丈夫在“着紧处,都是锥扎也不动”,而显然使她积压了相当程度的欲求不满;但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她更是一个“生性淫荡”的女人。作者借相术来显露她这种本性:在第二十九回里,吴神仙看了潘金莲的相后,说她“发浓鬓重光斜视以多淫,脸媚眉弯身不摇而自颤”,“举止轻浮惟好淫,眼如点漆坏人伦,月下星前长不足,虽居大厦少安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相格正暗示着本性。潘金莲之所以对“性”特别有兴趣,乃是因“脸上多一颗痣或肌骨的比例”所致,是生来就是如此的,与她的“童年经验”无涉,因此笔者也不打算在这里讨论潘金莲或西门庆有没有什么“伊底帕斯情结”——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否有这种恋父或恋母情结的存在,颇堪怀疑,也值得讨论。

  《金瓶梅》一书对潘金莲的诸种淫行虽然着墨甚多,却很少提及她对性的基本态度,勉强可以作个交代的是在第八十五回里,潘金莲在西门庆死后勾搭上女婿陈经济,旋因受疑而被拆散,她“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正闷闷不乐时,她忠实的“性差使”春梅说:“你把心放开,料天塌了还有撑天大汉哩。”于是两人借酒消愁,“见阶下两双犬儿,交恋在一起”,遂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这种恣纵兽性本能,即时行乐的看法可以说是潘金莲和春梅这对主仆基本的性态度。

  旺盛的性欲与放纵的性态度为潘金莲提供了“淫妇”的心理造型,也为《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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