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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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我向崔昌杰问了他在独立军时的生活。
他首先谈了头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掺和着笑话，他谈得有声有色，真是一个谈吐诙谐的人。他说话的特点是总把自己放在第三人称的地位上。本应该说“我这样做了”、“我受骗了”，可是他偏说“崔昌杰这样做了”、“崔昌杰受骗了”，引得谈话对方不由得发笑。
“那是崔昌杰在梁世凤手下当兵时的事情。有一次押送在开原抓住的一个密探，途中在一个旅店歇脚，那懒散无比的崔昌杰竟然放着密探，打起盹儿来，走了几十里路累了嘛，那个密探就趁机解开绳索，用斧头在崔昌杰的头上敲了一下，逃之夭夭了。幸亏那家伙没打中要害。崔昌杰头上的‘勋章’就有这么个令人寒心的历史哪。人要是精神松懈，就会像崔昌杰一样了。”我跟他开怀畅谈了一两个钟头，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我在青年时代结交了千百个朋友，可是像崔昌杰这样把自己放在第三人称的地位上说话说得有声有色的诙谐的人，还是头一次见到。
后来，通过生活，我更具体地了解到他的经历。他的父亲在抚顺开了一家小小的旅馆。他希望儿子帮他经营旅馆，可是崔昌杰却说要争取祖国独立，离家参了军。他在独立军的时候，他的祖母多次去三源浦，想让孙子回心转意。可是，崔昌杰每次都没有答应，他对祖母说，国家都亡了，怎么能守着自家旅馆不动呢。
除了崔昌杰、金利甲、桂永春、李济宇、朴根源、康炳善、金园宇外，我还认识了许多立志参加反日运动从南满和国内各地来到华成义塾的青年。
每天一到下午，他们就来金时雨家找我谈话。那么多的朋友都来找我，我又感激，又惊奇。就这样，我一开始就同比我大5～10岁的年长者结交了。这就是我在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革命活动时期的战友中有很多长辈的原因。
我在华成义塾读书的头几天就了解到，义塾的经济状况比抚松的独立运动者说的更为艰难。在华成义塾，可以算作财产的，只有旧桌椅和几件体育器材。
但是我的抱负仍然很远大。虽然校舍狭窄，黑乎乎的破陋不堪，但在这腐朽的草屋顶下成长的青年们多么可靠啊！华成义塾虽然没有钱，但拥有许多英俊有为的青年。在这一点上，它可以说是富翁了。
这比什么都使我高兴。
二幻灭
我很快就熟悉了华成义塾的生活。学了两周，觉得功课也不怎么难。
义塾的学员最感头痛的科目是数学。有一天上数学课，老师出了一道较长的四则题，先被叫到的几个学员都没能解答，可是我并不费力地解答了。
他们都表示惊叹。这也难怪，他们在独立军里生活，多年脱离正规教育了嘛。
从那以后，我为数学课着实受了折磨。不愿动脑筋的胡子青年们作数学作业时，每次都来缠着我。
也许可以说是其代价吧，他们给我谈了自己的各种体验，其中很多是值得一听的。
在进行体力负担大的军事训练时，他们为了帮助我，从各方面费了不少心。
在这过程中，我们就成了肝胆相照的亲密朋友。我本想，作为一个年龄最小的新生不给年纪大的同学添麻烦就算万幸了。可是无论在学习上或训练上，我都不落后于他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分你我，善于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所以他们也不顾年龄的差距，都跟我亲近了。
这样，我所处的环境还可以说是不错的。
可是，过不多久，华成义塾的教育逐渐不合我的意了。虽然是父亲的朋友建立的学校，又是同父亲有过联系的人主管的学校，但从这里我发现了前一代人留下的旧的思想和方法的残迹。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在义塾的教育中没有那种概括并批判地分析和总结这一运动的理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民族主义运动已有几十年，可是他们没能写出来可以成为这一运动的指导方针和经验教训的论文和教科书。来到华成义塾的独立军重要人物和爱国志士们也只是徒然地敲打讲台，空喊独立。怎样组织革命力量，怎样动员群众，如何实现独立运动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他们却没有什么妙计良策，有关武装斗争的条令和战术也不完善。朝鲜历史课是以王朝史为主的，世界革命史也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史。
华成义塾教的是民族主义思想和旧韩国昧浓厚的旧式军事操练。
深深沾染了民族主义思想的老师们，虽然在口头上大谈反日和民族解放，但他们主张的斗争方法是落后的。学校当局常常邀请有战斗经验的独立军队员来给我们讲他们的武功。通过这一活动鼓吹的是安重根、张仁焕、姜宇奎、李在明、罗锡畴等烈士们所用过的个人恐怖方法。
学员们常常表示不满说：说是培养独立军干部的军官学校，却连实弹射击用的子弹都没有，总是拿着木枪进行训练，这样怎么能赶走日本鬼子呢。
有一次，有个学员问军事教官，什么时候我们也能用上新式枪呢？教官显得非常为难，支支吾吾他说，现在独立军干部们正在筹措军费为从美国、法国等国家购买武器而开展着积极的活动，所以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的。连几支枪都弄不到，而寄希望于几万里外的西欧国家。
每当上军事训练课腿上拴着砂袋跑的时候，我总是想，这样搞能打败日本鬼子吗？
过去，全琒准的成千上万名东学军在牛金峙抵挡不住1000名日军而溃散。当时，日军是用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东学军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只要每100个东学军消灭一个敌人，就能攻克公州，一直冲到汉城。可是因为武器装备不好、军威不振，而遭到了惨败。
义兵的武装也不比东学军好多少。义兵们也曾有若干新式枪，但数量有限，而大部分成员都使用刀枪或火绳枪。我想，历史家们把义兵斗争说成是火绳枪同三八式步枪的较量，也是由此而来的。要用每打一枪都要用手点火的火绳枪来对付每分钟可打10发以上的三八式步枪，该忍受多么难熬的痛苦，作多么艰苦的战斗，是不难想象的。
当火绳枪的性能还是秘密、只有义兵知道的时候，日本军队听到火绳枪的枪声就吓得逃跑。可是他们知道了火绳枪的性能之后，就不仅不怕它，而且蔑视它了。这个战斗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据说，通晓贵族道德和戒律的儒生出身的义兵们，在战场上还戴着大冠、穿着绊手绊脚的道袍打仗。
日本军队用大炮和机关枪屠戮这些义兵。
现在日本的兵力比那时又强大到没法相比的程度了，可我们却搞腿上拴着砂袋跑的训练，这样难道能打败大批地生产坦克、大炮、军舰、飞机等现代化武器和重型装备的帝国主义的强大军队吗？
最使我失望的是华成义塾的落后思想。
学校当局一意孤行地走民族主义的道路，而排斥其他一切思想。所以，学员们自然也就追随这个潮流了。
华成义塾里还有迷恋于王朝政治或对美国式民主抱有幻想的青年。
这种倾向，在世界革命史课的课堂讨论中表现得尤为严重。老师点名发言的学员们照本宣科地重复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冗长地谈资本主义的发展。
他们的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使我非常不满。华成义塾的政治课根本没有对朝鲜独立和朝鲜民众这一活生生的现实做调查和研究。只是机械他讲授教科书和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并让学员背诵。
我认为应该就实践问题、有关朝鲜的未来问题进行讨论才对，便问刚才发言的学员，我国独立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
那个学员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我们民族之所以被日本鬼子霸占了祖国，是因为别的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我国封建统治者们却在吟风赏月，虚度光阴。为了不使这种历史重演，就应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
有的学员主张，应当重建封建王朝。
没有一个学员主张应当建立民主社会，或建立劳动人民做主人的社会。
当时是民族解放运动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可是他们好像没把这种时代潮流放在脑子里。
还有些学员则袖手坐在那里说，独立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到那时候再说，现在还没有独立，谈论什么资本主义还是王朝复辟，是无聊的。
我听着这些发言，更痛切地感到华成义塾实施的民族主义教育是落后于时代的。要复辟封建王朝也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好，都是落后于时代的想法。想到这里，我心里难受得很。
我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说，我国不能像欧洲国家那样搞资产阶级革命，但也不能恢复陈腐的封建统治机构。我接着说：
资本主义也好，封建社会也好，都是有钱人剥削劳动人民、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的社会。独立后，不能在朝鲜建立这样的不公正的社会。如果只看机械文明的发展，而看不到资本主义的毛病，那是错误的；要复辟封建王朝的主张，也是没有道理的。有谁还会迷恋于把国家出卖给外来势力的王朝政治呢？国王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呢？除了对百姓敲骨吸髓，对敢于直言不讳的忠臣砍头、流放之外，还有什么呢？
实现了朝鲜的独立后，我们应当在祖国土地上建立起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让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社会很多学员对我的主张表示赞同。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万民平等的富强社会，还有谁会反对呢！
下课后，崔昌杰也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作了很好的发言。他显得心里很痛快，他说，你没说出一个共产主义这个字眼，却很巧妙地灌输了共产主义思想。
华成义塾的局限性，如实他说明了民族主义运动本身的局限性。我通过华成义塾看到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全貌。
到了这个时期，独立军也委靡不振，一味争夺势力。20年代前半期还常常在国内和鸭绿江沿岸进行实际的军事活动。现在已几乎不再进行这种军事活动了，只是在辖区内到处转游，征集军费而已。
称“代表朝鲜民族的全国性政府”的临时政府人士，分成“自治派”、“独立派”等派别，互相激烈地争夺权势。临时政府的头领频频更换，也是因为这个。有时甚至在一年中改换两次内阁。
曾在巴黎和会上由于美国等协约国代表的恶毒阻挠，《朝鲜独立请愿书》未能列入会议议程。临时政府的要员们不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却损害民族的尊严，继续进行卑屈至极的“请愿”活动。
当“美国国会议员东洋视察团”经上海到汉城时，甚至还指使在国内的亲美事大主义者向美国国会议员赠送人参、银制品等各种昂贵的物品。
这样的临时政府也由于财政困难，到了20年代中叶，就连招牌也很难维持，最后就只好依赖于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苟延残喘。
政治上动摇性大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民族运动领导人当中，有不少人被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吓破了胆，向敌人投降，变节了。他们从“爱国志士”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民族改良主义者，走上了阻挠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标榜“文化统治”，说什么朝鲜人如果要国家独立，就不要在政治上反对日本的统治，而要同它合作，并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努力获得自治权，提高文化，发展经济，改良民族性。
和盘接受了这一说教的正是资产阶级出身的民族运动领导人。他们披上“民族改良”、“培养实力”的外衣，叫嚷什么教育和产业的“振兴”、个人的“自我修养”、“阶级合作”、“大同团结”和“民族自治”。
这种改良主义的歪风也刮进了华成义塾。
金时雨家的上屋经常有很多青年来找我谈政治问题，很热闹。当时正是我热心读金时雨书房里的马列主义书的时候，所以话题就自然倾向于政治问题了。
我在抚松时也读过《列宁的生平》、《社会主义大义》等几本书，可是到了桦甸就读了更多的书。从前是只停留在了解书的内容上，可是到华成义塾以后，读书时就经常把经典著作中的革命原理同朝鲜的现实结合起来考虑问题了。在朝鲜革命的实践问题上，我想知道的不只是一两件事。
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可是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
在光复祖国的斗争中，应该把哪些人规定为敌人，同哪些阶级携起手来呢？
国家独立后，应该经过哪种途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