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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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处在反革命“边缘”，两人的距离拉大了。在连里居第一把手领导地位的政委，他的想法或许是为便利工作，最好回避与某某是旧相识这层关系。对某某的怀疑后来不了了之，而那位政委在一年后也奉调离开了5连。有趣的是，在他离开那天，那位诗歌编辑也加入了送行的行列。政委友善地握着他的手，热情地说：“你不是某某某吗？我早就认出了你。好好改造思想，还是有前途的！”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4）
这个故事，见出了来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掌权的军人和被改造对象的知识分子各自的尴尬。而决定性的因素是，普通的军人，被置于极为特殊的位置；而知识分子作为改造或革命的对象被降至社会底层的行列。“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在那时不仅仅是一句时髦的“革命”空话，实际已落实为对知识分子普遍的惩罚行为。在文化部干校，这现象真是触目即是。
我们并非一般地反对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不仅对身体有好处，也是一桩乐事。而干校安排知识分子劳动，那是基于知识分子有“罪”。似乎他们理当在惩罚性的劳动中赎罪，没有哪个“革命派”敢公开同情他们。不仅像“作协”这样“黑线”单位的知识分子有罪，就连我们的左邻右舍———14连（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5连（原商务印书馆）、16连（原中华书局）———出版界知识分子也是罪孽深重的，据说他们出版的全是“封”（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古典学术文化著作） “资”（商务印书馆，出版外国学术著作）“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和苏联的现代文学名著）“黑货”。传播知识的人，因知识而成了罪人。所谓劳动改造，连老、弱、病、残者也无所顾惜。
我好几次从15连驻地路过，看见年过半百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总编辑陈翰伯在江南盛夏的毒日头底下装卸那些大卡车载运的盖房用的红砖头，他颤抖着手，汗流满面地每次提拽四块砖，不断地提拽。这完全是壮工干的活儿，却由一个体弱的已进入老年的人承担。陈翰伯是什么人呢？这可是一代风流人物，也可以叫做风云人物，我多少知道他一点。“一二·九”运动时，他是具体参加领导波澜壮阔的学生爱国运动的北平学联党团书记。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艰险的环境里办刊办报办学，撰写宣传进步思想，抨击反动统治的文章。我在中学时期便常读梅碧华撰写的国际时评文章，后来才知道梅碧华便是陈翰伯。解放初期，他在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担任领导职务时，我常听他作报告。后来是他受命一手筹办恢复了商务印书馆这个我国开办最早、规模最大、名气影响也最大的出版机构。这样一位对我国宣传文化事业贡献颇多的有名望的活动家、理论家、出版家，为何在有了一把年纪后只够格当个壮工呢？
还有16连的金璨然（原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我好几次看见一个身体瘦弱、病恹恹的老头儿吃力地在菜地里抬一大桶粪。人家告诉我，那是金璨然。他有很璨然的革命历史（1938年去延安）和业绩（早年曾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得力助手），而今年老体弱多病，却被发配到干校来遭罪，他终于在1972年过早地死去。
那么，我们再看看掌权的军人们呢？我前边已说过，在那纷乱的年月，他们受命进驻是有功的，起着领导和稳定局势的作用。但时间久了，也有其副作用的一面。普通的连、营级甚至排级干部经验有限、政治文化素养有限，骤然掌管一个从前是地师级甚至省军级（如中国作家协会）单位，成了“政委”。一元化领导，权力既空前增大，又集中，前呼后拥（在干校，全体五七战士，包括老、弱、病、残天天都要下地劳动，而这些体壮力强的年轻政委主要是坐在家里抓运动———挖“五·一六”、整党等等），有的人难免飘飘然。说话不谨慎。有位支左人员曾对人说：“我现在相当于以前作协的刘白羽。”另一位支左人员曾对他中意的发展对象说：“你为什么不入党，党票是政治资本呀！”把那位谈话对象吓了一跳。特别在生活方面欠检点，于是在干校这个几千人集中的大范围内，时有猥亵女性的丑闻传出，一些人不得不在上级命令下，卷起铺盖卷走人。我们大队（几个连，组成一个大队）内，就有一两个这样的人。这些只能说是大气候下的小插曲。
6。 小兵和老兵
这样的故事也不少。文艺评论家冯牧应算个老军人，淮海战役时，他任战地记者，火线采访，出生入死。解放初期，他是一个大军区的文化部长，1955年授军衔为上校，而今却戴着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患有严重的肺气肿病，气喘吁吁地在本连充当养猪工。一天新上任的政委（就是前述原县人武部的政委，军衔可能只是个少校）跑来现场视察，一见冯牧在铡草，铡几下，喘口气歇一下，对于一个患肺气肿病的人，已经够难为他了。可是这位三十来岁的政委见了冯牧却大喝一声：“你偷什么懒！”弄得冯牧一愣愣的，气喘不迭，什么也说不出来。
有个小兵，年约二十来岁，大约是才提拔不久的副排级干部吧。他爱给5连的人训话，说话常常语无伦次，不知所云。例如骂那些被挖出来的“五·一六”分子，说他们是“被小爬虫扒了几扒的”。有回竟大发雷霆，在一个会上大骂我们的老领导严文井。老严也只有静静地听着，不做声。他曾任延安“鲁艺”教员、《东北日报》副总编辑，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作协党组副书记，人们都尊重他。只有这位气盛的青年觉得自己是来领导这些人的，骂骂他们又何妨？
7。 不是结局
我最后一次看见邵荃麟大约是1968年初春，专案组的人将他从文联大楼地下室（那时地下室囚禁着两个人，一个是邵荃麟，一个是前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的负责人之一的刘芝明）带到四楼提审。这时邵荃麟身体已相当虚弱，上楼时发出很大的哼哼声惨不忍听。邵荃麟平常本是以吃流食（如牛奶等）为主的，而今看管他的人，据说硬要他吃难下咽、消化不了的窝窝头。好像不这样不足以表示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惩罚，不足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一年后邵荃麟交卫戍区监管。1971年6月10日，在秦城监狱含冤去世。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5）
1975年某天，我去看不久前复职任总政文化部顾问的刘白羽。白羽对我说他被监禁在秦城六七年。在那单人牢房里没有人同他说话，他也没有说话的对象。刚放出来，发生语言障碍，好些词记不起来了，说话异常吃力，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恢复。
多灾多难的老诗人、国际活动家萧三。萧三是毛主席从小学到第一师范的亲密同学，曾长期在苏联工作和生活，同世界闻名的一批大作家，如苏联的绥拉菲莫维奇（《铁流》的作者）、法捷耶夫（《毁灭》的作者）、智利诗人聂鲁达、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罗马尼亚小说家萨多维亚努等等，均有联系和往来，为加深中国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友谊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也是《国际歌》词最早的译者之一。抗战初期回到延安。解放后成为中国作协的专业作家，仍然经常出访国外，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1959年我受命为他笔录一篇短文在《人民文学》发表，曾去过他家。这是一个“国际家庭”，夫人叶华是德国人，新华社摄影记者；女仆瓦佳大婶原籍俄罗斯。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紧张后，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复杂”的诗人，尽管是久经考验的，却立即成为有关部门怀疑和审查的对象，不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的1967年6月，立即被捕入秦城监狱。倒是免了在作协挨批斗。夫人叶华在他前几天被捕。萧三夫妇作为“苏修特务”在秦城单人牢房分别关押7年，他们的问题却一直查无实据。萧三年老体弱多病，又不断提出抗议，才于1974年10月被释放回家，仍是戴着“苏修特务”的帽子，受街道监管。萧三的问题是胡耀邦、王震等同志亲自出面过问后，才于1979年9月宣布彻底平反。三年后的早春，老人辞世。
林默涵的信和周扬一案的松动。1975年林默涵同志自江西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有分析地陈述了建国以来文艺界的工作情况。毛主席阅后有个批示，看来周扬一案需重新审理（大意）。周扬那年月不仅是“修正主义分子”还被江青等人诬陷为“叛徒特务”。毛主席的批示，当时在北京广为流传，意味着周扬一案有了松动。
1975年，邓小平同志具体主持中央工作，当时不少文艺工作者纷纷向上写信反映情况，包括作品和作者受“四人帮”迫害的遭遇。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夫人向上写信，才导致毛主席批示举行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纪念会受到江青、张春桥等人刁难、破坏，尽量缩小了规模和影响。
诗人、文艺理论家张光年是冼星海作曲的不朽作品《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光年不仅受江青等人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连《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也被列为宣扬周扬“国防文学”“阶级投降”路线的“黑标本”，被《红旗》杂志公开批判。那是70年代初期，张光年也在干校5连。因身体较弱，同老诗人臧克家一起轮流担任5连的值班守夜人。《红旗》登出对他的批判文章后，5连的人也不得不开张光年的批判会，将历史早有定评，人民十分喜爱的佳作“批判”。但聂耳、冼星海音乐会的举行，还是导致了文化部在北京留守的干部部门，宣布将张光年解放。
老剧作家、原《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也被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戴的是“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等大帽子。陈白尘远离南京的家，在干校5连长期当了放鸭的“鸭官”，风雨中独自在泥里水里来去。70年代初期《红旗》杂志登的批判文章也点了他的名和剧作，他也在干校横遭批判。1973年下半年，干校的干部部门，解决了陈白尘的问题，他从干校直接返回南京。（陈白尘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60年代中期，离开中国作协，调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冯牧的“现行反革命”问题，是1972年下半年，诗人李季从军宣队手里接任干校5连支部书记后，恢复了他的党的组织生活，从而实际上吹掉了他这顶莫须有的“现行反革命”帽子的。1973年干校军宣队领导批准冯牧回北京养病。但是侯金镜含冤早逝，却没有亲自看见自己平反的这一天。冯牧回京后一直在家闲居。直至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他才复出。
张光年也是“四人帮”被粉碎后才正式复出。
8。“石破天惊”
极“左”路线下，国家前途茫茫，人民无出路，文艺更无出路，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1976年，大家都看得清楚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将自己的命运完全系在了“四人帮”身上，“四人帮”一朝覆灭，他们全无精神准备，当下午传达“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时，他们上午还在举手高喊向江青致敬呢！“四人帮”一垮台，他们的政治生命、从政从文生涯，也就终结了。
1978年冬天，那时文联、作协还没有恢复，周扬和一班文友林默涵、张光年、韦君宜、李季等，聚会于广东的肇庆，那是一处风景绝佳的处所，自古端砚的产地，湖光山色。大家自然议论，“文化大革命”十年极“左”路线造成的深重灾害，文艺界更是被整得七零八落，创伤累累，创作生产力凋敝，许多著名文艺家被迫害致死……而“四人帮”的覆灭，意味着什么呢？文艺肯定会复苏的。那么怎样对待所谓的“黑线”和“黑线专政论”呢？有的人认为，黑线和黑八论还是有的，“我们以前也批过”；有人则认为有黑线存在，也有红线在起作用，并无黑线专政论；更有人觉得，黑线和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为了整倒文艺界而一手制造的，应当根本推翻，文艺方有复苏之日并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创造条件。广东方面的东道主，要大家题字、留诗作纪念。只有周扬一手挥就的：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6）
石破天惊四个字让人记得。
最近十来年，中国的发展变化，包括文艺创造方面的几度崛起，的确是石破天惊。周扬在其生命的晚年，向人们证明了，他的确善思考、善总结。
弱而强的冰心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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