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8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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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要把孩子抚养好，让他继承父亲的遗志！”我喉咙梗塞，再也说不下去了。
　　部队走出孤山子约有五里地的时候，金日龙见我们悲伤过度，便建议鸣枪追悼崔昌杰。大概他以为鸣枪悼念，也许多少能转换我们的情绪。还是饱经风霜的金日龙想得深！
　　“只听传闻，我不愿意相信他死了。我们连他的遗体都没有看到，怎么能先鸣枪致哀呢！”我说。
　　我们经过濛江到了两江口，接到了令人惊骇的情报：隐居在抚松地区的20来人的一股独立军，同由七八十人组成的一支中国人武装部队合作，在策划袭击我们，缴我们的械。这个阴谋的首倡者，正是国民府所属的独立军。
　　他们侦察到由濛江向两江口方向移动的我们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行军路线后，通知中国人反日部队说，这支部队正是共军的主力。独立军协同中国人反日部队先行占据了我们将经过的村庄，等待着我们进村。
　　提供给我们这个情报的是两江口的共青盟员。两江口有很多我认识的组织员和青年。我们一到两江口，他们就告诉了我这个内幕。
　　这时，游击队员中爆发了打倒国民府恐怖分子，替崔昌杰同志报仇的喊声。有些同志曾经在柳河的青年们呼喊要消灭国民府的恐怖分子，替在南满青总大会时被害于槐帽山山沟的六位烈士和崔昌杰报仇的时候，还和我一起说服过他们。现在连这些同志也找到指挥部来提意见，说我们的克制力也是有限度的，要好好打一仗，打掉他们的坏习气。要打掉他们的坏习气，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从力量上来看，他们是占优势的。
　　但是，这种力量上的差异，倒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难处，就在于我们要对付不该当做敌人的敌人。为抗日救国这一共同目的而战斗的武装部队互相开火，这只能说是只有30年代初的极端混乱局势才能造出的一幅漫画。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同室操戈，是可笑的；中国反日部队和独立军合作，攻击反日人民游击队，也是个怪事。
　　打起来，当然要分出胜负来。然而，在这类的战斗中，胜者和败者，都难免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不会有人给胜者戴上桂冠，也不会有人为败者的牺牲流泪。
　　如果触犯了中国人的武装部队，就有可能给我们的活动造成难以克服的困难。好不容易实现的同救国军的联合战线，就有可能被破坏，那么，我们就又将回到那种蹲在人家后屋，擦枪度日的早期状态。打独立军部队，也会带来与此相同的恶果。如果共产党的部队打了独立军部队，那么，人民就会不理我们，冷眼对待我们。反共分子则会把它当做好机会，大肆诽谤共产主义者。
　　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枪对枪地进行血战，这是连想都不能想的事。可是，独立军却在松花江对岸，正在准备打这种血战。
　　当我回忆1932年夏的时候，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件事。当时，在这个棘手问题的处理上，为了寻找有利于民族团结，又符合抗日救国大义的办法我通宵达旦地绞尽了脑汁。这件事，可能减少了我十年寿命。
　　国民府的军队，没有跟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军打过一次像样的仗，而对我们却干出禽兽不如的可耻罪行。对他们的这种行径，我也禁不住满腔愤怒和憎恨。
　　我同指挥员们一商量，他们也都怒气冲天，异口同声地说，应该让国民府法西斯分子尝尝铁锤的厉害。
　　“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改掉坏习气，再不敢来惹我们。要给他们点厉害，让他们到了地狱，也不敢手沾同胞的血。”车光秀眼里直冒火，他大声说，替被国民府杀害的同志们报仇的时候到了。
　　这样看来，当时在我们四周的武装部队，都是我们的敌人了。独立军、救国军、土匪、红枪会、大刀会都成了我们的敌人。反日人民游击队所以处于这种逆境，是因为没有像刘本草那样的证人，能够证明我们部队是救国军的别动队。我们通过刘本草，成功地使部队合法化了。可是如果不同刘本草那样有力的证人一起行动，那么随时都有从四面八方受到攻击的危险。
　　在这期间，于司令的部队已撤出安图，同王德林部队一起退到宁安县一带去了。安图成了自由地区。自卫军没有打过什么大仗，就陆续向日军投降了。当时，部分自卫军早已抛弃反伪满抗日的口号，变成了随日军顾问的指挥棒行动的反动军队。上面提到的那支中国人反日部队所以竟敢下决心要消灭我们这个广为知晓的共军主力部队，是因为他们已沦为受日军指挥的反动军队。
　　独立军的余党为国民府的反动宣传所骗，变成了睁眼瞎，不了解我们的真情，勾结转向反动的反日部队，向我们挑战，就这个问题，我进行了反复思索。不管对方这个军事集团变得多么像土匪和向右转化，毕竟还是和我们同属一个血统、同属一个民族，而且也曾献身于救国斗争，所以我们不能用军事方法对它进行报复或加以制裁。无论如何一定要用政治方法说服他们。
　　我们是把反日统一战线看得绝对重要的。
　　于是，我派以朴勋为首的几个同志到独立军驻地二道白河去“朴勋同志，今天你的武器不是枪而是嘴。决不能放一枪，一定要用嘴来说服他们。你善于辞令，举止大方，给人的印象很好，我想你是可以感化他们，防止同室操戈的。要记住，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千万不要动武。如果我们在这里放了一枪，就有可能葬送同民族主义者的统一战线。怎么样？这项任务可能不合你的脾气，有把握吧？”
　　我这么一问，朴勋笑着挠了挠头说：
　　“倒是有些棘手，不过，试试看吧！”
　　我送走了朴勋以后，久久地在松花江畔踱步，心里祈望着今夜千万不要响起枪声。朴勋果真能说服独立军吗？我心里并不是没有忧虑的。
　　他虽然是个能干的鼓动家，办法多，可是一生气，就不顾一切。他这种像黑熊一样的脾气，使我放不下心。
　　我明知朴勋的这种弱点，却毫不犹豫地派他到独立军的营地去，是因为我们的部队里再没有能胜过他的活动家。
　　当时，在这方面能同朴勋比高低的人物，是车光秀。按情理，本应当由车光秀来大显身手。可是，车光秀听到崔昌杰牺牲的消息后，受到的刺激太大，无法控制自己。
　　“朴勋，你可一定要成功啊！”我心里反复地说，眼睛直盯着二道白河方向。
　　幸亏，没有发生我担忧的不幸事件。
　　我们的同志对独立军士兵有条有理地进行说服，并恳切地呼吁爱国力量要团结起来。他们听后深受感动。他们坦率地说，他们对上层的做法也是感到不满意的，只不过采取了忍耐的态度，没有付诸行动。他们并纷纷表示要缴出武器，到我们反日人民游击队里来，跟我们一道战斗。
　　虽然独立军的上层还不愿和我们合并，但下层士兵则切身地领会到不应该对抗，而应该合作，把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战斗，欣然同我们携起手来。这是独立军和我军合并的开始。
　　这样，我们又顺利地闯过了一道难关。由于同梁世凤的决裂，加上崔昌杰的牺牲这一冲动人心的事件，对国民府的憎恨重新燃起，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样的时候，我们为了民族的大团结，能够发挥出作为20几岁的年轻人难得的恢弘度量和忍耐精神，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如果当时我们失去理智，为复仇心理所驱，打倒了国民府，或者跟独立军队员动了干戈，那么，我们就不能像今天这样问心无愧地看我们后一代的面孔了。同时，也就不会看到梁司令的300多名部下在数九寒天打着合作的旗帜，来找我们人民革命军的历史画幅的。
　　世上没有比爱国家爱民族更伟大、更纯洁、更神圣的感情。
　　可以说，民族团结精神，是爱国家爱民族的感情中成为其精髓的最高灵魂。朝鲜的共产主义者自从为民族解放走上征途的第一天起直到今天，不论何时何地，毫不动摇地珍视和坚持了民族团结的信念，并为此不惜作出一切努力。
　　六同救国军一道
　　我住在柳河的时候，为了同李红光、李东光取得联系，往磐石地区派去了联络员。我们结束远征，走上归途时，他们两人积极地开展了游击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为同保民会等亲日团体的走狗进行斗争，组织了武装赤卫队（又名打“狗”队），到1932年9月成立了磐石工农义勇军。这个义勇军，是由通过夺粮斗争、肃清走狗、夺取武器、反日起义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得到锻炼和检验的朝鲜青年组成。从1932年夏季起，李红光和李东光开展了建立抗日游击区的斗争。
　　他们在肃清走狗的斗争中，运用奇妙独特的手法，创造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我要去见他们，并不是单纯地要对他们这些南满地区的主人做礼节上的拜访，主要目的是要和他们建立关系，首先要和他们交流斗争经验。
　　其次，我所关心的问题是，他们对朝鲜革命的前途，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立场。我想就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向他们说明我的见解和立场，也想听听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最重要的是，对在满洲各地分别开展武装斗争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之间如何建立关系，怎样保证友邻地区之间的统一步调，怎样实现相互间的合作、互助和协同等具体问题，同他们交换意见。我还想同北满的金策、崔庸健、李学万、李起东、许亨植等人，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南满和北满是我们的友邻，同时又是侧翼。同友邻怎样实行合作，这是对全面发展武装斗争起重大作用的重要环节和杠杆。
　　派到磐石的联络员，在我们离开海龙来到濛江的时候，才回到部队来。
　　他报告说，李红光和李东光都出去搞地方工作去了，没能见到他们，把我写给他们的信，交给了那里的地下组织。
　　我只好推迟了同李红光、李东光的会晤，在濛江大力开展积极的军事政治活动。我们在濛江提出的总目标是解决武器问题，扩大队伍。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活跃地进行政治工作，同时还必须进行军事外交活动。
　　对于实现这一目的，濛江具有一些有利条件。濛江的官吏中，有不少是我在吉林毓文中学时期的同学。过去他们都是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老老实实只埋头啃书本的书生一样的人，现在他们掌握了濛江的实权。他们在中学毕业后，在国民党县公署工作，日本侵略满洲后，都加入自卫军，各占一个显赫的职位。
　　濛江还有总部设在通化的唐聚伍自卫军总司令部派来的代表。如果由我的同学出面介绍，同这个代表好好交涉，还有可能解决武器问题。了解了这种情况后，我们决定在濛江住下来积极开展对自卫军的工作。
　　当时，我们部队的指挥员对自卫军的工作不大感兴趣，他们多半都认为，同自卫军接触是冒险。他们说，和同一民族的梁世凤的谈判，都因为思想不同而破裂了。要做自卫军的工作，更不用提了。去向他们要武器，根本不可能。况且，现在自卫军面临瓦解，有的部队甚至有日本的指导官，正在策划扫荡共产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队长自己要投入那个陷阱，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我对他们说，自卫军里有日本指导官，这用不着那么担心。如果日本指导官有辨别共产主义者的触角，我们就有避开他们的眼睛，进入自卫军指挥部去说服上层人物的胆略。自卫军处于瓦解状态，反而会成为我们易于达到目的的有利条件。他们会想到，与其把枪支交给日本鬼子或土匪，或是扔掉，不如交给抗日的我们。那么顽固的于司令都被我们打通了思想，实现了合作，自卫军还不能说服吗！
　　指挥员们说，队长同于司令谈判成功，那是干载一遇，碰巧成事。假如刘本草先生不在那个部队里，谈判就不会成功。他们恳求我，对去找自卫军的事，要三思而行。
　　我对他们说，不去行动，光蹲在窝里是呀非呀地议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作风。在把游击队合法化方面，我们确实得到了刘本草先生的很大帮助。
　　可是，把那次谈判的成功视为纯属偶然，是不科学的。如果我们不主动地为解决同救国军的关系作出努力，刘本草先生也无法帮助我们。我再三说服指挥员们说，成功与否在于能不能胸有成竹地主动地进行活动。就这样，我只带着一名传令兵到自卫军指挥部去了。
　　自卫军的兵营挤满了士兵，在大门口，运输军需物资的牛马车络绎不绝。
　　大门岗哨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