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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芙蓉-2004年第5期-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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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不管他是谁派来的,只要敢当着我的面欺负我妈,就跟他玩了这条小命。 
  但那个人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我,一点都没有生气的意思。我妈也抹抹眼泪笑了。她亲昵地拍了下我的屁股,说,傻孩子,这是你爸爸。 
  那一次,我爸在家呆了半年,他说服我放弃蚂蚁游泳的游戏,开始教我认字。再次出门从事对外贸易运输的营生以后,每隔半月我就会收到他写来的一封信。他教我认字,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阅读这些信件。 
  一周前,我还收到他的来信,信中这样写到:亲爱的儿子,你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多年来我始终无法在你身边关注你的成长。作为一个父亲,我对此深感惭愧。我知道说这些没用,因为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时刻惦记着武装自己的头脑,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因为,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爸确实在“无穷的”后面加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还用圆珠笔描了几遍) 
  就连我不再读书的那两年,他也这么写,只是在主话题上添加了一些必要的附件,开始给我讲自学成才的道理,并列举了很多古今中外自学成才的典范。 
  我疑心就算到了八十岁,也一准会定期收到爸爸的来信,一如既往地叮嘱我武装头脑。当然,还有粗大的感叹号。 
  我爸对人间已经生疏了。他不知道,在如今的世道上,到处都是道貌岸然的无耻之徒和居心叵测的乐善好施者。一切都是虚构的。没有力量,也没有无穷。 
  我伸伸懒腰,从那个令我心力交瘁的梦中醒来,转瞬就听到了敲门声。 
  “该起来吃饭了,孩子。”我妈说。 
   
  2 
   
  虽然有些惭愧,但我还是坐在小板凳上怀着愉快的心情吃掉了妈妈给我煮好的两个鸡蛋。 
  路上,我觉得精力充沛得要命。营养们在胃里雀跃、鼓舞,使得心中一阵阵冲动,想尝试着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路边的国槐和草坪像往常一样平静,在热乎乎的阳光下一心一意地进行光合作用,但是人们的脸色却纷纷显出颓唐的神色,仿佛一觉醒来之后都不约而同活得不耐烦了。不时有自暴自弃的饱嗝声在我周围响起。 
  我挺起胸膛,看到太阳一点一点地从远处楼顶的后面往上升。 
  地球在自如地转动着。 
  最近,我一直打算着手做些对得起良心的事情,但是总有别的问题冒出来干扰我,打乱我的计划。这就是每天早晨我吃鸡蛋时感到愧疚的原因。我妈到市场采购新鲜的鸡蛋,每天早起将它们放到锅里耐心煮熟,是想让我吃了它们之后将书本上的知识掌握到自己心里去,我却将那些营养耗费在了毫不相干的事情上。 
  常有人背后说我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这话听起来有些逆耳,但是仔细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 
  想到这些,我加快了脚步。我想早一点赶到教室,将课桌上的灰尘擦干净,还有那些借来的、乱糟糟堆放的课本。我已经好几天没去过教室了,再这样下去,它们将会渐渐在我的脑海中淡化。这样是不行的。 
  可是我从很远的地方就看见毛亮站在校门口焦灼地对着我走来的方向观望。 
   
  唔,那个人就是毛亮,我最好的哥们。去年夏天的一个黄昏,喝了一点酒后,我的情绪突然空前高涨,即兴为他取了个响亮的绰号——子弹。这个绰号是很生动的——当遇到过于强大的敌手时,毛亮往往会像出膛的子弹一样,“嗖”的一下就不见了,只留下他的同伴们站在事发地点,很迷惘地与对手抗衡。 
  毛亮穿着他最钟爱的衣服,一件鲜艳的短袖衬衫。大朵大朵的红花覆盖着毛亮的躯干,底色是纯净的湖蓝。当晨风吹动毛亮的时候,那些花朵就会在毛亮的身上瑟瑟发抖。他喜欢那种全身心招摇起来的感觉。 
  骑自行车或者步行的学生们从他身边鱼贯而入,大伙儿都躲着这个鲜艳的人,尽量与他保持距离。所以,尽管正是上学的高峰时段,我仍然很轻松地从一大堆人流里看到毛亮将双手插在裤兜里,左脚纹丝不动,右脚的脚尖不安地轻轻击打着裹了柏油的地球表层。 
   
  毛亮那双贼溜溜的大眼睛在一片向校内涌动的后脑勺里显得格外醒目,但是并不实用。他似乎只是站在那里展览他焦灼的目光。 
  就要与他擦肩而过了,他还在张望着远方。现在,轻轻击打地球的已经换成了他的左脚尖。 
  我来到毛亮背后,想拍拍他的肩告诉他不要再等了。这时候,一只苍蝇飞过来,停在了他心爱的花衬衫上。苍蝇刚站稳脚跟,好几条纤细的后爪就开始在肥大的屁股上忙碌不停。我怀疑它要产卵,便制止了它。等苍蝇飞到我再也看不见的地方之后,毛亮仍然在张望个不停。脚尖击打地球的频率也更快了。 
  “小毛,你在这儿干吗?”我拍了拍他的肩膀问道。 
  毛亮转过身,辨认了我一阵子,然后说: 
  “×。” 
  他眼白的颜色十分奇特,尤其是靠近虹膜的那部分,就像有人趁他熟睡时注射了成分不明的秽物进去一样。血丝在上面无情地蔓延。昨天晚上他喝多了,还抽了很多烟。一开始我劝他少喝一点,但是后来我喝得跟他一样多。 
  “我们闯祸了,”毛亮说完“×”后又对我说。 
  听了这话,我心里一阵烦躁。是的,这些日子我们除了闯祸几乎没有干过别的。这个我早就知道,不需要让人一大清早等在校门口煞有介事地告诉我。 
  我把目光从毛亮那张让人沮丧的脸上移开,望向高处的天空。每当感到愤愤不平,我便会下意识地做出这种举动。 
  上面空空如也,只有很大的一块天。我凝视着那块天,将自己的不耐烦锁定在上面。 
  见我无动于衷,毛亮加重语气强调到: 
  “操,我们闯了大祸了。” 
  “闯什么大祸,难道× × × × ?”我没好气地问。 
  他不置可否,而是搂着我的肩膀向校门口旁边的僻静处走去。毛亮比我矮很多,但是总喜欢搂着我的肩膀走路。这样做,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吃力的事情。 
  “还记得昨晚那个家伙吗?”毛亮问我。 
  “怎么了?”我反问道。我抖抖肩,示意他将那条令我不适的胳膊拿走。 
  他告诉我,我们刚走,那个人就死了。那是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人,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还告诉我,他从家出来的时候,看到好几辆警车停在学生宿舍楼前,警察们在楼梯口商议着什么,看起来像是找到线索了。 
  说完,他惆怅地看着我,仿佛我脸上爬满了使他苦恼的线索。我靠在墙上,太阳一丝不苟地晒着我。我觉得睁不开眼睛。 
  “是不是得出去躲一阵子。”我问毛亮。 
  “谁知道呢,搞不好我们要流亡了。” 
  听到“流亡”两个字,我心里咯噔响了一下子,随即脑海中涌出一组画面来:我和毛亮开着抢来的汽车在济青高速公路上飞驰,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夜晚来临,我们觉得疲倦了,毛亮便习惯性地搂着我的肩膀(这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吃力的事情),来到荒凉的郊外点起篝火,我们喝不地道的酒、吃不地道的肉、憧憬血乎哩啦的未来,间或想念一些亲人。陪伴我们的只有夜风,甚至连夜风也没有。毛亮喝醉以后还是像过去那样毫无来由地大叫大嚷,嘴里源源不断地吐露单调的脏话。妈了个逼的,操、操……等等。大多数脏话我想不起来了,平时我很少用心去记这些东西。我只是静静坐在篝火边,看毛亮拎着酒瓶子手舞足蹈地辱骂各种抽象的事物,并忍受着酒精带来的晕眩和匮乏。就这样,日复一日。 
  “流亡?”我带着疑惑自言自语道。我摸了摸口袋,想找支烟抽抽。抽烟可以使人冷静下来。可是我什么都没有摸到。 
  我又将手伸向了毛亮左边的裤兜,他喜欢将香烟搁在那里。 
  烟盒里只有半支烟和一个打火机。我把半支烟点上,将烟盒和打火机塞回原来的地方。毛亮马上又把它们掏了出来。他反复看了几遍空荡荡的烟盒,揉做一团扔到了脚底下。毛亮考虑了一会儿,伸手把我嘴上叼着的烟屁股取下来,狠狠抽了一口。 
  “我们怎么办?”毛亮将那团在他肺里匆匆转了一圈的烟吐出来后向我询问。 
  我没有回答他。我心里沉甸甸的,对眼下的问题感到一筹莫展。 
  校门外逗留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有轨电动校门在徐徐关闭。门卫老吕站在侧门旁边欣赏着这件由他负责的设备。新校门建成已经有些日子了,可老吕似乎仍然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玩意可以不借助人力而自如地开关。 
  我心不在焉地瞟着一个从东边走来的男生。他走得十分欢快,不时对着地平线微笑,嘴中念念有词,就像学校有些令人快活的事情在等他去操作。但是当他看到我和毛亮的时候,神情一下子变得拘谨起来。 
  我对他招招手,那时候他刚刚因为拘谨而低下头。他没有看到我跟他打招呼,或者他看到了,却装作没看到。这个我说不准。 
  “嗨,”当他离我们比较近的时候,我说,“麻烦你过来一下。” 
   
  他停下脚步,小心翼翼地左右看看,好像在确认我叫的是不是他。他没有在周围找到别人,只好失望地走过来。 
  “你有十块钱吗?”我问。 
  “有。”他摸出钱包取了一张十元的纸币递给我。 
   我将它举到阳光充足的高处鉴别了一下。我生性多疑。 
  我对他说:“好了,你走吧。” 
  他刚要将钱包收起来,毛亮又把他拦住了。 
  里面还有几张钱,毛亮把它们拿出来揣进兜里,又将钱包倒过来在掌心里控了控,滚出了几枚钢。 
  毛亮将钢也揣了起来。 
  我去学校旁边的日用品零售店买了包香烟,然后与毛亮向远离学校的方向走。 
  毛亮问我打算去哪,我对他说,走一步说一步吧。 
   
  3 
   
  昨天晚上,我和毛亮去城东的老干部活动中心看一帮老头和一个老太太斗蛐蛐,看到很晚。他们每天晚上都在那儿,我们只是偶尔才去一次。 
  从老干部活动中心出来的时候,街上的行人已经非常稀少。毛亮问我,我们再到哪里去呢?我告诉他我也不知道。无论什么事,毛亮都喜欢先问问我的意见。这似乎已经成了他的本能。无疑,这会使我觉得自己总是受到重视,是个举足轻重的人。但我宁愿不是这样。我希望毛亮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能变得有主见。毕竟我不是万能的。 
  接下来,我们站在离老干部活动中心不远的一个路口抽了会儿烟。后来毛亮抬起手来将远处的一个人影指给我看。毛亮说,那个人怎么那么像张震呢?对此我也不敢肯定,于是冲那个人影喊了一句。 
  “张震。” 
  “嗳。” 
  张震家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小镇上,平时住在亲戚家里。好像是舅舅或者叔叔。他曾经说过一次,但是我记不清了。每天他觉得困了以后,就去那个亲戚家睡觉,只有需要钱的时候才会回那个小镇上的家,跟他爸爸要钱。然后又回来。周而复始。 
  那些日子,张震的花销比较大,所以回家的次数挺多。他总是下午坐班车回家,然后再乘最后一班返城的小公共赶回来。已经几年了,他从不在自己家过夜。好像害怕他爸爸在早晨改变主意,将已经给他的钱收回去。 
  张震说,他刚从家回来,在几个游戏厅和溜冰场转了一圈,没有找到我们,便想我们一定是来了这里。张震说,我们站在这儿干吗,进去看看呀。我说,看个鸟,已经结束了,老家伙们都回家睡觉去了。张震问我,谁赢了?我告诉他是一个新来的老太太,以前没有见过。她连赢了四场,最后,很得意地走了。 
  张震点点头,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我们喝酒去吧。”张震说。 
  于是,我们就喝酒去了。 
   
  出了那家名叫“新青年餐厅”的小酒馆,我觉得眼前一道一道地闪金光,但是除了头晕和恶心之外,并没有其他不良反应,心里觉得挺亮堂。我在前面走,毛亮和张震趔趔趄趄地走在后面。中途,毛亮在一座公用电话亭前停下来,取下话筒对着话筒上的传音孔撒了泡尿,还将湿漉漉的话筒放到自己脸上,用一种妇孺皆知的地方话说,喂,喂,××吗?我是老毛,老毛呀。 
  后来,我们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学校门口。保卫室亮着灯,门卫老吕正坐在里面一边往嘴里扔花生米一边喝酒。毛亮摇撼着纯金属制造的电动大门扯着嗓子冲里面喊,老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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