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7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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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前有可疑之人要暗害他；还托词要穿礼服，但因脚肿不能穿鞋而无法前来。李烈构对他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当场向吊唁的数千学生发表演说，呼吁道：“此辈昏庸老朽，焉能主持国事？”于是发怒的学生挡住了段的致祭代表、内务总长龚心湛的路，认为他没有资格走中路，硬要他从侧边进入灵堂拜祭才算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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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殒落，举世哀恸。
海外的华人纷纷集会，悼念这位空手创共和，大名垂宇宙的世纪伟人。1925年4月12日这天，蔡元培专程从汉堡赶往伦敦，出席驻英中国使馆举行的孙中山追悼大会。并为法国里昂中、法人士举行的追悼大会。寄去了专门赶写的《孙逸仙传略》。孙先生的死，使他又一次陷入了悲哀和迷惘之中。他想到了中国的命运，又开始在十字路口徘徊起来。而蒋梦麟和北大评议会催他回国的信函，也接连不断地追逐而来。蒋梦麟说蔡公一别已快两年，北大同人极盼先生早日回校主政。又说教育总长已换成章士钊，那位您发誓不与合作的彭某人终于下台了，蔡公也该回来看看您的几千弟子 究竟回不回去 他又犹豫不决起来。就在这时候，传来了章士钊禁止学生在国耻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出动军警逮捕学生十八人，打伤多人的消息。又传来鲁迅为了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护校行动，已被这位当年的老友开除出了教育部。紧接着，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北大全体教职员组织了沪案后援会，与他电函不断。他也拍案而起，愤而写下了《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的长文，并译为英、法、德等国文字，分送西欧各国报刊发表，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当我们怅望1925年的星空，你会欣喜地发现，透过国共两党激昂的论辩声，还有许多自由的星座，用生命在夜空争相辉映，流星般一闪而过。
梁启超和康有为早已成了昨日黄花。梁启超从欧洲回国后，就集中精力教书和写作，满足于与妻子儿女们过着相当简朴的生活，远距离地发挥着政治影响。而康有为这块老石头绝非真正如此，他先参与张勋复辟，后又对吴佩孚大献殷勤。为了给无休止的军阀混战的中国寻找新的政治秩序，康有为花去了自己一半以上的收入，主要用于和军政首脑进行交流的电报和其他通讯费用。他与当时的头面人物进行的这些旷日持久的商谈交涉，目的就是想把孙中山排除在新政权的基础之外。康有为一向怀疑孙中山，不喜欢国民党的手段和目标。他始终仇视辛亥革命，也喜欢向世人叫穷。在上海，康有为不得不供养着一个大家庭。包括五个不同年龄的妻妾，六个尚未出嫁的女儿，二个小儿子，十个女佣和奶妈以及三十个男仆。他是一位颇有功底的书画家，可是为了应付这些人的开销，他每月非得有二千元以上的收入不可。为此我们的康圣人也只好出卖自己的墨宝，做点绝版古书和古玩交易。典卖在杭州、青岛和上海的房产，并通过代理人经营江西农村的大量私田。乡下的田产尤其令他头痛，由于农会的煽动和当地土匪的骚扰，不断使他失去了赚取可观利润的机会。他为此喋喋不休地向中外记者们抱怨，要他们证明一点——中国没有从辛亥革命中得到丝毫的进步和好处。
而一些年轻的自由知识分子，却试图摆脱康、梁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含糊不清的思想阴影。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和抱负应该是多元的，他们喜欢把世界历史分为西方的、中国的和印度的三大模式。梁漱溟就举例比较过这三种文明的不同之处，他说假如人的意欲是以屋遮身，而实际面对的又是一间破屋，这时，西方人会推倒破屋而建新屋，中国人会小心翼翼地修茸旧屋，而印度人可能会干脆放弃以屋这身的欲望。他和梁启超一样，根本不相信不同文化的交融会产生出新的文化。他是一位顽固而虔诚的东方文化的守望者，以一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新著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而一度狂飚突进的郭沫若，也曾带着儿子阿和，在月光下吟诵着泰戈尔的诗，渴望人类能在皓皓的月华下，重新回到纯洁的孩童时代。
徐志摩一度成为二十年代最走红的风流诗人。他常和一些年轻的文人，在杭州和常州的风景区闲谈、郊游和欢宴。翟秋白也不时放下在上海的工作，赶来参加他们的聚会。因为他的叔父瞿菊农早已成了徐志摩的好友。虽然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不同，但他们还是友好地见面 那还是1923年10月的一个下午，徐志摩刚在西子湖畔吃完午餐，正与一班朋友谈论斐德的《诗论》。他对翟秋白苍白的脸上那种明显的病态感到震惊，一种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而年轻的革命家霍秋白也充满担忧地望着这批小布尔乔亚，他认为这些青年朋友完全生活在虚幻的意境里，沉迷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感伤小说中，他们崇拜泰戈尔，相信爱的非凡力量，相信那种虚幻的田园诗般的肤浅说教。这种生活与一个充满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似乎把世界看得如同西湖一样美妙了，他试图唤醒他们，西湖的平静只是虚幻的晨雾，很快就会散去。
泰戈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了中国，他是应徐志摩、梁启超和张君劢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来华演讲的。在此之前，徐志摩随同一批文友游览了常州城外的天宁寺。寺内的钟声、磬声。鼓声、佛号声，汇合成一种宁静的圣灵之光，他在一种异样的意境里听到了诗哲的召唤。他终于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赞美诗，作为献给泰戈尔访华的前奏曲。
……
我听见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
迂缓的，漫长的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
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
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声磬，谐音磅礴在宇宙
间——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
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
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
在天地的尽头，在金漆的殿椽间，在佛像的眉宇间，在我的衣袖里，
在耳鬓边，在官感里，在心灵里，在梦里，……
在梦里，这一瞥间的显示，青天、白水、绿草，慈母温软的胸怀，是
故乡 是故乡
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
大圆觉底里流出的欢喜，在伟大的，庄严的，寂灭的，无疆的，和谐
的静定中实现了！
颂美呀，涅槃！赞美呀，涅槃！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泰戈尔由徐志摩陪同一路讲演。虽然他受到了许多学生的尊敬，也常常应邀出席小型宴会的款待，但是，从一开始他的访问就招来了一些嘲笑和抗议。就在他抵达上海的那一天，现代小说家茅盾在报纸上正告那些涌向码头的欢迎者，千万不要被他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教所迷惑。这位当年的北大学生激昂地呼吁：
“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之下，惟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惟有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名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正在全力以赴发动工农运动，争夺城市暴动领导权的陈独秀先生，也直截了当地把泰戈尔、梁漱溟和张君劢放在一起抨击了一通。他称这伙人所做的，无非是想让我们再回到木版印刷、独木舟和独轮车的时代。还讽刺泰戈尔是头看似最大、自视过高而又最屈从、最麻木的大象。连那位曾在给小儿子阿和的诗中，赞美过泰戈尔的郭沫若也开始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 他也像鲁迅一样，借用医学的语言讽刺说，泰戈尔的思想不过是有钱和有闲阶级的吗啡和椰子酒。激进的中国学生很快接受了这些思想，当泰戈尔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时，他们散发传单四处抗议。当他开始演讲时，他们就用“赶走大象”的呼叫声，干扰他对古代中国的赞美。泰戈尔终于愤怒了，他决定取消在北京的活动，提前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老人用苍凉的目光无奈地扫视着这片狂热而愚昧的国土，耳边仿佛又传来一缕神圣的梵音。那位古印度的王子，正顶风沐雨，在月夜的沙漠里，在荒凉的山谷里，沿着恒河两岸长途跋涉。老人的眼眶潮湿了，他是为了拯救这些苦难而麻木的灵魂，才不远万里地前来布道的 他为这深深的误会而潸然泪下。
徐志摩终于跳出来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鸣不平 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何干？昏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何干？他决定用比两年前赞颂曼斯菲尔德还要华丽的辞藻，赞美这位东方的和平之神。他的诗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
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际
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
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
的密仡郎其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
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歌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
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
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匹斯山顶大钟。他是不可侵
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
这是1925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北京西三条胡同一间叫“老虎尾巴”的房子里，我们久违了的鲁迅先生，又从夏夜的星空下一点一点地浮现出来。
呵！青冷的目光衬出的是一张青冷的脸，黯淡的油灯旁，搁着的正是那份教育部的免职文书。
他缓缓地吸着纸烟，望着袅袅的青烟，苦闷地吁出一声长叹。眼前闪过“汝南周”颓败的灯笼，族人势利的白眼，朱安呆滞的目光：八道湾里蒙受的奇天大耻……他的眼眶潮湿了，痛苦地捂住隐隐作痛的胸口，仿佛那里藏着几千年中国的所有苦难。他终于因不负重荷而发出了剧烈的干咳声。
他又用手捻亮了油灯，横眉冷对地疾书起与章士钊打官司的互辩书。难道这就是那位老朋友给他的礼物？他不得不动用起刀笔吏式的尖刻和巧智与其周旋。记得章士钊刚出任教育总长时，还主动约胡适一起照相，并题诗一首相赠。诗云：“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睦。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十五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给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可就是这位辛亥革命时曾经反满的老章，如今成了段祺瑞镇压学生的帮凶，女师大杨婆子杨荫榆的后台。所以在他眼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除了满人退席，其它并没有什么改观。他要继续用笔倾吐他心中的压抑和悲愤。与梁漱溟、徐志摩，还有罗素和泰戈尔相反，他要揭露古老的中国骨子里那种同类相残的吃人本性。他不止一次地对许广平说过，罗素这类人也太容易上当了，居然会在西湖边看见轿夫含笑，就赞美起中国人来。
被他戏称为“小弟”、“害群之马”的许广平，此时正轻轻地走进屋，为他的茶杯续水。见他咳嗽得厉害，又顺手掐灭了烟头，心疼地说：
“先生，把药喝了，早点休息吧！”
两人的那种关系，已到了只差一张纸随时都可以捅破的程度 鲁迅深情地望着她说：
“平政院送来了章士钊的答辩书副本，限我在五日内答复，我正披甲上阵，与之论战呢！”
许广平担忧地问：“你有把握 ”
鲁迅尖刻地笑了，反问道：“章士钊的免职文是8月12日呈报段祺瑞批准的，可他罗织的罪状是说我在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后，又纠集党徒，倡设校务维持会。你最清楚，我是在8月13日才当选为校务维持会委员的。他们何以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知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