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1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家花园文艺界抗敌协会胡风住的房间，胡乔木讲，你是哲学唯心论、主观唯心论。舒芜不服，同他辩论，反反复复同他辩论这两句话，谈了一下午。最后胡乔木约舒芜第二天“到我们那儿去谈”，也就是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谈。第二天上午周公馆的谈话，胡乔木、舒芜而外，在座的还有胡风和地下西南局文委的负责人冯乃超、邵荃麟，他们都只是听，一言未发。谈话中，胡乔木说：你要知道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而你将他们混淆了，要以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取代无产阶级革命性！胡乔木还说：毛泽东同志指出，什么是唯物论？就是客观。什么是辩证法？就是全面。你《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是反对全面。胡乔木这两段话，给舒芜印象最深。舒芜不接受胡乔木这些批评，同他反复辩论。最后，胡乔木激动起来，拍了桌子说：“你这简直是荒谬！”谈话继续不下去了，正好服务员来通知吃午饭，准备饭后接着谈。及至午饭后，胡乔木说：很抱歉，下午周恩来同志要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他也要参加，没法继续谈。下午，舒芜去买了第二天早晨的回程船票，晚上舒芜又到张家花园胡风房间里，忽然乔冠华来了。他一来就开玩笑说：我是代表我来的。原来，那时乔冠华在南方发表文章，常署“乔木”的笔名。胡乔木一到重庆，便有了南北两个“乔木”，进而文化界有所谓“二乔之争”的趣闻。乔冠华也借这个玩笑，表明他是代表胡乔木来的。接着他拿出胡乔木一张条子给舒芜，条子上说：上午我态度激动，很抱歉。我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希望你留在重庆再谈一谈。过两天伯达也要来，他也想和你谈一谈。然而舒芜已买好回程的船票，只好婉谢。乔冠华又闲谈一阵而去。这次他没有对《论主观》问题表示任何态度。乔冠华走后，冯雪峰来了，这是舒芜第一次认识冯雪峰。冯雪峰好像已经知道胡乔木谈话的事，他明确表示了对于《论主观》的态度，对舒芜说：你是主张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理论上武装自己，而且要把自己炼成钢筋铁骨，这是对的。但是，钢筋铁骨怎么炼？要在群众中斗争中炼。这一方面你却忽略了。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3）
隔了三年，即全国革命胜利前夕的1948年，香港党的地下文委的一批理论家，仍然是胡风的老熟人邵荃麟、乔冠华等人，在3月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上连续发动了对胡风思想包括舒芜《论主观》的公开批评。这次批评的特点是规模比较大、比较系统，将舒芜的理论、路翎的小说创作实践，联系胡风思想一起批判。并首次提出了胡风的文艺理论“显出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了”。这些批评文章包括：《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大众文艺丛刊》同人）、《论主观问题》（荃麟）、《文艺创作与主观》（乔木———即乔冠华）、《评路翎的短篇小说》（胡绳）、《略论个性解放》（默涵）。后来这些文章很快收入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集》中。我作为一个中学生，在国统区的武汉读到这部书，可见其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我没有机会读舒芜的《论主观》，胡风的挨批评的文章《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的这篇文章和舒芜的多篇作品如《论中庸》、《思想建设与思想斗争的途径》、《个人·历史与人民》、《关于思想与思想的人》、《论“实事求是”》、《我的聪明》（这篇文章是对黄药眠《论约瑟夫的外套》的反驳）、《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是直到1955年全国范围大规模批判胡风集团的运动中，才从作协下发的铅印五辑《讨论胡风文艺思想参考资料》中读到的。
现在略说几点对《论主观》的批评、讨论及《论主观》这件公案的看法。
1。 关于人类的主观，即主观能动作用，这个问题是完全值得探索、讨论的。马克思的革命哲学毫无疑问十分重视人类的主观、特别是掌握了马克思革命哲学即先进世界观的人们所起的能动的、革命的作用。这一点，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得最明显不过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象、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马克思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上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毛泽东也非常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称这种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实践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参看《新民主主义论》第3节）。什么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就是说反映了对世界正确认识的人们的主观实践，能够能动地有力地推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就是在与中国的现实、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正确指导之下，千百万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所取得的吗？所以毛泽东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见《实践论》）毛泽东还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人的主观意识在一定条件下起的主要作用。”他说：“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见《矛盾论》）所以当人们说，“精神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你可不要轻率地、简单地断定他是“主观唯心论”。
2。 关于文艺创作中的主观作用，即人（作家）头脑的主观能动作用，即胡风先生常说的“主观战斗精神”，也不宜轻率地简单地扣一顶“主观唯心论”的帽子，而给予否定；相反地，应当积极地肯定并认真地研究、探讨它。前几年提出和讨论“文学的主体性”，无疑对文学创作活动起了积极有益的作用。但是批评这一观点的人们，我的印象，往往只是简单地强调唯物论的反映论，好像文学创作只是去“反映”客观的一面简单的镜子，实际上否认了它是比蜜蜂从花粉酿蜜要艰辛得多的再创造，是大脑极为神妙、精细、复杂“加工”的产物，而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学庸俗唯物论。说实话，那些年、包括40年代末期，仅是从“唯物”、“唯心”的分野批评舒芜《论主观》的人，也有这种倾向。事实是，在文艺如何反映和表现生活这个创作的大问题上，建国以后若干年，也长期存在着“左”的简单化的连“理论”都够不上的“政策”。给我印象深的是某些“领导”文艺的人提出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的“创作方法”。这样极其荒谬的所谓“方法”，在“四人帮”江青之流弄权时期，更是猖獗一时，这是中国文艺界和文学创作者的大灾难。这样的方法能够“创作”出来哪怕一部站得住脚的作品，恐怕太阳也会从西边出来了！这样的结合，作家、文人自然是最可怜最屈辱的一个角色了。“领导出思想”，作家还要什么思想、更不用说独立的思考了；“群众出生活”，难道还需要作家对生活长期的积累，独特的观察、感受吗？还有不公式化、不一般化的文学创作可言吗？作家只不过是“我———大人先生们”雇佣的一个可怜的会说话的、会写字的工具而已！而同作家的思想、对生活的观察感受密不可分的技巧，在他们看来，则不过是某个工匠依样画葫芦的雕虫小技罢了。这正是反映了江青一类封建主义思想和倒行逆施的文艺写作观。他们是从庸俗“唯物论”堕落到彻底的主观唯心论了！所以直到今天，假使“左”的指导思想和政策的影响仍然存在，那么就仍有深入研讨“文学创作与主观”或“文学的主体性”这个问题的必要。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4）
3。 舒芜的《论主观》有没有错谬？肯定是有的。主观问题既然值得探索，就不能够不允许作者在思考、探索过程中发生一些失误。何况是个22岁的青年！一位导师说过上帝还允许青年人犯错误呢？至于《论主观》对于当时党在白区贯彻实施正确路线究竟有什么大的妨碍，则是我不了解的，不敢妄加推测。当然在探索过程中确实有过这样的情形即真理往往向前走一小步，便成谬误。舒芜也是这样。《论主观》中，对人类的主观作用强调过分，便走向绝对化，犯了片面性，违反了科学唯物论。例如对人类主观发展史三阶段的论断，便是使精神抽象化，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的唯物论，于是自然就授人以“唯心论”之柄。对错谬的东西，完全可以批评。但批评仍然可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仔细区分是朋友还是敌人，如是对朋友就宜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唯物论的立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说理。像黄药眠先生的批评整体估价是说人家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敌对者，这就谈不上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了。40年代末期大众文艺丛刊的批评者们，鲜明地指出了别人理论有“宗派主义倾向”。但第一，自己的态度似有“马列主义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味道。其实学术问题最好是持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平等讨论的态度。第二，既然如此居高临下，有时就难免论据不够充足，不是求是、冷静地分析。个别文章更有挥舞棍棒的色彩。这都是可以引为借鉴的。
4。 舒芜的《论主观》在对问题的探讨过程中，有没有可取之点呢？也是有的。例如第九节，他主张“对于新的探索和追求，如果真正发现了错误，固然要严格的批判；但更重要的，是要小心细致的，甚至像淘沙拣金似的，把其中正确的因素发掘出来，发扬起来，帮助它的成长。”“今天，由于批判的接受遗产这个口号的提出，对于古代某些最反动的学派，都已经在用着这种淘沙拣金的功夫，何独于现实的新探讨新追求反这样苛刻呢？对于旧的东西就心平气和委曲求全，对于新的东西就痛心疾首求全责备，这种态度早就为鲁迅先生斥责过了。”再如第十节，作者并没有否定阶级存在和阶级意识，而只是说，具体的人是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里，其生活不能是纯粹的“本阶级的生活”，其所接触的人物事象也不能是纯粹的“本阶级的人物事象”，所以其本身的阶级属性也就不那么完全而纯粹，其相互之间的区分，也不一定全是那么“楚河汉界”了。至于精神文化上的阶级基础，乃是最不能轻率判断的东西……这些本来是对的，但在批评时却先设定是“反对了阶级论的观点”，而作为“水”泼出去了。再如，第十一节指出的，今天，“文”有“坛”，“学”有“界”，“影剧”有“圈”，文化工作者、知识分子，最容易陷入其中……于是，就以其缺陷聚在一起，互相陶醉，为了一点可怜的小利害而争夺抢攘，不能感到此外广大世界的存在，把工作的社会意义忘记得干干净净”。因此，作者建议文化工作者要努力突破各种小圈子，生活就能开阔。这个建议本来是正确合理的。但在40年代末期批判者的眼中，是完全无视的。不仅如此，因当时首次对以胡风为中心的理论家和作家进行“集团”式的批判，在批判中不仅不区分被批判对象其观点中的错误和正确的部分；而且也不去区分胡风的观点和舒芜的观点，或舒芜的观点和路翎的主张或胡风的理论除了其共同点，究竟还有什么差异性；而作为“团体性”的错误，放在“一锅煮”了。如果是为澄清对手的错误而开导读者，其效果可想而知。
5。 人们只要冷静地了解舒芜在40年代初期写作针对现实问题的文化、哲学论文，包括《论主观》的来龙去脉，以及研读《论主观》之外本文前面列举了的那一时期其他多篇论文，便可以得出看法，舒芜不是进步力量的敌人。相反地，是倾向进步的，进步人士的友人。其文章所犯错误，是一个追求学习、进步的人，在探索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而且，无法否认，有些文章并无大错；有的明显可以看出，是作者学习、阅读了整风文件后的作品，如1946年发表在《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