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全传-第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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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曾把蒋氏两代夫人作过比较，说：“婆婆本事高，媳妇本质好。媳妇比婆婆可喜得多。因为蒋老夫人以一个中国人而醉心于西化；而方良夫人是个西方妇女，却一意把自己投入东方的染缸，使自己成为一个标准的中国人。”
的确，蒋方良虽为异国妇女，都处处表现出传统的中国妇女的贤淑美德，相夫教子，淳良和善，从不张扬自己的“夫人”身份，却由此而得到人们的尊重。尽管方良不惯于社交场合的往还，更不愿卷入政治风浪的漩涡，但她晚年已贵为“总统”夫人，为了维护丈夫的尊严，她不得不出现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配合丈夫进行各种各样必须的“表演”。
作为一个母亲，蒋方良对膝下三儿一女也是极尽了爱护与养育之责的。女儿蒋孝章是经国夫妇的掌上明珠，深得他们的喜爱。1960年，23岁的蒋孝章出嫁，结婚那天，蒋方良紧紧抱着蒋孝章，母女俩相拥而泣，哭成了一团。长子蒋孝文长年卧病，则是蒋方良的一块心病。如果说蒋方良也有愁眉深锁的时候，那么她一定是在为孝文而发愁了。时常出入蒋家的台湾国民党政要来时选曾对方良作如此评价：“她的脑筋里，恐怕只有先生、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干什么。”
1988年，蒋经国病重期间，蒋方良随侍照拂，不离左右。由于紧张和劳累过度，致使她心脏病发作。1988年1月13日下午，与方良风雨同舟半个多世纪的蒋经国与世长辞，那一时刻，蒋方良却因为心脏不好，正在隔壁房间内吸氧，因此未能与丈夫诀别。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蒋方良都无法从哀痛中解脱出来。她常常独自前往慈湖，在丈夫灵前孤坐哀悼，以寻求心灵的慰藉。
1989年和1991年，方良的两个爱子蒋孝文、蒋孝武又相继病逝，蒋方良尚未从亡夫之痛中解脱出来，却又一次再次地陷入了亡子之痛的巨大悲哀之中。
然而，蒋方良这位来自异域的“标准的中国妇女”却没有被接踵而来的巨大的感情创伤所击倒。也许，正是俄罗斯民族的坚强与中华民族的坚韧给了她双倍于普通妇女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她几十年如一日地为蒋氏豪门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1994年11月14日，正在北京进行学术交流的台湾海基会董事。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先生因脑溢血被送往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急救。其正在美国的胞兄、台湾“侨委会”委员长章孝严接到从台湾打去的电话，闻知此讯悲痛欲绝，即与各方联系，终于获得“个案”处理的待遇，于11月16日飞抵北京，赶赴医院探望。
章孝严望着昏迷中的弟弟，轻声呼唤着孝慈的名字，然而孝慈却安卧病榻，没有丝毫反应。章孝严心里十分难过，他们兄弟俩的出生时间仅相隔几分钟，可以说是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对孪生兄弟自幼命运坎坷，几十年来一直相依为命，手足之情十分深挚，如今，弟弟却倒下了，章孝严怎能不悲痛莫名，思绪万千。
11月18日，章孝严抽空离开弟弟的病榻，飞赴桂林，来到其生母章亚若墓前。他献上花圈，点燃了九柱香，以表他与孝慈两家共计九口人的心意。随后，章孝严鞠躬如仪，焚烧纸钱。这时，一直竭力控制感情的章孝严终于控制不住了，他失声痛哭，倒在母亲章亚若的墓前叩首连连，边哭边诉：“母亲大人，我回来看您！我来迟了，求您保佑弟弟孝慈平安度过难关。您的养育之恩，50年来我们无时不在思念！”
章孝严在母亲墓前长跪不起，上苍为之动容，山河为之饮泣，墓地长风忽起，被焚化了的纸钱随风飘舞，漫天挥洒，消失在山石树木之间。望首那飘忽远去的纸灰，如烟往事又浮现在章孝严的心头。
1942年农历正月27日晨，一对男婴降生在广西省立桂林医院妇产科病房。这两个孩子是不足月出生，生下来时体形十分瘦弱。
这一对双胞胎的生身之母就是章亚若，而他们的父亲便是蒋经国。
关于章亚若生子的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一级教授、著名妇产科专家李瑞麟曾以“接生婆”的身份予以详述。李瑞麟早在30年代即以医名显于一时，她所著《我的自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一九四二年初，时任广西省立医院妇产科主任的李瑞麟，接待了一位手持蒋经国名片、自我介绍为新闻记者、操着江西口音的青年孕妇。她来自江西赣州，表示要在省立医院生产。经李瑞麟检查为双胞胎后，她就不时到医院来作检查。孕妇自称在江西已与蒋经国结婚，但她从不夸耀，很朴实也很节俭。约三星期后，她在省立医院产下了不足月的双胎男孩。因她客居桂林狸狮路，故为孩子分别取乳名“狸”和“狮”
事隔几十年，李教授对孕妇的姓名已毫无印象，但对狸、狮这双胎男孩却是记挂心中。因为出院后一个多月，该孕妇曾带着两个孩子来作过检查，这也就是李教授与狸、狮的最后一面。孩子的妈妈当年秋季因发烧入院不久即去世。以后在衡阳、上海等地，李教授与蒋经国多有接触，但始终没有听到过蒋经国谈起此事。
那当年在广西省立医院的孕妇难道就是章亚若？狸、狮就是当今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章孝严和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章孝慈吗？我追根寻源，访问了居住在上海浦东新式工房中的74岁老人桂辉女士。
操一口江西普通语、身体健朗的桂辉老人，谈起狸狮兄弟俩，不禁老泪纵横，心情激动。她说，当年那持名片求医的女子，正是由她陪同前往的义妹章亚若。她们由小学、初中到高中都在一起，亲如姐妹。以后到了江西，在蒋经国办的三青团干训班一期时，又为同期同队同室的知交。章亚若这然而逝时，桂辉相伴在侧。蒋经国在接到噩耗的电报后，迅即委派了时任职于盐务处的王制刚协同桂辉料理后事。事毕后，狸狮二儿即由桂辉及章亚若胞妹章亚梅送到江西万安的外婆家。
1987年秋，台北市近郊北安路的大直官邻里，蒋经国正因持续的高烧而昏迷沉睡，他的家人和“国府”要员们陪侍在侧，眼看着蒋经国被病痛折磨，只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紧张忙碌着的医务人员们。突然，蒋经国的嘴唇蠕动着，吐出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字句，人们趋前俯身敛声屏气侧耳细听，渐渐分辨出他是在呼唤一个人的名字：“亚若，亚若”。凡是听清了这个字眼的人，无不相顾失色，心中暗暗称奇。想不到时隔近半个世纪，这位“民国总统”居然还惦记着那位早已香销玉殒的南国佳人！
提到这位南国佳人章亚若，不得不先交待一下蒋经国赴行南昌的经过。
蒋经国携妻挚子归国之初，蒋介石安排他在溪口小洋房读书“洗脑”。然而时隔不久，抗战烽火燃起，正在蒋介石思谋着如何安排儿子的职务时，以“政治嗅觉灵敏”著称的政学系首脑、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电请示：“委座与中共五年净战是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江西，军政训练团也是开办于江西，可见委员长之于江西情长谊深，所以敢请准予经国赴赣佐政！”正是三伏天送来个凉西瓜，熊式辉这一下“马屁”正好拍到了点子上。不久，蒋经国就以“太子”身份步人了中国政治斗争的舞台。他特意写了个报告向父亲表示：“我有很先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
1937年8月，28岁的蒋经国来到江西，最初担任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不久，熊式辉又任命蒋经国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少将总队长，后又让他兼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1939年，蒋经国又被委任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任赣州县长。他初出茅庐，工作热情很高，薛汕曾专门撰文介绍了蒋经国这一时期的工作片断：
这个时期，南昌云集着一些文化人，有何士德、孙席珍、夏征农、程越范音乐家，国民党党歌的作者……加上当地的头面人物，像许德暧、程宗宣江西民众教育馆馆长……很不少，几经筹备，决定效仿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成立南昌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地点就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礼堂，布置就绪了。四面贴满了标语，红红绿绿地有一番新气象。各个团体的青年人，为值得尊敬的文化人，都愿意做点工作，写的，扎的、糊的、唱的，还有演的……正在紧张地准备的时候，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来了通知，要延期，必须等候批准。负责筹备的夏征农等人，认为爱国救亡，用不着批准，坚决拒绝，不予理睬，要依时举行。但是，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已来一批众人皆知的打手，纷纷出现在会场内外。从他们交头接耳、抛眼色、努着嘴的神态，可预料大约要大打出手了。这个会难得风平浪静，怎么办呢？这个会，已经要蒋经国参加，而且要他做主席团成员，都是事先约好说妥的。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他来不来呢？很没有把握。要是他来了，会好一些的。于是，我负责去他家中看看。我到了他的家，不见人，说出去开会了。开哪个会呢？也没有说清。也可能是别的会，我有点狐疑，又到保安处一趟，没见人。从传达室到他的办公室，都推说不知道，我只好悻悻地出来。当我正往回走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听到一个喊声：
“雷宁同志，站住，等着我！”
一回头，蒋经国从保安处赶了出来。显然，他是临时有了事情，忙撂开别的事来的。他的手上还拿着东西呢。连额角上有些汗珠都来不及抹去。这一回，他破例穿起军装，去了身上的斜皮带，只有腰间的风纪带，仿佛是不愿意当官而这么做的。还没等我说什么，他自己就说了出来：
“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我一定去。这边的会，没完没了，怎么说也不能奉陪了。”
听他这么一说，不必说明来意，我改口这么说了：
“我也要去，时间到了，快走！”
我们很自然地小跑起来。那个时候，不兴自行车，他入市骑马也不方便，更没有特备的小轿车，就是靠两条腿，穿过了大街小巷。到会场门口时，一大堆人拥塞着，不让进，不让出……这么一批人，认出他来，不敢阻挡，腾个空让他进去了。这时台上纷纷嚷嚷，拥着一个穿中山装的说个不休；台下没有坐满人，却有的站着嚷着：
“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有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
“这个会没有批准！”
“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这已经清楚不过了，有一批人在阻止开会。但是到会的群众没有退让，也站起来，在台下与他们辩论开了：
“抗日救国，人人有份！”
“全国战争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组织动员起来！”
这些话，还是国民党的总裁说过的，现在就用来反驳所谓“不合法”的指责了。我伴着蒋经国上台了，他插到夏征农、孙席珍与那个来阻止开会的人中间去。开这个会，由于他是赞成了的，也是答应来参加的，不予开会，没有道理。他上前拍着胸大声说：“照常开会，我负责一切，别管。”可是，台下已经不成秩序，有的几乎就要动武了。“你们不合法！”“你们不讲理，爱国的良心哪里去了？”……他气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说：
“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给我出去！”
那些人没有动，装作是出席的群众，可以不被发现。但是，他的手没有放下来，还是指着：
“出去！”
那些人，贼眉鼠眼，在听见口哨以后，就一个一个抽脚偷偷地退了出去。会场登时安静下来，也没有辩论了。他放下手，摸一摸下巴，从容不迫地说着：
“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当下，会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了，没有阻拦开会的了。坐下的群众，连同从门口拥进来的，伸出手，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地鼓掌声。正气上升了，一股邪风不见了，在台上写上了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已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系孙席珍作词，何士德普曲，此时在指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头：
“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
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该起来，踏上抗敌的战场……”
我站在台上的一角，听着歌声，一股热气正在上升，随口也唱了。一个个声音，集合成巨响，只听到滚滚而起，急急而来，一如大海的波涛，席卷着一切……
这时的台上，蒋经国站着，即使穿军装，也是一个普通列兵，没有什么特殊。但当他看到会场上，别的人不是穿工人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