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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文学]追赶队伍的女兵们 作者:邓友梅-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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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这是木头手榴弹!”    
  上午她和忆严去洗了澡、洗了衣服,中午吃饭和全分队的人都见了面。下午别人进行工作,让她自由活动,她就走遍了文工团的各个角落,几乎认识了所有的人。吃过晚饭她跟村里的男孩子们一起玩起攻碉堡来,很快地成了全村孩子的领袖。到晚点名时,忆严一看那身军装又成了泥猴。晚上忆严和俞洁还要学一点提琴,叫她先睡。她点着灯一看,可着草铺上铺了一条鹅黄色的毛巾被。当枕头用的小包袱上也盖上了条雪白的毛巾。再一看自己那条连水带泥的腿,赶紧把毛巾被叠到另一边去,把小包袱上的毛巾也撤了,往草上一躺,合上眼就睡了。    
  睡得正香,有人推她,并且轻声地喊:“小高,小高。”    
  她一骨碌爬起来,揉着眼间:“有情况?”    
  “什么情况,我叫你收拾一下正式睡!”是俞洁的声音。    
  “我不是睡得挺好吗?还怎么正式睡?”    
  “衣服也不脱?”    
  “穿着睡惯了。”    
  “怎么把毛巾被也掀了?跟我讲客气?”    
  “那东西太干净,太好看……”    
  俞洁坚持要铺上毛巾被。小高妥协了,只好也脱了那身脏衣服,拿出条被单来盖上。可是翻来覆去总睡不着。    
  俞洁拉着她的手问:“你十几啦?”    
  “十四。”    
  “爹娘全在吗?”    
  “全没了。他们都抗日,一个叫鬼子烧死在俺家里,一个不愿作俘虏自己投了河。”    
  俞洁叹口气说:“唉,可怜……”    
  小高抽出手,抬起身间:“你说什么?你怎么对我说这种屁话?”    
  俞洁被弄得摸不着头脑:“怎么,你生气了?我没有说什么坏话呀!”    
  “你说了,你说可怜!革命同志都教育我坚决革命!都说我们家光荣,就村里老地主才指着我后脊梁说可怜呢!”    
  俞洁赶紧认错,说这个词确实用得不当,可也真没有坏意思。小高虽然平静下来,可不愿再和她谈下去,把脸扭向一边。    
  高柿儿很少和别人谈她的家庭情况、倒不是谈起来伤心,一谈起来人们多半说些又尊敬又赞扬的话,叫她挺不自在。她想,老人家的光荣,自己拿来贴什么金呀!    
  她家是个中农,哥哥比她大十五六岁,老早就在县城师范念书,而且在那里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毕业后回到村里教小学,就说服她爹爹在自己家成立了交通站,爹爹当了交通员。那时正是抗战的对峙阶段,来往的人员,都是头天半夜来她家住下,第二天夜里悄悄由她父亲领走。文件由外边送来,再从这里转出,带路、送信由老头干,做饭、烧茶就落在了妈妈和嫂子身上。过路的同志说些感激的话之外,总要谈点抗战的大势、革命的道理,听长了,熏惯了,连老太太带儿媳妇全都有了政治觉悟,先后正式参加了工作。高柿儿虽小,耳熏目染,对交通员的一套工作全都记熟了。她喂着一条狗,叫老黄,一来了客人,她就带着老黄坐在门口放哨。碰上情况紧,她爹为了迷惑敌人,送信时也常把她和老黄一道带着,装作走亲戚的模样。她已是个小帮手了,哥哥和爹爹就一本正经地对她进行政治教育和保密教育,高柿儿一一都记在心里。    
  1941年冬天,她哥哥调到军队工作,嫂子上党校学习,日本鬼子突然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爹妈要坚持岗位,就把柿儿送到十几里外她姑家去躲鬼子。柿儿在姑家住了十六七天,呆不住了,吵着闹着要回家。她姑父说:“现在扫荡还没完,不能回,实在要回,也等我先去探探情况,问问你爹的意思再送你回去。”她姑父除去种地还编筐,当下正是年底,怕编不完误了生意。要再过一两天赶完了活,才能上她家去。柿儿是任性惯了的,哪有这个耐心,不等晚饭做熟,从篮里拿了个高粱饼子,一边吃着一边就走了。    
  天黑以后她才走到自己村头。还没进村,就闻到一股焦糊气。村里一片死静,窗上不见灯火,门前不见行人,等走到自己家墙外,她吓得心口乱跳,两腿瘫软。哪里还有家呀?横在她眼前的是一片冒着烟气的焦土。月光下,黑乎乎的残墙围着一堆烧焦的梁木檩条,塌下来的房顶斜盖在原来是炕沿和锅灶的地方;没有了门窗和屋顶的房子,像黑色骷髅似的歪歪斜斜地站着;锥形的房山,指向银蓝色的夜空。    
  高柿儿的思维神经麻木了,眼睛睁得老大,半张着嘴喘粗气,在瓦砾堆里磕磕绊绊地转来转去,既不说话,也不流泪,只顾两手东翻西找。她自己也不知要找什么,只是无目的地辨认着一件件看熟了、摸惯了,如今已燃烧、压砸得变形了的器物,后来就颓然坐在原本是锅台的一块泥坯上,痴呆呆地像一段小木桩。    
  不知道是哪个街坊发现了她,转眼间就围上来几个乡亲。人们拉她回自己家去住,劝她放声哭,陪着她流泪,可她似乎什么也看不清楚、听不明白,只有一个意念,就是顽固地要在这个地方就这样坐着。谁劝她也不走,谁拉她起来,她挣脱开还到原地按原姿式坐下去。    
  有一个长辈说:“这是急惊疯迷住心窍了,别打扰她,让她慢慢缓醒过来就能好。扰动了还怕作下病。”    
  有人给她身上披了件破褂子,有人给她手里塞上块熟地瓜,大家叹着气、擦着泪走开了。    
  她就动也不动地一直坐到月亮高过树顶,三星半晌午。她刚刚感觉出自己冷得牙在打战,远处传来一只狗压抑着发出的呜呜声,仿佛有一团灰白的影子在什么地方问了过去。    
  “老黄?”她下意识地说了句,就轻声喊了起来“黄!”随着这声叫喊,那团灰色从黑地里箭似地朝她扑了进来。那狗呜咽着,摇着尾巴,把两个前爪搭在她肩上,把头拱到她胸前,“呜呜,呜呜”嗅她、舔她,像有说不完的话。她一把搂住它,哇哇大哭起来:“老黄、老黄,就剩下咱们俩了吗?咱的家呢?爹呢?娘呢?”    
  她搂着狗,一边叨念着,一边掏出剩下的半个饼子,掰着喂进它嘴里。    
  “老黄啊,这些天你藏到哪儿了?瞧把你饿的,肚子都瘪了!”    
  她伸手抚摸它的肚子,触到一件光滑坚硬的东西,打了个寒战,立即清醒、警觉起来了。那是个小竹筒,用丝绳拴在黄狗腰上的。去年扫荡时,鬼子来得突然,爹爹把一份文件就塞进竹筒里,拴在老黄身上,把老黄打出门去,逃过了鬼子兵的检查。这竹筒怎么又拴在老黄身上了?    
  她伸手到竹筒去探摸。果然有一小卷发硬的东西塞在里边。这一定是爹爹没来得及送出去的!她毫不犹豫,站起来,唤着老黄就往下个交通站所在的村庄走去。路过村西头,地主吴善人正骑着大骡子,由扛活的跟着从城里回来,看见高柿儿,叹了口气,对扛活的说:“抗日抗日,那日本是容易抗的?闪下个小丫头孤苦伶仃,可怜!”    
  “放屁!”柿儿一腔子怒火,轰的一声爆发了出来。“给鬼子汉奸出钱粮,舔屁股才可怜!”    
  吴善人吃了一惊,看看柿儿,摇着头走了。柿儿冲着他后脊梁狠狠啐了口唾沫。    
  她一口气走了二十里,到了运河边上另一个交通站墙外,扔进一块砖头,学了几声猫叫,门吱的一声就开了。这站上的负责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柿儿叫她婶子,早和柿儿熟透了的。可今天一见,把眼睁得老大,像是不认识柿儿了。她摩挲着两手站在一边发愣,眼泪却顺着腮边往下滚。柿儿进了院子,等她拴上门,连忙从老黄身上解下竹筒来交给她。她从竹筒中掏出一封被血粘在一起的信件,马上把柿儿抱到了怀里。    
  在这里,柿儿才知道上级已经找她好几天了。因为叛徒出卖,日本鬼子扫荡的第一天就包围了她家。那时她父亲已经带着文件离开了。只她妈妈一个人在家,日本鬼子叫她交代丈夫的去向,交代家中的抗日活动。她不回答,鬼子兵把她双手倒绑吊在梁上,房上浇了汽油,点起火来。    
  她爹已经跑出了合围圈,可是叛徒领着鬼子骑兵追上来了。他负伤之后匆忙把文件塞进竹筒,拴好在老黄身上,自己跳进了还没冻硬实的运河汉子里。    
  组织上知道了两个老同志光荣殉国的消息,鬼子刚撤走,找到他们的遗体埋葬了。要把柿儿送到烈士子弟学校去,可是不知柿儿在什么地方。    
  现在柿儿自己找来了,婶子要带她上根据地学校。可是柿儿说:“打鬼子报仇要紧,上哪门子学?你跟上边说说,叫我也当交通员吧,带上我的老黄一块。我爹以前这么答应过的!”    
  不久在组织部门的登记册上,原先写着她爹爹名字的地方,贴了一块白纸,郑重写上:“姓名,高柿儿;性别,女;年龄,八岁半;职务,交通员。”何婶子家的户口册上也加了名字:“养子,四儿;性别,男。”婶子的丈夫,在别人没见她之前就给她剃光了头发。从此人们就看到一个小男孩,满身野气,无论冬夏地往返在运河两岸官道上,身后跟着一条狗。    
  日本投降后,高柿儿已是有了四年军龄的排级干部。组织上送高柿儿进学校,可她在那里上课打盹,下课跟些男孩一起调皮捣蛋。学校跟她原单位商量,又把她送了回去,编在军区机关的教导队里。教导队是些受训的干部,除去出操、听课,大部分时间是自学文件。一到自学时间,她就混到一群小号兵、小通信员群里去摸鱼、掏雀、撵兔子。领导上和同班的大姐们正不知拿她怎么办好,文工团来挑小演员,一下选中了她,简直是八厢情愿,教导队高高兴兴把她打发了出来。    
  到文工团头一天,就碰上这么个娇小姐,就听见她说屁话,高柿儿一肚子不高兴,以后就越看俞洁越不顺眼,成了她的反对派。      
六    
  只剩下俞洁和忆严两人时,空气就不像忆严和小高在一起时那么轻松和谐了。忆严一直感到俞洁对自己有些不满意,可始终弄不清隔阂出在哪里。现在情况紧张,不是慢条斯理交换意见的时候,忆严开门见山,对俞洁说:“现在就咱们三个人并肩战斗,过去有什么意见,咱们先放一放。大敌当前,咱们生死摽在一起,一直坚持到胜利吧,再别闹什么小心眼了,好吗?”    
  俞洁用抱住忆严的肩膀作为回答。    
  “你放心吧!”俞洁过了会儿说,“咱们掉队这两天,我心里有好多好多想法。可现在不是谈的时候,我保证听从你指挥,跟着你前进。我参加革命晚,有许多旧思想,你们不要嫌弃我,多帮助我吧!我自己也要主动想清一些问题。”    
  她说的是实话。这两天,她改变了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另有一些事情她还有保留意见。    
  这些事大半是和亿严有关的。    
  俞洁和亿严的意见,就从忆严肩上那把提琴引起。    
  俞洁参加文工团,文工团开了个欢迎会。大家欢迎她提琴独奏。团里只有三把小提琴,让她自选一把。按旧艺术团体的惯例,俞洁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业务上对她考试,所以准备得很认真。三把琴都试过了,最后选中忆严使用的那一把。    
  文工团的同志们,大部分是农村的孩子,没有谁受过正规的业务教育。相形之下,俞洁就是专家了。她拉完一个曲子后,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一次又一次地要她再拉一个。节目演完一进后台,忆严就高兴地对她说:“拉得真好,你编几个战斗的曲子,下部队给战士们拉去吧。”第二天团部把俞洁找去,拿着亿严那把琴说:“以后这只琴就交给你保管和使用了,希望你作出更好的成绩来。”    
  俞洁一听,犯了犹疑。她听说过,几年来周忆严都用一个土造的提琴练弓法指法。大反攻时缴获了这把琴,全团一致赞成交给她使用,以奖励她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    
  “不,琴是分队长用的!”俞洁说,“我不能接受。”    
  “是你们分队长提出来的。她要求把琴交给你,让琴发挥更大的作用。”团长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作得对,我们在支部要表扬她。”    
  俞洁把琴收下后,心里仍不安定。在艺术的竞赛场上,亲姐妹相遇也是当仁不让的。在旧剧团里,谁要主动向你让步,那就要当心背后有什么鬼!革命部队里当然不会这样,可她不相信这是出于周忆严自己的本意。可能是从表演效果出发,团部动员她把琴让出来。为了保全她的面子,又说成她自己的请求。谁担保周忆严今后不会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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