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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

唐德刚-民国前十年-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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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阶段不到未可蜡等也。我们不可犯史学上所谓‘现时观念’的错误,……在二次革命前,这个吵闹的少数(肯定不会超过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对美国模式的国体问题,原有其共同认知的。不幸这项共同认知,却被二次革命,革得烟消云散就是了。
    对共和国体的认知
    事过快百年了,我们今日回头看去,这个美国模式从兴中会开始,直至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之时,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灵法宝( magic wand )。先知先觉的孙中山先生就是据此灵药丹方,再采纳点亨利乔治的‘单税法’加以修正,并加配点传统中药(言官制和科举制),乃‘发明’了他自许有专利权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他老人家其后栖栖遑遑的搞了一辈子,直到临终之时,在病榻之上还要慨叹‘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并苦口婆心地嘱咐:‘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继续努力,以求贯彻。’【见‘总理遗嘱’原文】在孙文主义的各种著作里,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对本党同志的谈话和通讯中,中山都不断地慨叹他底道不得行,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们没有决心去实行他的主义的缘故。其所以然者,实在是党员们知识水平太低。要实行项新的政治体制,先得有认识这项体制的知识,有知才能行嘛。因而孙公也随之创出了他底‘知难行易’的孙文学说来。【详见中山著述中的‘孙文学说’;参见拙著‘孙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等篇,载‘晚清七十年’,卷伍,五、六两章。此篇从略。】我们读近代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就学论学,孙公这套颇有原始性的‘反传统’学说(我国儒家的传统学说是强调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实在是值得思想史家大书特书的。可是比他年轻而调皮的胡适,后来曾调侃他说,‘知难行亦不易’【胡撰此篇于一九二八年五月收入‘人权论集’】。胡适此言虽属戏语,但是那也是从实践经验中所总结出来的概念埃君不见,民国初年那批党人和政客,胡适口中所谓‘了不起的一群人物’,他们对所谓‘美国模式’,不能说没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实行起来,何以显得若是其难也?。这项知与行的问题,就要发人深省了。因为中国能否采行美国制,是一项很复杂的社会文化转型的问题,而十足单纯的哲学上知和行的问题呢。不信再看看今日博士如云的台湾政坛,当道的风云人物,不能说对美国模式认识不清吧。但是黑金遍地,那里又真像美国呢?相反的,今日表现在台湾的议会里的拳打脚踢,倒与民国初年的北京极其相似呢。真是血浓于水。
    笔者附注:在中国传统思想史里面,从孔墨老庄,到程朱陆王有关‘知’和‘行’的问题,原是一桩烂仗打不完的哲学官司。近代中国思想史家,尤其是迷信于唯物论的学者们,把西方底‘认识论’( Epistemology )那套洋东西搬到中国来,再把它一分为二,搞出个唯心、唯物两人宗派来相互诋骂,官司就愈来愈复杂了。近代有名的乡建派教育家、我的乡前辈陶行知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原名陶文浚,由于相信王阳明(唯心主义)‘知行合一’之说,改名陶知行。后来大概又受到左派的影响,发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唯物主义)的‘真理’,乃又颠倒其名为陶行知。其实他自己究竟是知而后行呢?还是行而后知呢?他本人一辈子也说不清楚。孙中山先生把传统的(唯心主义)的‘知易行难’,根据他自己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而颠倒之,你能说孙中山就是个共产党吗?胡适调侃中山说:‘知难行亦不易。’这也是胡适根据他自己实践经验所下的结论。胡适当然更不是个唯物主义者。其实,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光辉照耀之下,上述那种哲学官司都只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诡辩,不值得过分认真,更不能利用它来解释社会发展史。
    民国史的发展自有其‘客观实在’
    其实哲学上的认识论原是一种玄学,在社会科学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半人类智慧的魔力。要解释民初的历史现象,我们还得从社会科学和社会史学入手。社会史学上有一种‘必然论’;辩证史观里叫做‘客观实在’( Objectine Reality )。胡适派的实验主义者反对这项假设,甚至说客观实在只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你要她怎么打扮,她就怎么打扮,既不客观,更不实在。
    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处有疑,我们倒想问问,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史里面,有没有个‘客观实在’,存乎其间呢?在亿万华族同胞读者之前,我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曰:‘有。’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广,简直就是个万流归宗的东海大洋。子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它正在不声不响地等着我们那通过三峡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涌入它的怀抱,而天下太平,化险为夷呢……。这个大洋,这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术语上,便叫做‘共和国体’;政治学家则称之为‘代议政府’(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历史学家则叫它做(接著「帝制时代’而来的)‘民治时代’。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 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 )。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形态’。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
    再者,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的转移,却是一转百转的,时间至少要拖长至两百年之久。哪能在数年,甚或数十年之内,就能‘毕其功于一役’呢?但是不论时间要拖得多久,在中华民族今后的历史上,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民治时代’,是必然会出现的。今日不出现,明日一定会出现;明日不出现,后日一定会出现;后日不出现,迟早会出现……。这个迟早会出现,便是个历史上的‘必然’。这个历史上的必然,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变不了的。这就叫做‘客观实在’。胡适不承认‘客观实在’这个概念。但是今日如起胡氏于地下,他却无法否定‘民冶时代’在将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必然性’。历史发展既然有其某些‘必然性’,那么一个历史哲学家又怎能否定‘客观实在’的‘存在’呢?胡适之所以对‘实在论’的全盘否定,实在也是他自囿于那些实验主义的教条而不能自拔的缘故。【详见‘实验主义’一文,载‘胡适文存’,卷二】这也是他那一辈(不论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启蒙导师们的通病,不足为怪。等到我们谈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章节时,当再细论之。
    只谈抽象‘存在’,不谈具体‘形态’
    当然,在将来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必然’出现的‘民治时代’,它底社会政治结构( 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的具体形态为何?……是承继我民族固有的‘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还是改采西方‘社会强于国家’欧美建制?或是兼采中西之长的‘社会国家相互平衡’( 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 )底‘后现代的新建制’( a post…Modern structure )?关于这些具体制度的出现,历史家就不能胡说了,因为那将是历史向前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历史家只能根据水势、潮流和洪峰,来瞻其远景。中国古人说:‘天上众星皆北拱,人间无水不东流。’我们见识只限于吾土吾民的中国史家,只有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江河,要万流归宗,最后必入于‘东海’。这是个历史上的‘大势所趋’,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转的‘客观实在’;也是历史家可以预测的,历史哲学上‘抽象的必然’。至于这个‘东海’的具体形态,是方的还是圆的,则历史家就不能胡说。不顾小我知识的极限,而强不知以为知,硬去为全民族的命运画蓝图,不惜人头滚滚,也要按图索骥,悬的以赴,这在佛语上就叫做‘着相’。着相就会走火入魔,魔鬼一来,那就民无噍类矣……。所以搞社会科学治史的科学哲学家,只能坚持,在接连秦皇汉武以后两千年帝制中国的,一定是个真正的民治中国,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于这个‘民治中国’的具体形式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任谁在事先也画不了蓝图的,因为这个最后形态,是要经过数百年智慧与机运,糅千百种因素于一炉,百炼成钢,慢慢地锤炼出来的。在这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直线条思想家是没有市场的。
    话说到底。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封建制、郡县制,都是根据机运( chance )和智慧( wisdom ),相激相荡,慢慢地磨炼出来的。至圣大贤,运用他们的智慧才德,因势利导则有之;从无到有,来‘制礼作乐’,为天下法,为百世师,那就是他们的子孙在替他们胡吹了。明乎此,我们就知道我民族下一个民治阶段在将来的具体形态,也必然是经过同一程序,慢慢磨炼出来的。现在我们虽可略窥其端倪;欲知其具体形态,最早恐要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也。但是它必然会出现,则无可怀疑也。因此,在目前颇为风云一时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见之。但诸公应知其‘存在’,为子孙万代的福祉,因势而利导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势’,斯之谓也。对目前在两岸,摩拳擦掌的青壮年候补道们,让老朽也掉句古文曰‘戒急用忍’。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民初的袁世凯,国民党的汪精卫,和近在眼前的柯林顿大总统,都是前车之鉴,不可不慎也。
    历史史实与历史哲学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转型,笔者在不同的拙著裹,已反反覆覆的不知说过多少遍了。此处还要啰啰嗦嗦说个不停,何也?其原因盖有二端:第一便是,历史哲学离开历史事实便是空话。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虽已说了一些‘转型’的理论,而辛亥革命前后,正是这个帝制‘转’向民冶的分水岭。我们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最好能把上述这套理论,再适时提出,与史实配合来讨论一番,好让读者评之,看看是否有若干道理存乎其间。是则是之,非则非之。作者虽固陋,然平生读圣贤书,闻善言则拜也。
    第二,历史事实如果没个足以解释它的历史哲学,来加以说明,那这个故事,也就只是一篇‘官场现形记’而已。但是历史哲学可不是一些善于幻想的所谓‘思想家’,坐在菩提树下,或皮椅沙发之上幻想出来的。它是从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世界各民族所累积起来的历史发展的史实,审查充分的可信的史料( data )。加以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而逐建推演出来的结论,用来解释相关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家(如刘知几),所谓史识(史释)的现代化、科学化和民主化。写历史的人如果忽略了这一概念化的过程,那就失去我们写历史的意义了。上面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哲学’,无非是想阐明袁世凯为何忽然心血来潮,要做起皇帝来?皇帝未做成,而又失败得那么窝囊?
    不特此也,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算是最受崇拜的民主哲人了。可是他在这个时代,也不再搞甚么代议政府了,他坚持要毁党造党,由他自己来做个具有绝对专制权力的党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凡此我们都需要点哲学来辅助说明之。而中山搞独裁和老袁做皇帝这故事,也最足阐释这项理论,故不惮烦而一再申述之也。笔者附注曰:在二十世纪末期,治民国通史,自信最大,也确是一时权威的学派,莫过于已故汉学大师费正清所领导的剑桥派所编撰的‘剑桥中国通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了。这部巨著中的卷十二和十三专论‘中华民国’的两厚册,所犯就是这个毛玻费氏和他所领导的班子,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样,以西学士的一偏之见,强加于中国。至于近代中国史便是一部,一转百转的,需时两百年始能完工的,社会政治转型史,则非费公生前之所知也。因此剑桥史所费的功力不为不大;财力不为不多,然全书评头论足,因小失大,终未升堂入室也。
    共和政体不合国情
    袁老四先做总统做得很起劲,并发誓要帝制永不再现于中国。何以口沫未干,立刻就违誓要做皇帝呢?这虽然是他个人野心的终于现形(所有反袁史家都如是说),其实他也是经过一整年的亲身经验,确实也体会到,共和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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