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徐海东-第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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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喧次围攻。
袁家沟口战役，在徐海东不成文的“兵书”中，在红二十五军战史中，又重重落下一笔：“先疲后打！”
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07页。）
袁家沟口歼灭战所取得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上面毛泽东所阐述的作战原则。
令接驾再长征 星陨四坡村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
这是当年在终南山下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谣。乙亥年六月十三，正是公元1935年7月13日，恰是陕西蓝田的焦岱、长安的引驾回两镇的逢集之日。
来自四乡的农夫山民，挑担提篮、推着“地老鼠”小车，络绎不绝，潮水般涌向集镇。许多穿戴翻新而又风尘仆仆的男女香客，朝拜完南五台庙，也混杂在赶集的人群中，更是拥挤不堪。街面上，人来人往，闹声嚷嚷。
就在这一天，取得袁家沟口战斗胜利的红二十五军，猛虎般地从山里扑了出来，横扫焦岱、引驾回两地民团，威逼省城西安。当地群众无不奔走相告：“红军出了终南山，一天赶了两个县的大集，老百姓都开了眼啦！”
7月13日，古城西安。
刚进入炎热的盛夏，闷热的空气，使人烦燥不安。如同天兵的红军，突然降临，更使驻城国民党官兵和反动势力惊慌惶恐。
城内戒严，人心慌乱。那些闻风丧胆的豪坤们，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往外地。红军的逼近犹如一阵轰轰隆隆的闪电雷鸣，摇撼着西安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公署主任杨虎城被震昏了头，马上命令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停止西进天水，就地驻防。省城内外，顿时笼罩起一团战争的阴云……
西安城东南十五里，引驾回。
从前皇帝出巡回来，京都文武百官都到这个地方等候迎驾，故名“引驾回”，又名“接驾回”。
徐海东带领军部手枪排首先占领了镇中敌人的一个区公所，活捉区长。
徐海东在一张桌子前坐下：“你打个电话给西安，就说红军到了引驾回，要他们出来接驾！”他指着墙上挂着的电话对区长说。
“不敢！不敢！”区长连连躬身向徐海东行礼。
警卫员理解徐海东的用意，严厉地命令道：“快打！”说着，手中举起了徐海东的马鞭。
“不敢！不敢！”区长腰弓得更低了。
徐海东眼一瞪，手一挥，拍着桌子，吼道：“快打！给于学忠打电话！”徐海东想利用敌人的区长报急，把西安的敌人调出一部分，拦路打它个埋伏。
区长迫于无奈，拿起电话要通了西安城防司令部，大声呼叫着：“……红军到了引驾回，快派兵来！”
“于学忠、毛炳文的部队都要向西开往天水，堵截川西会师后有北上动向的主力‘共匪’，无兵可派！”对方回答说。
徐海东设伏计划虽没实现，但获得了川西有红军主力会师的最大喜讯，他高兴地思索着：是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还是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或是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总之，不管哪一路，都是件大好事。既然有“北上动向”，那我们红二十五军必须配合，并力取会合。
徐海东正想得入神，一个参谋递来了一份《大公报》，报上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
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
22日，《大公报》又报道：
共军朱、毛部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朗山，向北进行，……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周等处。
闻得此讯，徐海东和省委、军部的条位领导都喜出望外，高兴得几天没睡好觉。是啊！红四方面离开鄂豫皖以来，近三年了，徐海东和红二十五军一直孤军奋战。急切盼望着，早日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和中央红军会合呀！
7月15日。一位近似朝山香客又像江湖郎中的陌生人，骑着一头紫灰色的毛驴，由一个赶脚的老汉相跟着，从西安西关，向西南奔来。这人中等个头，不胖不瘦，黑里透红的脸色，下巴显得特尖；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的墨镜，把两只眼睛遮得严严实实，无法看到那双闪灼的眼神，毛驴得嗒得嗒地奔走着，颠动着，松散的土路上，弹起一朵朵烟尘。那个赶脚的老汉紧紧追随在后，连累带热，一路上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中午。郭杜镇，一条狭窄的南北小街，除了几个锄禾而归的农人外，所有的大小店铺几乎全都关闭了门窗，很少有人在大街上走动，气氛有点异常。这个神秘的陌生人，并没在镇子里吃饭，反而在路边随便买了五六个香脆甜瓜，俩人一搭说着，很快又从南头的小巷里拐了出来。赶脚的老汉心里很不高兴，一路上嘟嘟嚷嚷地说：“这大热天，也不歇个晌儿！你这先生，就知道自己赶路，也不心疼我的牲口……”
神秘人微笑道：“你老也不看那镇子，死气沉沉的，连个卖馍馍的担子也没有，没个下处哩！呵呵！早点赶路也好，不会耽搁你的回程……”
“你这个先生，也是个贼胆！”赶脚的老汉紧接着说，“南山底下正闹红咧，你去朝的啥山、逛的啥会？嘿嘿！南五台的庙会，前两天收场了，不信你不知道？”
“知道，知道！”神秘人连忙应道。沉了一会儿，他才掩饰地说：“前面不是积香寺嘛！我想在此处歇上一晚。听说，它也是唐代的一座古寺哩！”
“你不去南五台喽？”老汉愣着两眼。
神秘人随口说：“你没听那卖瓜的说，到处都扎满了红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汉连声念叨起来，“挣你两半脚钱，难保我的牲口咧！”
“到了积香寺，我进庙烧上一炷高香，为你的牲口祝福平安！”
“好说，好说！”老汉喜形于色，“别怪我老汉多嘴！你这蛮声呱啦的外路人，就不像个朝山拜佛的样子。我老汉常在城里拉驴赶脚，你当我看不出来？”
陌生人猛地一怔，随后说：“我包袱里全是香蜡黄裱，非朝山拜佛，有何它图！”
“甭哄人咧！”老汉呵呵笑着说，“瞅你穿的新鞋，就不是个朝山的人，那鞋赴不得长路……”
陌生人看着自己的鞋，似有所悟地噢了一声：“你老也是满省城转过的，都说那城里的端履门，是个‘抬脚割掌’之地，小偷多得怕人，我昨天从那端履门走过一回，只怕被割去鞋掌，一步都没敢抬脚。走到末头时，掌子到保住了，鞋后跟却被都磨出个大窟窟，只好在城头农家，买了双布鞋……呵呵呵呵！”
老汉不由笑了起来，戏谑地说：“你这先生，就会逗个笑话！”说着，老汉猛回头，望着陌生人，驴子也停了，半晌他问道：“你可别是个红军的探子！给我老汉背上个黑锅？！”
老汉的这一举动，差点把陌生人吓出一身冷汗。然而，陌生人立即镇静后说：“哪里话哟！”他神色自若，随后又在毛驴背上哼哼唧唧地念诵起来：“长安城嘛，乃是周、秦、汉、唐之古都，泾、渭、淬、灞、沣、（氵高）（）、八水绕城而过。积香寺附近的（）河，也是秦始皇造，北筑万里长城，南修几十里（）河……”
赶驴老汉听得直打愣，逗趣地说：“你这先生，真格是红萝卜丝丝调辣子，吃出看不出呀！嘿嘿！学问大着咧！”
积香寺就在眼前。地势突兀的神禾原上，耸立着一座孤塔，四周林木葱郁，青烟缭绕。陌生人付了钱，拱手与老汉相别。老汉巴不得及早摆脱这个怪人，就势往毛驴的腰上一拍，“驾”的一声，扭头就跑。
然而，这个陌生而神秘的不速之客，当时并没有去积香寺烧香朝拜，而是急急忙忙地过（）河，朝着南面不远的子午镇方向，飞也似地直奔而去……
子午镇，位于终南山下的子午峪北口，是个拥有百十户商号的峪口乡镇，又是进出终南山的必经之地许多南来北往的香客，也多在此住宿。附近的村子，此刻全都住满了红军队伍……
徐海东、程子华和吴焕先在子午镇军部里讨论红二十五军下一步的行动。
徐海东说：“三天来，我们在终南山一带镇压反动豪绅，发动群众开仓济贫，动员青年参加红军，押解唐嗣桐游街示众，这些，都大大扩大和提高了红军的声威！”
“是啊！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呀！”吴焕先接过话头说：“我们下一步的战略行动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虽然取得袭占荆紫关、袁家沟口歼灭战和北出秦岭，威逼西安等作战胜利。但，只是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的进攻计划而没有争取最后的全部胜利。”吴焕先心神略显激动不安。
程子华看着他那双受伤的手，说：“我们现在活动的鄂豫陕根据地，群众工作、党的组织都很薄弱，地域狭小、物资不足，红军主力没有得到很快的发展，在这里创造一个良好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困难不小。我同意海东同志所提出的：西征，迎接党中央、红一、四方面军，牵制敌人！”程子华说到最后几句时神情激昂。他自从1934年6月离中央苏区，日夜都在盼望着早日见到中央领导、老战友……
“可是！那只是从敌人那里获得的信息呀！准不准？我们还不知道？”多年的革命生涯，使政委吴焕 先对狡猾的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谨慎分析，采取妥善措施。 “应该迎接党中央，迎接红一、四方面军！”一种潜意识和预感支持着徐海东坚持自己的观点。情况若明若暗，徐海东也说不出自己的更多理由，但凭他十多年的作战经验和革命觉悟，总觉得：不能在此继续逗留下去了，必须转移，而且唯一可能，就是向西北，迎接北上的党中央、红一、四方面军，或是与陕北红军会师，以便相机创造更合适的新的革命根据地。
三个人苦苦思索，下一步如何行动，一时举棋不定。
“政委，你看谁来了！”军政治部的刘华清、程忠寿，领着客人走进屋来。
来人头戴一顶草帽，身穿一件中式对襟的白绸大褂，银灰色的制服裤子，一双不大可脚的黑布鞋，底儿还不曾被泥土完全沾污。随身背着一把半旧不新的油纸伞，还有个黄布卷成的小包袱，斜垮在肩头上。
冷眼看上去，像个算命先生，一时三个人谁也没认出来这个人是谁？当这个神秘而又陌生的不速之客，摘下茶色墨镜时，吴焕先不由啊了一声，猛一下扑上前去，扒着对方的肩膀直摇晃，惊喜地喊道：“石健民！哈哈！可把你盼来了！看你这一副先生打扮，都认不出来喽！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热风，盛夏时节的热风！”石健民见到老战友，咧着嘴直笑。
程子华笑嘻嘻地打着招呼：“健民同志，我们又在这里见面喽！”
石健民正要跟程子华握手时，不由吃了一惊：“子华同志，你……你负伤了？”
部队进入陕南第三天，程子华就在庚家河战斗中负了重伤。由于医疗条件差，天气寒冷，连续战斗，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几个月过去了，伤还没好。近日里又感染化脓，用纱布缠得严严实实的，活像两个弹棉花棰似地吊在脖颈上。程子华下意识地笑了笑说：“打仗负伤，也是兵家常有的事，没什么，过几天就会好了……”
徐海东辨认半天，终于想起来了，他就是原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的参谋主任石健民同志。他听吴焕先提起他。两双久别重逢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石健民说：“徐老虎！你比以前更威武啦！”
“呵呵！都是老相识了，难得难得。快坐下，坐下……”徐海东笑着说。
这个神秘而又陌生的不速之客，名叫石健民，有人称他“石同志”、“石先生”，是一位优秀的红色地下交通员。湖北黄安人，参加过黄（安）麻（城）起义，曾任鄂东北游击司令部参谋主任，是吴焕先的老乡，又是老搭档。1932年12月，石健民脱去灰布军装，成了个飘忽不定而又变幻莫测的魔术师——地下交通员，奔走于武汉、上海、郑州等地，负责红二十五军、鄂豫皖省委和中共中央的联络工作。他知识丰富，机智灵活，行动出没无常，乔装变化多端，记忆超群，出色地完成过无数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