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6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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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田汉）本来就是个“国民党”，他跑到金门前线去，是为了跟对面的国民党反动派喊话、“勾搭”，真是“罪该万死”！被强迫跪着的田汉说：不，不是那样的！于是一些人上去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者、年过半百的老艺术家拳打脚踢……这个印象我至今忘不了。当然那几个人是对田汉恣意侮辱、糟蹋。
可是田汉这位中国国歌的词作者、爱国、爱共产党的，我国20世纪艺术（尤其戏剧）大师被糟践，不自“文化大革命”初起始。在1963、64年直至1966年4月，先是毛主席对文艺工作两个批示下发，后有江青搞的“对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出笼，于是有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周扬、林默涵等在好些场合点名对田汉批判多次。此处不赘写。某个时候，我曾想过，“文化大革命”“左”的指导思想肆虐，倒行逆施做出来的那些事，可以来个“耻辱记录”。对国歌词作者田汉的肆意糟践，应是一例。
湖南农民出身的田汉，其实真正是一条硬汉子，这跟他对女性侠骨柔肠并不矛盾。田汉是个浪漫诗人，写过很多好诗，好歌词。30年代，他与大音乐家聂耳、冼星海合作，除与聂耳合作的《义勇军进行曲》，还写了许多风靡全国的好歌曲、抗战歌曲等。其中电影《夜半歌声》的主题歌，是田汉与冼星海合写的。我早就听人讲过田汉写的《夜半歌声》歌词是写他自己，表白自己的心曲。陈白尘讲田汉放进了自己。电影《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正是由这部电影里的歌曲而推向全国的）的导演，与田汉有交情，我认识的老艺术家许幸之也有类似说法。看来这些话都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30年代中期，田汉在南京遭国民党逮捕后，一时谣言四起，国民党小报造谣称田汉“投降了国民党”，也有共产党方面的人不明真相，也说田汉“转向”了。这全是无稽之谈。让我们来读读上述几位提到的《夜半歌声》歌词。此歌我特别喜欢，到现在还经常哼唱，歌词全背得下来，今早坐在澡盆里还哼唱了，因而触发灵感，来写田汉这篇。
《夜半歌声》歌词，一方面是对国民党黑暗时代控诉———“……高台走着狸狲……风淒淒，雨淋淋，花烂落，叶飘零，在这漫漫的黑夜里，谁同我等待着天明，谁同我等待着天明？”而更动人的是歌词中表达了那个男歌唱者的坚定信念和对敌人战斗到底的决心：“我形儿像鬼似的狰狞，心儿却铁似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封建魔王自然是指蒋家王朝。而他对所爱的“姑娘”则柔情万种。“啊姑娘，只有你的眼能看破我的平生，只有你的心能理解我的衷情”。这“姑娘”并非他的恋爱对象，却是他爱恋的共产党的一个象征写法。最后更明显，他赞颂了姑娘后，决绝地说：“不，姑娘，我愿意永作坟墓里的人，埋葬这世上的浮名。我愿意学那刑馀的史臣，尽写出人间的不平！”（刑馀的史臣太史公司马迁，我上小学时听这首歌是不懂的，后来才明白）这是田汉作为一个文人的坚贞不移的誓言，而且他终生实践了这誓言。我每次哼这首歌或抗战时期最流行的一些好歌，我总觉得它们是黄钟大吕，精神气儿十足。田汉的《夜半歌声》歌词，也是这样的作品。它含有很深的喻意，体现着天地正气。切莫将它作为一般的恋爱歌曲对待。歌词的文学性、艺术性，也是现在写歌词的某些作者，难以望其项背的。
新中国建国后田汉写了不少剧本，其中两个历史剧《关汉卿》、《文成公主》是能留下来的。元代剧作家关汉卿———一粒响当当的铜豌豆，这也是田汉自己。还有上世纪60年代他根据湖南地方戏《生死牌》而再创造的《谢瑶环》，她为民请命，不也是铮铮铁骨，不也是“学那刑馀的史臣尽写出人间的不平”吗！这就是剧作家、诗人田汉的精气神儿。但是文艺界一位领导人当年批判田汉时，却指责田汉：“你说你写‘谢瑶环’是为民请命。党和人民是一致的，你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你这是反党！”他一锤定音，田汉就成了个反党分子。而造反派曾说田汉是“顽固分子”，对他们是“顽抗”。他们大概不了解，远在30年代，田汉就是个信念坚定，不会屈服的人，这就是田汉的精神气儿。北京一家出版社曾出了一个较年轻作者写的厚厚一本《田汉传》，听人说写得很好，我也买来一读。我觉得该书材料还是收集了不少。但写田汉这样的国士，总体讲来，还是精气神儿略感不足，这可能跟作者对田汉生活的那个时代稍有隔膜不无关系。不知我这看法对不对？我因之写了这篇小文，不知是否能起到聊补不足的作用。
田汉是条汉子（2）
2004年7月6日写于湘江之畔
“好极了！”的曹禺（1）
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各地，最有影响的剧作家，无疑是曹禺。他的《雷雨》、《日出》，在许多地方，久演不衰。知识界、文化界，不知道剧作家曹禺的人，恐怕是绝无仅有。我的哥哥、姐姐们，有的就是曹禺迷，不但对他的戏，似乎百看不厌；也读他的剧本，当作最好的文学作品读。我那时是个中学生，对文学着迷，喜欢看各种小说，很少涉猎剧本。但在他们影响下，也读了《雷雨》和《日出》剧本。我也佩服曹禺，觉得他的文笔那样细腻、优美，剧情是那样吸引人，语言、对白尤其精彩，富含微妙哲理，似乎余味无穷。如《日出》结尾陈白露那句话：“太阳出来了，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觉了。”读这样的剧本，就像读古今中外那些名著一样，是一种享受。在我心中那时就将曹禺当作戏剧大师、文学大家来看待了。解放后在北京才有幸看北京“人艺”的曹禺话剧《雷雨》、《日出》、《北京人》的演出，当然有的剧看过不止一两回。还看过“青艺”演的曹禺根据巴金小说《家》改编的话剧。后来又看过《原野》改编的杨再葆主演的电影。曹禺的五大名剧中，就是《蜕变》的演出，我没看过。像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作，确实是非常耐看。就像一些好的外国大剧作家如易卜生、契诃夫的名作那样，你看多少遍，仍然觉得有味道，有嚼头。什么叫不朽的作品，我想，百读不厌的小说；看过多遍，仍然愿看的剧就是。曹禺的名剧，可以无愧地入列。
如果说，在30年代至40年代，曹禺是个早慧的天才，是个创作的巨人，那是一点儿不差的。你看他23岁，大学还没毕业，就创作了《雷雨》；两年后又创作了题材、结构，生活、人物都很不一样的《日出》。它社会批判性强，从金融巨头到社会底层人物的刻画分寸都掌握很准确。写作技巧也高超，像金八这个人物一直没有出场，但各种人物的命运，似乎都捏在这个金融大亨手里。两年后他又写作了农民反抗黑暗社会题材的话剧《原野》，成功地塑造了仇虎这个复仇者的形象。1940年，他创作了《蜕变》和《北京人》这两部力作，尤其《北京人》，和《雷雨》一样，是他最佳作品，通过解剖一个家庭，对旧家和旧世界的没落、毁灭，写得真切自然而又格外深刻。没有任何说教气息，但读者、观众经过思索，自会得出自己的看法。像《雷雨》和《北京人》，曹禺的这两部最佳剧作，他的人物都是立体的，活的，富有独特个性的，是从历史生活深处，作家观察、感受深处发现，挖掘，提炼，再创造出来的，因而是有充沛、活跃的艺术生命的，也是耐咀嚼，耐看的。像《雷雨》中的周朴园、蘩漪、侍萍、大少爷，《北京人》中的曾皓、思懿、江泰、文青、瑞珍和愫方等，都是这样的人物。所以每次观剧，你可以从不同的，多方面的角度感受、思索他（她）们。从23岁到30岁（1933年至40年），曹禺的五大剧作，都是在这不到十年时间完成的，而且还处在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生存、求解放的紧张年代。可见其创作效率之高。
我有个戏剧界的老友，他因工作关系，在解放后，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曹禺接触较多。他也很喜欢曹禺的剧作。有时我们一起聊天，也涉及我们尊敬的曹禺这个话题。那还是70年代末，曹禺的新作《王昭君》刚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不久之时。我说，我们虽然发了他的剧本，但我对这部新作大感失望。你想，我这位朋友说什么？他说，我对曹禺先生早就看透了。解放前，他是个巨人，解放后呢？……他似乎不好说了。迟疑了一下，他说：曹先生就像《王昭君》话剧中，匈奴王呼韩邪说了两次的“好极了”那句台词！我不大明白，请他解释。他说，你还没注意，这是曹禺一段时间的口头禅。去参观访问呀，要他表个态度呀，他见什么都说个“好极了，好极了！”曹禺这人具备热情的气质，我相信他是真诚的，但作为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作为一个在创作上曾经是大师级的人，你叫我说他什么好呢……朋友并没有说出明确答案。但这件事我思索了好久。
为什么不少著名作家在建国前，有的写出了传世之作，而在解放后反而写不出来，或写出来的大大不如以前的呢？这是个复杂的话题，每个作家情况也不一样，我们只有从具体作家来谈。恰好曹禺在建国后的三部剧作，《明朗的天》（1954年）、《胆剑篇》（1962年）、《王昭君》（1978年），都是我工作在《人民文学》那期间发表的，有的剧，并非我直接经手，但也可算个见证人。这三剧创作的来头都很大。都是党中央很高级的领导人启示给他的，他也乐意接受。如《明朗的天》，当年是配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具体说是反对知识分子崇美、亲美、恐美；还反对美国在朝鲜搞细菌战。为此曹禺曾去协和医学院收集素材，了解生活。这个剧写出来，文艺领导人周扬等都很关心，确定由《人民文学》发表。但剧本拿到编辑部来，责任编辑（他是九叶派诗人之一，解放前参加话剧等演出活动，对戏剧也很在行）读后，不能不摇头，但当然他还是赞成发表的。剧本的缺点主要是图解政治太明显了，人物难以立起来，也不大好改；这不是曹禺以前创作的路子，所以在这个框架上，作者自己也无法改。后来编辑部多数人读了发表的剧本，也有同感。《胆剑篇》的创作，直接是60年代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背景。1960年，有个大家敬爱的中央领导人在第三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作报告，他讲了我们中国人在困难期间，要学习我国古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精神。接着在一位领导人提议下，曹禺埋首两年，与“人艺”两位剧作家和演员，合写这个剧本。但剧本上演，一般的老观众觉得不太像曹禺以前的剧本（其实是曹禺执笔的），有些场景倒像个报告剧，活报剧；奴隶苦成比主角越王勾践更突出。而70年代的《王昭君》也是领导人提议曹禺写的，自然是民族团结的很好的政治主题。曹禺作了很大努力。他的夫人在1974年去世，他的身体也不大好，仍怀着很大热情去内蒙、新疆等地体验生活。剧作问世后，有的读者评价说，王昭君有点儿像个共青团员。我不想对尊敬的曹禺先生作任何历史评价。但我觉得，他在三部新剧的创作中失去了他以前的创作个性；而创作个性，这是作为一个有作为有特色作家的艺术生命。再则，违反了创作是从生活中长久孕育这一创作规律，任何作家和高明的创作指导者，也无济于事；尽管作家出自责任感，勉为其难地去写作，总是吃力不得好的。而创作个性的丧失，大体跟一个作家最需要的独立思考的丧失，也大有关系。我听说曹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受迫害时曾自我谴责：“我流着眼泪向毛主席请罪……我从心底认为我是罪孽深重，不能饶恕的……”。我们想想曹禺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剧作家（30年代《雷雨》一出世，日本就先行上演了），为中国文学做出了这样大的贡献，有何罪孽可言，为何精神自虐达到如此“深重”程度？虽说当时承受了极大压力，怎么忍心向那些个逆历史而动的“造反者”对自己的诬蔑去“认同”呢？这正像我那位朋友说曹禺赞扬新社会的好处时爱说的一句“好极了！”是同样一种失去自我独立判断的可悲的“过头”、走极端。那个特殊年代的悲剧和作家的悲剧，这应是我们以作家曹禺为例，永应记取的教训吧。
“好极了！”的曹禺（2）
1998年11月4日
（载广东《读书人报》）
沙汀和艾芜
同是30年代“起飞”而全国闻名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