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全传-第10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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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范围内在交通方面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是让徐恩曾借交通部次长的便利条件，强化中统在铁路、公路、轮船、飞机等各个系统的特务统治。
但徐恩曾却有些昏了头。他一直想利用中统的势力向上爬。在担任交通部次长以后，他还到处联络，疏通关系，为争取当经济部长奔走不已。致使中统的业务工作漏洞百出。蒋介石早有觉察，他以为徐恩曾不听指挥、不务正业才导致中统落后于军统。而且，徐恩曾能当上中统负责人，是陈氏兄弟的功劳。本来徐对二陈是感恩戴德的。但后来徐恩曾为了向上爬，逐渐疏远二陈，投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怀抱，并倚靠吴取得交通部次长一职。二陈以为，中统得到交通部次长职位，对中统特务工作发展有利，尚隐忍不发。待徐恩曾再欲争夺经济部长职位时，便引起陈氏兄弟的气愤，因为陈立夫恰好也想争取经济部长的职位。当他们看到徐恩曾的离心倾向后，在蒋介石面前就不再为徐恩曾说话，并还推荐他人为徐的继任。
1943年开始，徐恩曾到处组织有关经济问题的计划，直接送给蒋介石，希图引起蒋的注意，争取当上经济部长。但蒋认为徐恩曾并不懂得经济，认为如果按他的计划办，只会“徒生滋乱”。这实际是蒋对徐的轻微警告。不料徐利令智昏，便利用中统职权千方百计找经济部问题，以打击经济部长翁文颁，使其下台。
有一次，中统特务发现经济部某职员有共产党的嫌疑，徐恩曾得知，如获至宝，马上下令重庆区特务到经济部抓人。谁知特务行动受到经济部大多数职员抵制，逮捕行动失败。翁文濒也十分愤怒，认为不通过部长抓人太不尊重人格，马上到蒋介石那里告了中统一状。
蒋介石本来已对徐恩曾窥测经济部长职位、不安心本职工作十分不满，而且中统公开捕人亦不利于蒋的统治形象。蒋介石先下了手令，对徐恩曾大加申斥，警告徐恩曾不得滥加捕人，捕人应由有权机关办理，中统局只是党务机关。
确实，中统公开抓人违反了中统的一贯作法，这也可见徐恩曾欲倒经济部长翁文颁的急迫之心。蒋介石后来犹不解恨，又亲自召见徐恩曾，将其大骂一通，勒令他将执行这次任务的中统重庆区头目及具体人员一律撤职，扣押查办。
这件事的风波仅平息一、二个月，到1943年冬，一向与中统有矛盾的军统将徐恩曾第二个老婆王素卿在成都放高利贷、做投机生意、逼死人命的不法行为，一古脑密报蒋介石。蒋介石在中统、军统、宪兵等各单位召开的“甲种会报”会议，痛斥徐恩曾“你应该好好管教管教”。蒋一贯对部下不听指挥不务正业和贪污最为不满，这是借徐恩曾老婆的不法行为再次申斥徐恩曾。
1944年4月，又在一次“甲种会报”上，蒋介石向特务情报机关负责人询问河北、山东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及中共抗日武装情况，因徐恩曾精力都用到钻营官位上去了，事先没有充分准备，一时张口结舌，顾左右而言它。而戴笠则精心准备，口若悬河说得头头是道。蒋介石大发脾气，严责徐恩曾没有集中精力办事。
随后在国民党的一次中央全会开会期间，忽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现一条标语，赫然大书：“总裁独裁中正不中”。徐恩曾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严令徐恩曾必须彻查予以严办。虽然，徐恩曾动员了庞大的特务网，费时日久，始终未能破获此案，也无法向蒋介石交待。这更引起了蒋介石的愤怒，他又一次严厉斥骂徐恩曾：“在我们的心腹重地，出现这等事，既未能事先加以防止，事后又不能查出究竟，实在有亏职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蒋介石在1944年秋又在一次“甲种会报”上第五次严厉责问徐恩曾：“共产党造谣言，说我与护士同居，破坏我的威信，你为何不对我报告？”《新华日报》天天登载反对我、反对党国的言论，你为何不负责任，听任其发行传播？这充分表现了你的腐败无能！”措施之严厉真是前所未有。
当时重庆广为流传着蒋与某女如何如何的流言，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徐恩曾认为“没有报告的价值”，主要怕报告了蒋恼羞成怒，又要彻查。据说流言都是从蒋的侍从人员中传出来的，徐恩曾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至于中共的《新华日报》，不惟中统，连军统、三青团等单位一直在拼命破坏，同样不能阻止《新华日报》的发行。有这样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某一次军统重庆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在戴笠面前夸口，他已有办法让《新华日报》第二天不在重庆露面。他的办法是让军统特务带领流氓打手分别在各要道路口把《新华日报》报童的报纸全部抢光。第二天，报纸果然没有来，陶一珊正打电话向戴笠报功时，报纸都到了只不过比平常迟到而已……这说明，军统办不到，中统也不可能有更高明的办法阻止报纸的发行。但蒋介石单拿徐恩曾加以痛斥责骂，这足以说明问题。徐恩曾此时才有所醒悟，但为时已晚。
其实，蒋介石不光当面加以痛斥，在一些书面文中也常常加以训斥。如 1944年蒋介石的美籍顾问拉铁摩尔访问解放区，归来写了报告呈蒋介石阅。内容叙述解放区如何振作，组织如何之好，特务汉奸在此无任何活动缝子可钻等等。蒋介石越看越心头火起，批阅给徐恩曾，警告他“如再因循泄沓，尸位素餐，将来死无葬身之地矣”。
还有，蒋介石很重视与汪伪集团的打入、联系工作。但徐恩曾是个亡国论者，曾哀鸣：“我们拿什么来同日本人打？枪炮不如人，训练不如人，工业更不如人……”等等，与汪精卫的卖国言论如出一辙。所以，中统在这方面成绩不如军统。虽然戴笠也反共，但他在抗战问题上却属于黄埔系少壮派主战阵营，对除奸、联系汪伪很卖力气。所以这一点也导致蒋介石对徐的失宠。
另外，军统、政学系等一直与中统勾心斗角，不时在蒋面前打小报告。蒋介石早已不信任徐，竟安排了郭紫峻、顾建中两个副局长牵制，这也是违反蒋介石在特务系统中只委任一人专司其职的做法。加上二陈的见弃，徐恩曾的倒台终于不可避免。
这个坚决反共十五年之久的中统特务头目，终于最后被蒋介石一脚踢开。徐恩曾后来办过“机械农垦公司”、“中国打捞公司”，发过投机财，但政治上却很寂寞；除竞选过一次“国大代表”外，闲极无聊时常常在家里放电影、开舞会。
他曾有过一番表白，反映了他的内心想法。他有一次对朋友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的来俊臣。周兴，声名赫赫，但最后都被武则天设计所杀。武则天之所以杀二人，是因为他们知道隐私太多了。”徐恩曾感慨不已：“自古大特务都是不得好死的。”他不无辛酸的自慰：“自幸只是被撤职，而没送命”。
1949年3月，他与其妻费侠从上海逃往台湾，渡过默默无闻的一生。
3．军统崛起
1927年是风雨飘摇的一年，尤其7月蒋介石在政治上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每每使蒋介石处于被动的地位。
有鉴于此，蒋决心加强军事上的情报工作，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密查组，由戴笠等10人为成员。任务是调查异己分子，加强嫡系及杂牌部队的控查，掌握反蒋势力动向。表面以调查部队军容风纪为掩护。
但时间不长，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密查组等于无形解散。
1931年冬，蒋介石受《墨索里尼传》的启发，意图成立一个类似墨索里尼黑衫党或希特勒褐衫党那样的法西斯组织。蒋尤其对墨索里尼和他的黑衫党大感兴趣。墨索里尼本是一个新闻记者、社会党普通党员，依靠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和一部分军人为骨干，成立了法西斯组织黑衫党，并于1922年发动“进军罗马”的政变，从而建立起了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蒋由此受启发，也想成立类似组织，彻底搞垮政敌，打击异己，维护和巩固他的绝对领袖地位。
1932年初，蒋介石授意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桂永清、曾扩情、胡宗南、郑介民等十三人筹组复兴社（又称蓝衣社，对内称力行社），经过反复讨论，于3月初正式成立。机构有各处及书记、中央干事、中央监察等，但蒋介石最重视的是特务处处长，它实际上是复兴社的核心，由此看出蒋介石是想把复兴社的核心搞成一个特务组织。因而，特务处长的人事安排却一直颇费周折，当时有最佳的6个人选，如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戴笠虽也列名，但因资历较浅，多数人都不赞成。复兴社成立之后的十三位骨干（后称“十三太保”），惟有戴笠是黄埔六期毕业，本来都不够格参加筹备。
蒋介石经过反复考虑，终于1932年1月26日晚，召见戴笠，正式命令由他主持复兴社特务处。
消息传来，不少人不解甚至不满。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确实没有看错戴笠。
但是，蒋介石为什么不用其它人，专门挑选资历浅的戴笠担此重任呢？
戴笠被蒋介石看中，还真不是凭他的资历。他的黄埔六期骑兵科的学历不仅没有毕业，而且按黄埔系的说法，也太靠后了。举个例子，抗战期间，周恩来、林彪路过胡宗南的防区回延安，胡宗南是黄埔一期毕业，周恩来是他的老师，所以他挑了部下30多个黄埔同学为老师接风。但他却不请林彪，原因是林彪是黄埔四期的，他瞧不起。
戴笠之所以受蒋的器重，主要原因是他的特工才干。戴笠人很聪明，上小学、中学成绩都很佳，曾投笔从戎，也浪迹三教九流之间，这对他以后从事特工工作颇有好处。20年代初在上海交易所认识了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杜月笙等人。回来又回乡组织过民团，依附过王亚樵的部队。后来因觉得王亚樵只是绿林豪杰，终难成大器，又投考黄埔，搭上黄埔六期末班车。
在清党中，戴笠即充当了自觉的密报员的角色，先后密报过20余名共产党员学生，并从此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性。当然，他也密报教官中的腐化状况等。
1927年夏，戴笠参加了密查组。经常越级拦蒋介石的车递送情报，蒋介石刚开始还以为他是沽名钓誉，希图得宠，因为戴笠没有按规定递送情报。但后来发现戴笠一人搜集的情报，比密查组成员搜集情报的总和还要多，而且较有价值，所以逐渐产生好感，亲下手谕追认了他黄埔六期正式毕业生资格。
后来密查组无形解散，蒋破格提拔戴笠为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专搞军事情报。这期间，戴笠跑遍山东、太原、武汉、济南、保定、平津一带，搜集了大量有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军阀部队的大量情报，对二次北伐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之愈加受蒋介石的器重。
这一时期，戴笠不光跑路辛苦，还有生命危险，因为一旦被军阀们发现他是特务，性命就难保了。而且，他因资历太低，往往见不到蒋介石，情报都需由别人转送。千辛万苦搜集来的情报，不要说及时送到蒋介石手上，就连蒋介石的住所和办公室也进不去。不光那些蒋介石身边的黄埔一、二、三期的参谋、副官老大哥们瞧不起他，连蒋介石身边的警卫、勤务、司机、厨师、娘姨等人，见到戴笠也常翻白眼，往往见到的第一句就是：“小瘪三又来了”。
尤其蒋介石的心腹、侍卫长王世和（也是黄埔一期毕业），更是瞧不上戴笠的出身和鬼魅勾当，经常加以破口大骂，甚至殴打。戴笠将此视为奇耻大辱，但仍坚韧不懈，常常在清晨的寒风中拦蒋介石的车递送情报。这些，都给蒋介石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提升戴为少校副官。
1929年，蒋与冯、阎、李等人矛盾激化，在中原大战中戴笠不仅情报出色，还舍生策反对唐生智的部队。由此晋升中校联络参谋。
但是，光能苦干也不行。比如邓文仪，邓文仪是南昌行营调查科长，这个科是比复兴社成立还要早的特务组织。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都是黄埔老大哥，论资历才干、职务，都不在戴笠以下。
究其主要原因，是戴笠沾了浙江籍的光。蒋介石是极重家乡关系的人。他用人原则首先不仅要有才干，而且必须是亲信和忠实可靠。蒋介石的大原则是：凡亲信、故旧、学生皆可重用，但极要害的部门就必须是这些人中的浙江籍人去掌握。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虽然都是他的亲信学生，忠心耿耿说一不二，又都是黄埔老大哥中的出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