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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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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只发生在清朝乾隆以后。
  以上所述便是我国晚清时代,从古老传统中承继下来的政经实况。这一实际情况,也是传统的政经制度作天衣无缝的配合所制造出来的。但是从人类文明累积的总成绩来看,这种体制原没有太多的不好。相反的,我们那独步世界的中世纪文明,便是这项政经体制孕育出来的。
  且看那些在十七、八世纪来华传教,目击我国康雍乾盛世的耶稣会士;且看那位在十八、九世纪之间名闻天下的民主圣人杰弗逊;且看那位在二十世纪中叶,作为罗斯福农业「新政」智囊的华莱士等等,他们比较中西,对我国传统小农制的社会生活,无不推崇备至。晚近的科学史权威的李约瑟,对于我们中世纪科技与社会的成就,也捧得天高……我们自己的往圣先哲,唱戏抱屁股,自捧自的言论,那就更不用说了。纵迟至今日,李登辉总统还不是在为「回归固有文明」而呼吁吗?遑论当年。
  可是既然有如此优秀的传统,为什么在晚清时代——那时的「固有文明」不是比现在还多一点吗?——我们却表现得那样窝囊呢?结果招致「新青年」们,一致喊打,几乎把「固有文明」全盘否定了。而晚近四十年,我们又为什么表现的如此暴戾无知,还要麻烦「民主女神」老人家,跨海东来,普渡众生呢?
  对此,我们的综合答覆,要点盖有数端。其一便是前节所述的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中古」或许是我们的;「现代」却绝对是人家的。请翻翻我们今日的中小学教科书;想想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有百分之几是属于我们「固有文明」的呢?——老兄,都是洋货嘛!
  一句话归总,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不论好坏),是不能适应现代西化的需要。适应不了,它就会变成我们求新的包袱,现代化的绊脚石了。好汉专说当年勇,那就十分窝囊了。且看我们的洪秀全天王,他陛下一面要保留固有文明中的多妻制,一面又要奉行只许有一个老婆的基督教,所以就被罗孝全牧师杯葛了,以致身死国灭。
  传统国家机器的周期性
  再者,纵使一个古老民族,它有勇气卸下传统的包袱来求新求变,它还要有个有效率的行政机器来推动此事。不幸的是我们在清末的那部国家大机器,也已到了锈烂不堪,应该报废的程度了——它负荷不起这个天降大任。
  科学家告诉我们,任何群居动物的团体组合,生灭盛衰之间都有其周期性。这反应在传统历史上,史家则叫他做「治乱、分合」;阴阳家则叫它作「气数」;西方汉学家则名之曰「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s)。但是不管称谓如何,我们那部「中央集权文官制」加「农业经济」的国家大机器,亦有其不随人类意志转移的运作周期性。西汉以后历朝的政治史实就警告我们,这部大机器的有效运作期不可能超过两百年。(以世界标准来看,两百年一个周期,不算最长,也算够长的了。)过此时限,就是报废换新的时候了。
  满族的统治者于公元一**四年入主中国,到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已满一周期。到此时它那部仿汉改良重建的统治大机器,也已到了锈烂报废之时,不堪任重致远了。
  吾人试闭目沉思,如「鸦片战争」等国耻国难,均发生于康雍乾三朝鼎盛之时,其结果又将如何呢?这也是我们国运使然吧!这些国难国耻,却发生在「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 expansionism)的极盛时期(根据他们的周期),也正值我大清帝国国运周期衰竭开始之时。在这盛衰对峙之间,则清廷造化如何,也就无待蓍龟了。
  所以我国近代史家每喜诟病清室涉外官吏为如何颟顸,如何庸愚,而在下读史数十年,则不以为然也。
  设以清季「科甲出身」之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沈(葆桢)乃至恭王奕訢等,比诸后来国、共、民、青、民盟、民进诸党之高干,优劣之间,岂待区区执简人之饶舌哉?只是大清帝国气数将终,统治机器报废之周期已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之不国岂能厚责于机车驾驶人员和维修技工耶!
  「西化」、「现代化」与「阶段性」
  综合本篇以上各节之阐述,一言以蔽之,我们大概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传统中国」向「现代西方」转变的「转变史」(history of transformation)。这一转变的过程,早期的史家,名之曰「西化」。目前的学人则改呼为「现代化」。其实这两个概念的疆界实在不易划分,不过人类毕竟是个有「历史感观」(sense of history)的动物。历史往往也是解释概念之争的最佳工具。
  就以吾人现代生活中的刷牙为例吧!「刷牙」这项卫生习惯,是从西方传来的。它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大概可以叫做「西化」或「洋化」了。可是刷牙在今日中国都市生活中却变成不可或缺之一部分,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列入「现代化」的范畴了。据说毛□□就没有刷牙的习惯。这大概由于他年轻时农村背景和叛逆个性所造成的。青年的毛□□反对「崇洋媚外」,所以就拒绝这「西化」的习惯了(毛氏也一辈子未穿过「西服」)。所以当他老年住入都市,生活就不够「现代化」而被老婆骂成「太土」了。
  毛□□的私生活,小事也。但是,朋友,见微知著嘛!这项社会学上的「微观法则」却能替我们解决无数大问题呢!
  可是不论「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我们近代史上这项转变,几乎是十年一变,层次分明的。它存在著浓厚的「阶段性」。我们如从社会经济史的观点,试一回看鸦片战争前传统中国的历史,那就几乎千年未变了。
  从一本千年未变的「静的历史」,忽然接上一本十年一变的「动的历史」,则近代中国之动荡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我们这项动荡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它是从「西化」进入「现代化」,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
  前文已言之,我们的固有文明原是自给、自足、自满的「三自」文明。它在「现代」阶段忽然大动特动起来,实在是「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吃了洋人的苦头,所以才搞起「洋务」来(那时叫做「夷务」)。我们对付外族的老办法一向是「以夷制夷」。鸦片战争时,我们被夷人的坚船利炮所打败。战后痛定思痛,我们第一个「夷务专家」的魏源(林则徐的幕僚)乃想到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了(见魏著《海国图志》序)。这就就开始了我们「科技现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今日邓小平所要搞的「四化」之一。
  老实说,我们在前一个世纪的新派人物把「四化」搞得确是有声有色。九〇年代中期,李鸿章的「北洋海军」竟是世界七大海军之一,远驾于新起的日本海军之上。不幸甲午一战,马脚全露。有识之士自此再也不搞「四化」了,因为他们知道,大清帝国的根本问题不在四化而在第五化——「政治现代化」。康有为、梁启超因而搞起了「君主立宪」。他师徒二人认为连皇帝也要「西化」一下。他们的广东同乡孙中山则认为要搞政治现代化就得彻底的搞。他主张「建立民国」,干脆把皇帝搞掉,来选个「伯理玺天德」。
  康梁失败了。孙先生成功了,并且当选了中华五千年史上第一个「伯理玺天德」。但是孙伯理玺天德并没有解决问题,随他而来的则是军阀混战、夷狄交侵。国政民生反远不如大清帝国之晚年也。这样乃又惹出另一批「有识之士」胡适之等来重行考虑了。
  胡适之他们认为科技(坚船利炮)余事也,政治经济亦余事也。重要是我们整个文化体系害了绝症,非彻底脱胎换骨不为功。这就是他们「全盘西化论」的理论基础了。要丢掉全部「固有文化」而推动「全盘西化」,这样他们也就把「西化」运动推展到最高峰了。可是从魏源到胡适这一「转变」过程是节节升高、层次分明,「阶段性」是十分浓厚的。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虽然是属于另一大时代了,其变化之轨迹,阶段分明,基本上是与前期无异的。
  总之,我们这部苦难而光辉的中国近代史,在全民族合力推动之下,时时在变、处处在变。其进度虽然难免迂回曲折、颠颠倒倒,但是其摸摸索索,终于要找到一个安全而满意的出口则一。出口云何,一个长治久安、名实相符,如篇前所言之民国也。语云:「穷则变、变则通。」所以只要我们不停地摸索,最后必有大道可「通」。照近年来海峡两岸的局势来看,这个「通」的日子,似乎并不太远了,我们等著瞧吧!
  *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五日脱稿于台北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五期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七、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
  在上篇谈「帝国与民国之蜕变」的拙著里,笔者曾不揣浅薄、斗胆地说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后,则几乎十年一变。何以在社会经济方面,我们的传统历史是「静如处女」,现代又「动如脱兔」呢?恕我要言不繁,这个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实是西方东来的「帝国主义」推动的结果。
  「帝国主义」(Imperialism)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问题对我们这一辈二十世纪上半纪出生的华裔男女,还需要解释吗?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便是我们一辈子实际生活经验的主要部分,别提也罢,提起来,我们会怒脉贲张、咬牙切齿的。
  以上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亲身体验出来的,有什么好否定的呢?因此我国一般史家和国共两党的官方,都会肯定「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马列派的史学家,更会把它概念化一番说:帝国主义何以是万恶之源呢?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万恶之源的上面,还有一个总源的「资本主义」。
  可是这些说法,却不为很多西方汉学权威所接受。他们之间有许多极有火候的历史家,甚至是最有权威的泰山北斗,如创立当今剑桥学派的开山宗师费正清教授等,却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于革命党人(包括国共两党)不断的宣传,而嵌于我民族心理上的一种幻觉,——虽然他们也并不否认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却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
  日本人呢?在他们战败之初,倒颇有些忏悔心态。可是近年来,他们就逐渐地把他们在中国大陆赤裸裸的奸掳焚杀说成「进出中国」了。只是日本人这批「进出论者」引经据典的功力,无法与西方的「幻觉论者」相提并论罢了。
  朋友,时间是可伯的。以感情写历史,也是靠不住的。君不见二十世纪后半纪(尤其是近三十年)才出生的中青年男女,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对「佳木斯细菌试验所」等等的情感反应,就不会像他们父执辈那样椎胸泣血了。君不见,抗战期间站在不同阵地的一些华裔同胞,他们对日本战犯不也有颇为不同的量刑心理……再过些年,纵是华裔大学生恐怕也要靠历史百科全书,才能粗知「帝国主义」的定义了。
  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保存某一段历史的真相。传之后世,警惕将来。历史家应该实事求是、心平气和。他不应为某一时代的喜怒哀乐所局限而笔端常带感情。所以像「帝国主义」这样的议论未定之辞(debatable subject),就应该辞简义赅的去搜搜它的根,再作论断。
  「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
  若谈「帝国主义」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不上溯到历史上的「扩张主义」(Expansionism)。扩张主义是个洋名词。我们文化中的同义字大致可说是「强凌弱、众暴寡」。它是「人性」(human nature)中绝对存在的一面;也是最丑恶的一面。它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所揭露的「人类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甚至「动物社会行为」(animal social behavior)中经科学家证实的「客观实在」。
  人类历史上「扩张主义」之动机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疆土、经济、政治、宗教、文化、虚荣、色欲、嫉妒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其中任何一面、多面或全面,都可引起群居人类向外扩张的社会行为。若论其在历史中有记录的荦荦大者,则我们「汉人」,原来也是这一行的老祖宗。我们早期对「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之「扩张」行为,也是天人共愤的——可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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