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全传-第7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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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蒋介石的无情无义，杨虎一直耿耿于怀。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杨虎为了报复蒋介石，意欲联络民主党派和蒋介石抗衡。在解放战争时期，杨虎掩护过若干民主人士，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例如：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副主席罗隆基，当年在上海虹桥疗养院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软禁，就是在杨虎的营救下，才得以逃脱魔掌的。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张澜、罗隆基因病在上海虹桥疗养院住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武装监视，不得越雷池一步。1949年4月南京解放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挥戈东下，浩浩荡荡地逼近上海。国民党在溃逃前夕负隅顽抗。当时的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在上海警备长官王新衡的授意下，密谋全面搜捕中共地下党及各民主党派，并拟将张澜、罗隆基在虹桥疗养院就地处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虎命其旧部属阎锦文（当时任上海警备第三大队副）设法营救张澜。
国民党上海警备副司令周力行是杨虎的女婿，对于岳丈的吩咐凋力行当然言听计从；阎锦文又是杨虎的学生，杨虎曾有恩于阎锦文，阎锦文焉能不报？更何况当时的国民党江河日下，阎锦文也希望能为人民做些好事，以赎前罪，从而作为向共产党立功晋见的良机，加以有周力行副司令做靠山，阎锦文行动起来自然应心得手。于是，当杨虎将这一艰巨的营救任务交给阎锦文时，阎立即承诺，并说保证完成。从此以后，阎锦文每天带领若干警备队员全副武装到虹桥疗养院作例行巡视。一进大门，这一帮警备队员就横眉竖眼的，“找碴”，声色俱厉指桑骂槐，闹得鸡犬不宁。可是他们一到张澜、罗隆基的病区，行为就有所收敛。尤其是阎锦文显得彬彬有礼，并向张、罗二位先生问寒问暖；张澜、罗隆基深感诧异，未敢和他攀谈。又过了几天，阎进一步向张、罗透露有营救他们二人之意，并将杨虎致张澜、罗隆基的亲笔信及杨夫人田淑君在上海环龙路住所的电话号码向张、罗出示，张、罗至此才深信不疑。
在上海解放前夕，阎锦文一日两次向杨虎汇报营救张澜、罗隆基计划的执行情况，杨虎则向阎锦文面受机宜。杨虎并推荐两名亲信潘云龙、庄儒伶到上海警备大队充当队员，以协助阎锦文完成营求张、罗的任务，以便使张、罗尽快脱险。
1949年5月中旬，时局越来越紧张，一些官员显得慌恐不安，上海市内一片混乱，从远处已隐约传来解放军的炮声。而且这炮声日近一日，其声音也越来越大了。就在这紧张的时刻，5月24日上午，阎锦文突然接到解押转移张、罗的命令。押解地址就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一旦到了看守所，不是被杀害，就是要转移到台湾，而营救的任务就更困难了，甚至很难实现营救任务，到那时就是插翅也难飞了。于是，阎锦文立即驱车去找杨虎请示该怎么办，但杨虎此时却不知到那里去了，根本找不到他，没办法，只好想办法和田淑君接通了电话，田在电话里说：“要将计就计，迅速转移，今晚12时以前必须完成营救任务。”转移地址仍为环龙路杨宅不变。
人夜，阎锦文全副武装，亲自驾驶一辆军车，带领潘云龙、庄儒价等武装队员来到虹桥疗养院，声称奉上级命令要移解张、罗，大夫护士那敢抗拒，眼看武装士兵将张澜、罗隆基押上汽车，迅速离开疗养院，驶向黑夜。第二天，人民解放军攻进上海，进入市区，张、罗二人来到杨虎住宅，在解放军保护之下安然脱险。
杨虎掩护民主人士脱离蒋介石的虎口，算是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他被请上观礼台，参加了开国大典。
四十年代后期，杨虎确实做了若干有利于人民革命的事情，不论他的动机如何，其客观效果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解放以后，共产党将杨虎看成好朋友，像对待其他起义将领一样对待他，执行既往不咎，宽大为怀的政策。并在北京前门外给杨虎安排了一座比较宽敞的住所，每月发给他三百元生活费，汽车随要随到，使他安度晚年，过着无忧无虑优哉游哉的生活。但是，杨虎对这种破格的优待仍不满足，他还想当全国政协委员。有关方面考虑他民愤太大，劝他不要出头露面。因为如果当了政协委员，就有可能见报，一旦见报，既给自己找麻烦，也给国家造成不良影响。
但杨虎不甘寂寞，也不听劝告，终日走街串巷，物色和自己气味相投的人。一天，他在东单无意中发现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师参谋长的许某，经过一阵寒暄之后，得悉此人解放后流落江湖，靠测字，算命，看手相为生，可谓穷途潦倒。杨虎以上峰自居，约其到家中细谈。许某便乘机在杨虎面前极尽献媚取宠，造谣惑众之能事。杨虎亦在许某面前大发牢骚，埋怨共产党未给他高官厚禄。二人情投意合，相逢恨晚，反动本性一拍即合。
自此以后，杨虎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并有意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诽谤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甚至向台湾当局与当时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写信，要求他们从福建和东北两路出兵，以夹击中国共产党。他认为此信若投寄，容易败露，不如托人捎带出境面交。于是，他又千方百计在天津物色一名即将返国的日侨，并托这位日侨将信件带到香港。杨虎万万没有料到这位日侨无意为他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一到海关，这位日侨便主动地向中国公安部门交出了信件。于是，杨虎叛国的阴谋和盘托出了。北京公安局乃将杨虎依法拘留。
1958年春，北京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杨虎态度十分恶劣，矢口否认有叛国的罪行。当法官向他出示信件时，杨虎说：“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字迹，即使是我的亲笔信，也无非是朋友之间的应酬，无关紧要。”他在法厅上摆出一副无赖的面孔。
北京市法院根据杨虎的犯罪事实及其态度和表现，最后判处杨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鉴于杨虎此时已身患重病，法院准予杨虎监外就医，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不久，杨虎即病死于北京复兴医院。
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的著名人物还有不少，如李宗仁、戴季陶、黄现邵元冲、吴忠信、冯玉祥、张学良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蒋介石几乎毫无例外地要与一些人物结成金兰之好，他的选择结义兄弟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一定要对自己有利。在利益的驱使下，蒋介石以“情义”为外衣，结交盟友，为我所用，一旦时过境迁，常常又背信弃义，甚至与“义兄义弟”反目成仇。如他在对待许崇智、冯玉样、李宗仁、张学良等人的态度上，就十分深刻地反映了他对“情义”二字的态度。
蒋介石一生当中结拜了几十位义见义弟，也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前恭后倡，并不是对每一位盟兄弟都是利用之后即弃如敝履。有些结拜兄弟，蒋介石是始终不忘结义之情并共事一生的，如早期的义兄陈其美、戴传贤、邵元冲等人。在这一类盟兄弟中，最具代表性、追随蒋介石时间最长的人便是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张群。
张群和蒋介石最早相遇，是1907年在保定军校，当时两人一个在步科，一个在炮科，相遇而并不相识。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县人。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出生于长宁。小时候人家馆课读，后来进了华阳中学。当时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潮兴起，张群在学校里阅读进步报刊也受到影响泅往投笔从戎。这时候清廷陆军部开办的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全国招生，张群于1906年在成都报考初试录取，接着到北京参加会试，受到学堂督办段棋瑞的亲自召见。入学后他习步兵，编入步兵二队。第二年学堂选送40人去日本深造。张群与蒋介石同列其中。
1908年春，张群和蒋介石等人同船东渡赴日，两人在船上互相照拂，友谊日增，张群决心，改变自己所学，而与蒋同习炮科。因为蒋介石早一年曾经来东京清华学校学过日语，有不少同乡熟人，所以在振武学校里显得比较老成，张群也就处处跟着他转。这年，张群加人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并且经黄郭介绍参加了留日军人秘密组织“丈夫团”（后称“成成团”），投身到反清革命活动。
这时，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在加紧筹谋在江浙起义，张群到了上海，便在陈其美领导下参加了上海起义活动。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出任都督，张群任都督府军务处军械科长。他有意攀缘，与黄郭、蒋介石两位“兄长”换谱结下金兰之盟，这对他以后的政坛生涯具有深远影响。
1925年，蒋介石在广州经过两次东征和平定刘震表、杨希阂叛乱，又把许崇智驱往上海，一跃而居于军事首领之高位。接着国民政府筹谋北伐，他又被举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春风得意”，亟需各种人才，遂就将义弟张群请来广州，授予总司令部总参议之职，辅助自己。张群在数年间走南闯北，在中央和地方多次出任官职，虽无多少政绩可言，但他学会了政坛宦海的谋官之道，谦恭待人；贪敛有度；遇事则察言观色，顺从上司；因此他在哪儿都能混得下去。张群正是带着这些谋官之道，在大革命的浪潮中甘于在蒋介石麾下谋职的。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张群、黄部等人也联袂下野，与蒋介石同进退。张群还陪蒋介石住在奉化溪口，静观待变。后又陪同蒋介石东渡访日，朝夕相处形影相随，更加深了“兄弟”间情谊。他陪同蒋介石遍访日本军政界要人、社会名流，联络感情，先后与陆军大臣白川仪则、参谋总长金井花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举行秘密会谈，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了一次重要会晤。回国后，派张群继续留在日本，代表蒋介石与田中及日本朝野人士保持联络。
1928年，为了促使张学良改旗易帜，张群奉蒋介石之派，与吴铁城一道去东北游说，反复劝喻张学良和东北军政要员易帜附南，实现全国统一。这年12月底，东北三省终于易帜，张群总算为蒋介石立了一大功。
本来与蒋介石是同窗加兄弟的张群，却绝口不以学友或昆仲相称。他对于蒋介石恭顺有余，不求闻达，深得蒋介石的欢心，因而赢得了蒋介石的信赖和重用。1928年11月，张群出任参谋总长，1929年3月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这一要职。
张群深知蒋介石专断骄矜的脾性，最忌属下三心二意私立派系，因此处处曲意奉迎，唯唯诺诺。他虽有新政学系头目之称，但新政学系成员都是忠诚于蒋氏、为蒋所重用的党政要员。张群不搞组织，不收党徒，也没有自己的纲领和原则，而是“各显神通，向蒋攀援”，所言所事，无不揣摩蒋的意愿和好恶，处处唯蒋之马首是瞻，所以深得蒋的赞许和青睐。张群还为蒋介石拉拢青年党。民社党等其他党派的领袖及地方军政头目出力甚多。此外，在中原大战中，张群奉命偕同吴铁城前往沈阳拉拢张学良，张群不辱使命，在张学良面前软磨硬泡，终于说服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派东北军大举人关，结束了中原大战，这也是张群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所立的一大奇功。
1931年“九一八”后，蒋介石寄希望于和平交涉和国际调停来解决争端，实行不抵抗主义，张群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和谴责。当年12月，蒋介石下野，张群也跟着辞职，以示同蒋介石共进退同荣辱。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对日本的一再挑衅仍然采取退让容忍政策，鉴于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又觊觎华北，蒋介石派张群去担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上是协助张学良策划北方军政大计，实际上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去主持对日交涉，直接负责贯彻实施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后又身居幕后，协助何应钦对日谈判，于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由于张群与日本朝野人士有着广泛的交往和联系，又多次奉蒋介石之委派，同日本方面办交涉，因此被时人称为“日本通”，国内外人士一致认为他是个“亲日派”分子。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后改组了国民政府，并决定调整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任命张群担任外交部长，在南京与日方直接开展外交谈判，以求中日关系之全盘调整。
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