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8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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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着救国军走，一路上不停地对王德林进行说服。那时，如果他听了我的话，我们就能结成联合战线，在东北地区把抗日武装斗争搞得很好。可是王德林没有听我的劝告，终于经过苏联到关内去了。
　　我们放弃了同王德林的交涉，改变路线，朝最终的目的地汪清地区进发。
　　从罗子沟出发，跋涉几百里，直到望得见苏满国境的地方，也未能达到说服王德林的目的，只好转回来，我的心情异常忧郁、暗淡。我心想，几万人的救国军都不敢抵抗日军而逃跑了，只剩下了18人的我们的部队将怎么度过这个冬天，用什么妙法闯过这个严峻关头呢？18名队员，正如日本人喜欢说的那样，可以说是“沧海一粟”。
　　部队从40名减少到18名，是有各种原因的。有阵亡的，有因病掉队的，也有因身体虚弱被打发走的，还有些不愿斗争了，让他回家的。独立军出身的年纪较大的队员和部分农村青年更是难以坚持。
　　最后留在队伍里的，是在吉林就加入共青组织参加斗争的同志。率领这18名队员，闯过生死关头向汪清行军时，我领悟到：一个人只有通过组织生活受到锻炼，才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坚持自己的信念，尽到革命者的道义和责任。
　　我们在向汪清行军的路上遇到了吴义成的通信员，和他一起行动。他名叫孟昭明。
　　起初，我们队员们为了弄清他的身份！盘查了他。那时，日本密探到处窜扰，所以我们对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是高度警惕的。孟昭明有根据救国军士兵工作委员会与反日部队的协定发给他的反日会会员证。这个会员证既发给游击队，也发给反日部队士兵。对持有这个证件的人，双方都予以保护和帮助。除反日会会员证外，孟昭明还带着吴义成给王德林的求援信。看了这些证件，我们完全相信他是吴义成的通信员了。
　　孟昭明去天桥岭是有其缘由的。他说：
　　“我为了转达这封信到了东宁，可是王德林已经跑了，我扑了个空，只好回来找吴义成，他也只留一个营在老母猪河，自己撤到红石砬子去了。但他留下的那个营也转移到小三岔口（天桥岭）方面去了。我这是去找那个营。
　　就是死也得抗日嘛！”
　　孟昭明的抗日思想是非常坚决的，他慨叹他说，东北三省没有个能够平定时局的人物，并问我：“队长，您认为是我们赢，还是日本赢？”“我认为，我们赢。西方的一个作家说，人生在世上不是为了失败，而是为了胜利。你和我现在踏雪行进，不就是为了胜利吗？”我决心同孟昭明一起去找转移到小三岔口方面去的那个营长。我想，要把联合战线的命运寄托在这个营身上，无论如何，一定要说服这个营，让他们不要放弃斗争。
　　孟照明同我们一起到了汪清，还参加了腰营沟防御战。他是在最艰苦的时候帮助了我们，和我们生死与共的难忘的同行者。1974年，孟昭明给我来信，感怀深切地回忆了我们在罗子沟台地上相遇时的情景。
　　我看了那封信才知道，过去在苦难中同我们建立了友情的吴义成的通信员还活着，在敦化合作社从事农业生产。
　　我记得，我们过的最艰难的关头是在老黑山。直到老黑山，还有救国军同行，尽管他们有些不牢靠，我们也吃了很多苦，却不觉得孤独。可是，他们逃到苏联去之后，在那空旷的台地上只剩下了我们18个人。周保中也率领王德林越境时留下的一部分人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就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了。
　　空中有敌机盘旋，撒传单要我们投降，地面上参加“讨伐”的日军部队从四面包围我们。加上在我国高山地带也罕见的严寒和齐腰深的积雪，使我们根本无法前进。费力积蓄下来的口粮也都吃光了，每天临时找点东西凑合着充饥。5月在小沙河穿上的军服也破得露了肉。
　　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候，我们在罗子沟台地上遇到了一位姓马的好老人，才得以死里逃生，过了这道难关。这天正是大年三十。从思想上看，这位老人没有政治信仰、无党无派，对国民党的政治则加以唾骂。但他也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一句话，他是一个厌世思想浓厚的人。但是，他是一位助人为乐的善良热情的好人。
　　马老人有两栋房子。我们住下房，上房住着救国军残兵。这些残兵大都是有反苏思想，以苏联是共产国家为理由没有越境才留在满洲的。在这些人当中，还有吴义成留在老母猪河的郭营长的部下。
　　孟昭明刚放下行李，就说要打探一下救国军的动向，自动找上房的残兵去了。我叫他去探问一下救国军士兵愿不愿意和我们携手共同行动，孟昭明说：“在郭营长的部下中，有不少人跟我熟。我先去探探他们的心思，若有希望，再由金队长去正式和他们交涉好不好？”孟昭明见了那些残兵回来，耷拉着肩膀，神情阴郁地说：
　　“别说联合战线了，他们这帮人什么也干不了。他们在商量当土匪呢。”马老人也来告诉我们，救国军残兵正在策划解除我们的武装。他说他们准备夺取我们的武器扩大土匪队伍。
　　事到如今，我们不能不对我们自己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深思了。当成千上万的反日部队士兵在我们四周的时候，我们觉得同日军打起来能很快胜利，可是现在他们都逃跑了，我们的队伍也只剩下18个人，便觉得前途茫然了。就是到了汪清，也只有十多支枪，靠这些枪还能干出什么大事呢！在延吉的武器，顶多也不过几十支枪。真是雪上加霜，那些凶暴的残兵还要夺我们的武器，这事该怎么办？我们来到罗子沟不知名的台地，回汪清的路也渺茫。“这事你打算怎么处理？”我自己问自己。“是放下武器，回去重新搞地下斗争呢，还是即使吃点苦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呢？”如果说没有过这种动摇，那就等于是歪曲事实，伪造历史了。我不隐瞒也没有必要隐瞒我和我们部队曾有过动摇。
　　钢铁氧化了也会变。人不是钢铁，比钢铁弱，变异性又大。但是、也可以说人比钢铁刚强得多，因为钢铁不能自行防止氧化，而人具有自行控制和调整自己思想变化的能力。问题不在于发生动摇，而在于如何克服这种动摇。
　　所以称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具有善于自行调节的能力；说革命家伟大，是因为他们是从无中创造有，变逆境为顺境的刚毅而具有创造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
　　那时，我茫无头绪，不知如何是好。哪怕是天塌地陷，也应该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可是现有的队员都是些还不到20岁的小青年。可以说我本人也是缺乏经验的，当年在吉林写传单、作演讲的时候，个个都曾是英雄豪杰，而遇到这种情况却都成了初学者。搞地下工作时办法也很多，可是在这个杳无人烟的地方，几万名友军都走掉了，只剩些残兵，如何开拓18人的前进道路，却是单靠我们的力量难以解决的问题。
　　上房的那些残兵打算当土匪，我们决不能干那种勾当。只有到有群众组织的地方去才能有办法，可是朝鲜人居住的村庄据说得走200里才有，而且这段路上的每一个山谷都有日军把守。
　　革命难道就这么艰难吗？原以为只要两三年就可以轻而易举取得胜利的我国革命，怎么竟走到这样的险境了呢？吹着号，雄赳赳地从安图出发的我们队伍，难道就要在这个荒凉的山岭上停止前进了吗？
　　为了建立这支部队，我们曾挨过多少饿，熬过多少个夜晚啊。我没有能为母亲送终，和可爱的弟弟们离别，不就是为了这支队伍吗？车光秀、崔昌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不也是为了这支队伍吗？车光秀是到敦化进行侦察时牺牲的。
　　回顾以往，展望未来，我的心情犹如整个地球坠在心上一样沉重。
　　我正坐在灶口前左思右想，马老人靠近我，轻声问：
　　“你是负责人吗？”
　　“是的。”
　　“一个队长，怎么还流泪呢？”
　　“可能是因为迎着风走来的关系吧。”
　　我这样支吾过去。其实，我并不是因为风，而是因为对未来的担忧才流泪的。
　　老人捋着长须，端详我好半天，才说：
　　“你是担心住上房的那些人作恶吧？不要太担心。晚上我把你们带到好地方去，你们就在那儿好好歇几天吧。歇个20来天，边学习，边补养补养，脑筋就会像诸葛亮那样灵了。”
　　半夜，马老人摇醒熟睡的我们，给我们吃了准备过年吃的饺子。然后把我们带到了足有50里路的深山中的一个窝棚。窝棚在葱郁的林中，连飞机也发现不了。
　　窝棚不大，只能铺一张草席，旁边连着个小库房。库房里放着马老人下套套来的冻狍子和兔子，还有小麦、玉米和小磨。
　　“屋子虽窄，垫上草，还能将就着过日子。这样就能闯过这一关了。你们就躲在这里，好好补养身子吧，外边的消息，由我每隔几天来告诉你们。
　　你们走的时候，我还给你们带路。”
　　老人说着在灶坑里生上火。我们都感激得流下了热泪。在这荒凉寂寞的台地上，遇到诚挚的马老人这样的恩人，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幸运。队员们高兴地开玩笑说，“老天爷”在保佑我们。
　　我们在窝棚里待了半个多月，边休养，边学习，还出去猎狍子。
　　窝棚里有不少马老人的书，有小说、政治书籍，也有伟人的传记。马老人虽然在深山里以打猎为生，学识却很渊博。很多人争相传阅这些书，因此书边都起了毛，磨破了。
　　大家把书读完了，就一定要发表读后感，或者定个题进行争论，各自都援引经典作者的论断。马克思怎么说，列宁又怎么说，全部用来论证自己的主张。当时，人们都能背几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点和著名作家的名句。
　　当时的青年们只要聚在一起，对孙中山也要进行批评。崇拜某人是一种时髦，批评人们都崇尚的伟人也是一种时髦。
　　那时是每个人都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人都自以为是伟人，是英雄豪杰。
　　我们在这个窝棚里就今后的行动方向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是解散队伍各自回家呢，还是去找汪清的朝鲜人村庄，把那里的别动队集结起来扩大队伍，继续进行斗争？
　　大家都表示决心，要继续进行斗争。唯独在海龙入伍的那个同志坦白地说，他身体虚弱，无法和我们一起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以这个同志的体力，搞武装斗争有困难，这倒是事实。
　　我们对他的坦白没有挑剔，也没当作问题。
　　“要是不能跟我们去，最好在这里直截了当地说出来。革命是不能勉强的。革命是不能靠强权或威逼来进行的。所以，要走就走，要想继续进行斗争就留下来进行斗争。”
　　我作为部队的指挥员阐明了我的见解后，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各自下决心。
　　几天后，我们重新聚在一块，听取了队员们的决心，我们一行中有16名同志发誓说，就是献出生命，也要继续进行革命。
　　其余两个人请求允许他们离开部队。来自海龙的那个同志这次也说，他身体虚弱，不能进行武装斗争，请我们允许他回家去，还希望我们不要把他看作是怕死鬼。他说因为身体虚弱不能继续进行斗争，我们也不能无视他的要求。
　　我对他说，如果你跟我们走有困难，就回家去吧。我们不责怪你。不过，现在你这个样子是不能回去的，衣服都破得像个叫花子了，弄成这个样子，怎么好意思去见父母呢！你要走，也得到朝鲜人村庄，弄些路费，做一身新衣服穿上再走。
　　另一个同志说要到苏联去学习。
　　“你盲目地到苏联去，又没有保证人，谁知道他们那儿是叫你念书呢，还是叫你劳动。先到汪清去工作一段时间，等和那里取得联系后，带着组织的介绍信去不是更好吗？”
　　两个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愿意按我的话去做。
　　后来，我们由马老人带路，安全地离开了罗子沟台地。马老人一直把我们带到汪清县转角楼。他真是一位待人亲热的忠厚的老人啊！几年后，当我们在根据地内外痛歼敌人的游击斗争蓬勃开展的时期，我带着一些布和粮食到罗子沟台地找他。可惜，那时马老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60年前马老人的形象，至今仍活生生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有一次，我曾指示作家们以这位老人为原型创作一出歌剧或话剧。有关这位老人的传奇般的故事，是创作歌剧或话剧的很好的素材。
　　那年冬天，我们在罗子沟台地没有饿死，没有冻死，也没有被打死，可以说是奇迹中的奇迹。我现在还常自问，那时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我们能够经受住考验重新站起来？是什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