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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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会，也要事先得到警察机关的认可，即使他们认可了，还要由他们监场。
　　当时，我去找康良煜老师说，为热爱本国的山川唱歌跳舞，有什么不对？
　　不管日本鬼子怎么说，还是继续演出吧。康良煜老师和别的老师们一道谴责了警察蛮不讲理的行为，让学生们继续演出了《13个家》。
　　像我们这样的小学生都具有这样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何况大人呢。
　　我回到祖国的那年夏天，平壤的织袜厂工人举行了总罢工。那时，各家报纸都用很大篇幅报道了这个事件。
　　我听了这个消息后，心里想日本虽然乞灵于骗人的“文化统治”，但早晚要碰上比三·一人民起义更大的反抗。
　　我这样度过了两年，再过几个月就要毕业彰德学校的时候，从外祖父那里听到了意外的消息：父亲再次被日本帝国主义警察逮捕。我突然感到天要塌下来似的。烈火般的愤怒和敌忾燃遍我的全身。七谷和万景台的大人们脸色全变了，都在注视着我。
　　我决心，誓死为父亲、为我们一家，为朝鲜民族报仇雪恨，准备上路。
　　听我说要到八道沟去，姥姥家的人说，要去也要毕了业再去。万景台的祖父也从各方面说服我，再过几个月，学校毕业了，天气也暖和了，等那时再走。
　　我不能那么做。我想，父亲遭到了不幸，我怎么能坦然地在这里念书？
　　要早日回去帮助带着年幼的弟弟受苦的母亲。我已长这么大，到哪里还能白赔了我的血本吗！
　　祖父看出我的决心难移，便改变了态度，让我照自己的决心做。说父亲被禁锢，现在该你挺身而出了。
　　第二天，我离开了老家，家里的长辈们送我上路。那天，祖父、祖母哭了，叔叔也哭了，全家人都哭了。
　　送我到平壤车站的小舅舅（康昌锡）哭得更厉害。在七谷一起上学的康允范哭得也很悲痛。
　　在彰德学校的同学当中，康允范是和我最亲密的。他也没有别的志趣相投的好友，所以常找我来玩。我们俩常常一同到城里去。
　　列车快开动时，康允范递给我饭包儿和一个信封。他说：“你我分手不知何时才能再会，写了几句惜别的话，你上了车再打开看吧。”我照他的话，列车启动后，打开了信封。里面有一封短信和三元钱。我看着信和钱，深深地感动了。如不以友情为重，哪能送这样的礼。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孩子要弄到三元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在难能可贵。我说要为父亲报仇上了路，实际上我的路费是成问题的。是康允范从窘境中解救了我。看来，他为凑那些钱费了不少劲。刚解放时，他来找我，当时我对他提到20年前接到那钱时的感激之情。他吐露真情说，那时费了很大劲才弄到那些钱。说实在的，富贵家的百万两银子也不能和那三元钱相比，蕴含在那三元钱里的友情是拿什么也估量不了的。钱财里不会出友情，但只要有了友情，何止是钱，无论什么都能得到。
　　康允范那时对我说，将军为光复祖国，在山里进行了斗争，可是他自己没做出什么事。我对他说，那就从现在起，让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建设新国家。现在，在建国事业中最困难的问题是缺乏干部，能不能把建设学校的一部分工作担起来。他爽快地答应下来。没过多久，他在赵村建起了一个学校，让我为那个学校起个名。我就给起了三兴中学这个名。三兴，就是智、德、体三项都兴旺的意思，也就是说，要具备渊博的知识、高尚的品德和健全的体魄。
　　后来，康允范负责建设综合大学的工作，而且干得很好。如今，建设一个大学已不成为大问题，可是那时资金、材料都缺，建筑技工也缺，简直是困难重重。他在工作中碰上难题，就来找我，晚上睡在我家，和我一起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康允范是送我走上光复祖国之路的难忘的同志，又是挚友。我至今还记着当年他在平壤东站噙着泪送我的情景。那时他写给我的字条的内容是这样的：
　　成柱，要和你分手，难忍惜别之泪。今日离别，何时才能再会？你我相隔万里，也不要忘记彰德学校的时节，要惦记着咱们的故乡，要怀念着咱们的祖国啊。
　　我受这种友情和道义的鼓舞越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险山峻岭。我在离开万景台后的第13天傍晚，到了葡坪。我走到渡口，不忍立刻渡过鸭绿江去，在江堤上徘徊。我想要迈开步子渡到八道沟去，可是身后的祖国山河却牵住了我的心。我眼前清楚地浮现出我走出家门时祖父和祖母泪水模糊的面容，他们跟着我走出柴门，抚摸我的手，又给我掩上襟，又望着风雪为我担心。想起了他们，我很难挪动脚步。我觉得只要越过江堤，渡过江去，泪水就会像泉涌一样淌下来，使我无法忍注。
　　在寒风凛冽的两国境界，回顾呻吟挣扎的祖国山河，使我难以遏止要重新跑回可爱的故乡、心爱的老家去的冲动。
　　我此次在祖国度过的岁月虽然只有两年，却学到和体验了很多东西。其中，最可贵的是，我深刻地认识了我国人民是什么样的人民。我国人民是既朴素、勤劳，又勇敢、坚毅的人民。他们是在任何困难和考验之中都不屈服的顽强的人民，他们讲礼貌，富有人情，但对不义之举是坚决反对，毫不妥协的。民族改良主义者打着研政会的招牌搞反动的“自治”运动。但是包括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的广大人民群众以浴血斗争抗拒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从他们的形象中深切地感受到了任何力量也不能损坏的民族尊严和要求独立的钢铁般的意志。从那时起我就认为，我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并有了只要把这样的人民很好地组织和动员起来，就完全能够光复祖国的信心。
　　我看到在“文化统治”的幕后与日俱增的军队、警察、监狱，看到不断地掠夺祖国财富的货车和货轮，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扼杀我国人民自由和尊严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把难以忍受的贫困和饥饿强加给我国人民的恶毒的剥削者和掠夺者。
　　令人窒息的祖国的现实，使我更坚定了这样的信念：朝鲜民族只有通过斗争才能驱赶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在独立的祖国过上幸福生活。要早日光复祖国，把那里的一切永远变成我们的、朝鲜的，这一愿望象一团火在我心中燃烧。
　　我避开警察的视线，朝葡坪渡口下方走去，在浅滩之处往冰封的鸭绿江迈出了沉重的脚步。只要渡过这百尺左右的江面，就可以到八道沟市街，我家就在那江岸街上。可是，我的脚步是这样沉重，简直没法挪动。心里不禁想到我这次离开祖国，何时才能再渡回这条江来。我转回身，在江堤上拣起了一个石头攥在手里。不管什么东西，我很想带去能够标志着祖国，使我回忆祖国的东西，并把它珍藏起来。
　　那天，我在鸭绿江畔体验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心情。正因为那天在我的心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当我胜利回到祖国后，在国内爱国者们举行的欢迎我的宴会上，我首先讲了渡过鸭绿江去时的心情。
　　我缓步过江时，低声唱起了不知是谁作的《鸭绿江之歌》：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
　　是我渡过鸭绿江的日子。
　　年年都有这一天，
　　不达目的誓不回还。
　　碧绿的鸭绿江水啊，祖国山河啊！
　　我重返家乡的日子究竟是哪一天？
　　只因有毕生难忘的志愿，
　　不光复祖国誓不回还。
　　我怀着满腔悲愤，一次又一次地回顾祖国的山河。
　　朝鲜啊，朝鲜，我要离开你了。我虽然离开你一时也活不成，但为了把你夺回，我才渡过鸭绿江去。渡过了鸭绿江就是人家的国土。就是到了那里，我怎能把你忘记，朝鲜啊，你要等待我。
　　我怀着这样的心事，重新唱起了《鸭绿江之歌》。
　　我一边唱着那支歌，一边想：我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踏上这块土地呢？重新回到我生长的、有祖先坟墓的这块土地的那一天，究竟什么时候到来呢？
　　这么一想，我小小的心里也禁不住内心的悲伤。那时，我想着祖国悲惨的状况，悲壮地发誓，朝鲜不独立，誓不回来。
　　六我的母亲
　　我走到八道沟的街口，天已黑下来。在千里路途上，我的心一直焦灼不安，走到自家门口，更加紧张起来。
　　然而出乎意料，母亲的表情相当沉着安详。母亲高兴地伸出双臂紧紧地抱着我说，一千里路，你一个人走了个来回，到底是男子汉不同一般哪。我还一次都没走过呢。
　　我把家乡的消息简单他讲了讲，就问父亲怎么样了。母亲压低声音说了一句“没事儿了”，就没再说什么。
　　我从母亲的神色中看出，父亲虽已脱险，但危险还在紧追着他，因此母亲十分小心地提防着周围的耳目。
　　我把用省下来的钱买来的果点分给弟弟们。心里想，今晚一定要同母亲和弟弟倾诉离别后的心情。
　　可是，母亲给我做了晚饭之后却说，这个地方敌人的监视很严，你要马上离开这里。她不告诉我父亲在什么地方，只说你父亲已经安然无事地走了，你也该走了。一向慈祥和蔼的母亲，唯独这一天，根本不问我的意愿和想法，也不让我这个冒着严寒千里迢迢只身归来的、而且是分别了两年的儿子在家里过一夜，就打发我走。我听后惘然若失，默默地站着发呆。母亲还要我带着弟弟们一起走，我才勉强开口问母亲你怎么办。母亲回答说：
　　“我要等你叔叔从新坡回来。他一回来，我就把这里的家什收拾收拾，还要办点后事。你们只管快点走吧。”
　　母亲接着叮嘱我，要悄悄地上路，别让人察觉，要到临江去找名叫卢京斗的人。说完，母亲就去找宋“工头”，托他准备一架爬犁送孩子们走。
　　宋“工头”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本名叫宋秉彻，因为他有一种像工头那样好装模作样的习气，所以八道沟的人们都喜欢叫他宋工头，而不叫他的本名。
　　我们在这位宋“工头”的帮助下，坐上马爬犁，离开了八道沟，走向临江。
　　我一辈子干革命，经历过无数次的悲欢离合，但像这次这佯特异的离别，只体验了这么一次。
　　我从万景台启程，走了将近15天才走到了家，可是还没有卸下行装，就连夜上了路。当时，我在路上对母亲想了很多。
　　我的母亲生性温柔，我的父亲是干革命的人，性格刚强而严厉。因此，我从母亲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爱护。
　　两年前当我为了上学读书回祖国的时候，母亲是那么舍不得放我走，这表现了她是一位富有人情的母亲。住在万景台的祖母曾说过我的父亲是个比老虎还厉害的人。当时，正因为身旁有这么厉害的父亲，我的母亲才没敢怎么样。但是我却感觉到了母亲在无言中流下的眼泪。
　　照我母亲的品性，即使我不是她的儿子，刚13岁的孩子走了一千里路，天黑时来到了家门口，她也一定会硬把他带进家里，给他热饭吃，让他睡一夜的。
　　有一年春天，有个左腿和脖颈上长了疮、病情严重的孩子，趴在他伯父的背上，从江对岸的厚昌来到了我家。他是个可怜的孩子，他的父母不和，离了婚，他只好寄居在伯父家里。
　　我的父亲诊断了一下病情后，对我的母亲说，这孩子的大腿要动手术，动手术后不能走动，治病期间要让他住在我们家里。母亲一口答应说：“这还用说吗！”动了手术后，要天天给孩子换药，贴上蜂蜜加面粉和苏打和好的药。每次换药，母亲就给父亲当助手，亲手洗净发臭的疮口，可她从来没有皱过脸。
　　靠我母亲的精心护理，过了好些天，那孩子治好了病，要回家去了。
　　那天，那孩子的伯父来领他回去，临走时拿出一张一元钱的钞票交给我的父亲说：“要是治病钱，拿出几百两银子我也不会心疼的，可我是个穷汉子，只有一份心意，望先生把这当治病钱收下，买瓶酒”说到这，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的母亲在旁边看着这个情景，说道：“都是穷人，还谈什么治病钱啊，您说的太见外了。没能给这病孩子吃得更好一点，我的心里还过意不去呢。”可是，那孩子的伯父百般恳求，硬是要我们收下。若是有钱人家这样还好说，可他是到山里搂点儿干柴拿去卖，才勉强凑了点钱。这样的人拿出一元钱求我们收下，我的父母怎能不为难呢。
　　父亲回头望着我的母亲，为难地说，要是不收，就等于无视人家的心意，你说该怎么办。母亲回答说：“人家的诚意嘛，应该收下。”她当即拿着那笔钱上街去扯了五尺细白布，回来交给那孩子说，快到端午节了，拿回家去做件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