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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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5月23日，真是个不平常的日子。黎元洪终于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职务，“府院之争”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恼羞成怒的段祺瑞只能以国务院的名义致电各省，宣称这个命令未经总理副署无效，以示抗拒。然后，便带着随员移师天津，打出了一块“各省军务参谋处”的招牌。霎时间，他的住处又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就在这天上午，蔡元培踏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同行的还有李石曾和吴玉章，他们是应南开中学邀请，陪同蔡先生前去演讲的。
李吴二人来京后一直忙于华法教育会的具体会务，一个作为书记总揽事务，一个作为会计料理财务，很快就打开了局面。火车上，他们向担任会长的蔡元培谈起了近况，都是好消息。教育部已立案批准了华法教育会，一批名流像张元济、范源廉等也承诺担任名誉会员，打算创办的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已公布了章程，有许多人前来报名呢，如顺利的话秋季就可以开学 李石曾一谈起勤工俭学就神采飞扬，这也是他答应来北大任教的主要目的。可蔡元培今天好像心不在焉，似乎有什么心事，眼神不时闪出一丝忧虑。吴玉章是位细心人，几番相问，先生才缓缓说出心中之隐。
“我这次去天津，主要想去见一个人。”
见二人都打起了精神，蔡元培嗓音低沉地说：“前几天仲甫去广济寺听人讲学，在破庙见到了一身是病，穷困潦倒的刘申叔。老友相见，分外伤感。仲甫见他生计无着，想劝他出来教点学。申叔却苦叹自己名声不好，怕道天下耻笑。我和仲甫等人都商量过了，为了保留身怀绝学的读书种子，想请这位年少而负盛名的国学大师出山呢！”
“请刘师培来北大？”李石曾惊诧地张大了嘴巴。
吴玉章虽和他不熟，却久闻此公两次变节的丑闻。先是辛亥前入两江总督端方幕，为革命党不齿。后又投靠了袁世凯，成了“筹安会六君子”。在日本时，又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和太炎先生失和，还发誓永不相见呢。
“蔡先生，北大刚有些起色，何必……”他本想说，“何必让一粒屎搅浑了一锅粥。”可话到嘴边，又觉不妥，硬是咽了回去。
蔡元培却心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缓缓地说：
“说实话，对刘师培这个人，我始终有一种惜才之情。在外人眼里，我们都算是学界中人 可平心而论，我蔡元培顶多算个通儒。什么都懂一点，又什么都不精，更谈不上有创新开山之举。可刘师培就不同了，他生于1884年，论年龄，要比康、梁、太炎先生和我整整小一代。却出身扬州经学世家，祖孙三代名显道、咸、同、光四朝学界，名字同时并列清朝的《国史·儒林传》，这在清代是绝无仅有的。他本人16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到本世纪初年，年仅20岁的他已在学界赢得国学大师的称誉。这次临行前，我请钱玄同算了一下，此人今年才33岁，已出版专著70余种，真可谓神童转世呵！在当今朴学界，也惟有他可以平视孔子，与太炎先生相提并论哩！”
李石曾因长期在法国搞刊物，办豆腐公司，提倡素食主义。近年又忙于勤工俭学，对国内情况不甚关心。但他也是一位个性孤傲的人，见蔡元培如此抬举刘师培，一张本来就缺少表情的脸变得更冷 他有点不服地问：
“这位神童究竟凭何绝学，能与太炎先生媲美 反正旅途无事，不妨说来听听。”
吴玉章是位老实人，蔡先生见他一脸迷们，也觉得有必要帮申叔说些公道话，为他来北大任教作些铺垫。他略一沉思，便娓娓道来：
“清代自顾炎武开创先河，朴学到乾、嘉已蔚然大观，形成了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推崇汉学，严守家法，为学专深，他们不问‘真不真’，只问‘汉不汉’。以此观之，学路是有些狭窄。而皖派为学精通，不主一家，被梁任公称赞是最能体现私学和解放精神的理性学派。在戴震之后，随着时代风潮的涌动，皖派又形成了以扬州、浙江、岭南三大学派为主的学术流派。先说说扬州学派吧，扬州在乾嘉之际，实际上是吴。皖两派汉学研究的交汇之地。尤其是在道、成年间，扬州的大学者阮元官越做越大，先是任浙江巡抚，后来又任两广总督。看来学问和权力相搭配，是一种最高明的治学策略 扬州学派经他之手被实实在在地光大了，刘师培的曾祖刘文湛就曾问学于阮元，他与同乡人刘宝楠，当时被并称为扬州学派的‘后劲’。所以刘师培曾非常自豪地说过，从任大椿到他的曾祖父，扬州学派得戴震真传，可称皖派的嫡系。到刘师培自己时，又被人称为‘扬州学派的殿军’。
“而浙江学派与岭南学派也是跟刘师培有密切关系的。他的好友章太炎、邓实和黄节都是这两个学派的弟子。先是在嘉庆初年，阮元调任浙江巡抚，在杭州设立诂经精舍，由此开浙江学派的先河，随后经历了孙怡让和俞樾的发展以后，浙江学派更加壮大。若干年后，梁任公称孙、俞之学，是‘为正统派守最后之壁垒’，这是很有股革新气息的看法。其后，章太炎先师从俞樾，后又转从孙怡让，他兼收并蓄，得师真传，可以说是浙江学派的真正传人。所以说，在晚清国粹派诸学者中，章太炎是惟一能与刘师培进行学术对话的人。道光中期，阮元又调任两广总督。他在广东设立了学海堂，选才传授汉学。阮元门徒中最出色的是朱次价，后来成为岭南学派的奠基人。这人治学杂糅汉宋，不讲家法，与前两派的正统研究稍有不同。朱次琦的弟子中最有名的就是康有为和简朝亮。不过康有为后来转向了今文经学。简却笃守师法，而刘师培在国学保存会时的好友邓实和黄节，都是简朝亮的弟子。但二人确实不如刘、章能光大师学，成为一代国学大师阿！清代由于儒学式微，朴学已成为学术的主流。而这三大学派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叶，最具影响力的标志就是晚清国粹派的出现。来自扬派的刘师培和浙派的章太炎，终于成了这个国粹派公认的学术领袖。”
李石曾不得不佩服蔡元培的博学强闻，这就是“通儒”的好处了，经他这么清晰地一概括，二人对清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已一目了然。
蔡元培却陷入了沉思，眉宇间仿佛又闪现出昔日的情景。他有点激动地喃喃自语道：
“记得申叔还是1903年夏天来上海的。当时章士钊正和仲甫、谢无量在梅福里的寓所闲谈，忽见一少年短襟不掩，仓皇叩门进入，有点口吃地诉说起自己处境的艰难。他当时年仅19岁，却目睹了震惊海内外的《苏报》案，想投身于排满革命的行列。经人介绍，先加入了我的中国教育会，这是当时国内第一个革命组织，表面上是办教育，暗中却与《苏报》一起宣传革命。就在这一年冬天，我们一起创办了《俄事警闻》，第二年年初，因形势需要，又将它改名为《警钟日报》。该报很快就成为上海滩最著名的革命报纸，因为改名不久，我们就抛出了一枚重磅炮弹，这就是刘师培的《攘书》。在这部书里，他最具革命性的观点是力主仿西周纪年之例，以黄帝降生为纪年，极力反对中国传统的以帝王生卒纪年的旧制。文章刚一发表，就受到宋教仁的赞赏，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发表文章积极响应。钱玄同曾多次说过，他一读完《攘书》，就非常激动，马上上街找了个剃头匠到家里来，毫不犹豫地把辫子剪掉了，以表示自己‘义不帝清’的意思。他当时才17岁，正在苏州读书，非常佩服这个只比他大三岁，自称是‘激烈派第一人’的刘师培。后来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说’影响也很大，武昌起义胜利后，武汉军政府废除了清帝年号，一致同意改宣统三年为黄帝纪年4906年。唉！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申叔好像是另外一个人 为了推翻满清，光复大汉伟业，他曾改名为刘光汉。我和陶成章一组建光复会，他就加入了，而且是最积极的一员。有时候我也想不明白，一个当年毫不隐讳以‘激烈派第一人’自居，与万福华一齐去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成的人，几年后竟会投靠到两江总督端方的幕下？还差一点成了王金发的枪下鬼。一个在中国最早提倡无政府主义，组织编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又会变成了遭人耻笑的帝制余孽？有人说当年申叔的变节是因为端方多善本书，我倒同意他叔叔刘富曾的看法，说他的悲剧是因为性格上的无恒、好异和近利。”
一讲到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李石曾就来了情绪。十多年前如烟的往事，一下子涌到了眼前。那张冰冷的脸，也终于透出点人气。
“记得当年听张继说，刘师培是1907年夏天，与妻子何震倾其所有，在东京创办第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天义》的。他当时受日本的社会党人北辉次郎与和田三郎的影响，研究兴趣很快从民族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不久又创办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张继就是受他影响，于1908年跑到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的，我和吴稚晖、张静江还有蔡先生又是受张继鼓动，为《新世纪周刊》写稿，宣扬起无政府主义来的呀！”
蔡元培也沉湎于往事的回忆，感叹地说：
“当时我们是来欧洲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可是一到德国我就很快意识到，西洋各国并非美好的天堂呀，19世纪那些浪漫的启蒙思想家所预言的理想国并没有实现，他们热情歌颂的资产阶级早已走了样，变了味。记得当时的无政府主义主要有四大流派，那就是个人无政府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消极无政府主义和共产无政府主义。刘师培起先接受了斯谛纳尔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思想，希望建立一个‘人人呈个性’的政府。后来对消极无政府主义的俄国大作家列·托尔斯泰又有很高评价，因为他在给辜鸿铭的《致中国人书》中，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赞美很合刘的口胃。最后他选择了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克氏认为，互助是人类的天性，人应该发扬这一天性，最终实现以自由结合之团体代替现今之国家政府。以共产之制代替现今财产私有之制。说实话，我当年就是一名激烈的互助论提倡者哩。”
吴玉章也想起了一件事，他进京后和李大钊相从甚密。记得李大钊曾经说过，当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本科的他，正是受了刘师培的影响才开始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在当时的日本，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很多，而刘师培的水平是最高的。他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在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当时能成为“二叔”弟子是非常幸运的。申叔即刘师培，枚叔即章太炎的字号。看来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定评，不能简单地以好坏随便下结论。
听了蔡元培一席话，两人似乎是改变了一些成见。吴玉章甚至对刘师培还有些好感呢，他想随蔡先生一起去拜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怪杰，却被一口拒绝 只见蔡元培神情严肃地说：
“申叔这人一落魄，神经就敏感得很哩！这次仲甫与他深谈，他终于说出一件郁结于心，久难挥去的心病。那还是民国初年的事，我和章太炎听说端方被部下杀死后，他在四川东躲西藏地度日。完全出于好心，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广告，表示不念旧恶，非常想念他。希望他能早日东归上海，共谋大事。没想到却被他误会了，还以为是在羞辱他呢！唉！不过想想也可以理解，在他眼里，我们当时以辛亥功臣自居，好不春风得意哩！一个是大总统府的枢密顾问，中华民国联合会的会长，另一个是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而他却偏居在西南一隅，形单影孤地苦苦煎熬。这次我想单独去拜访他，袁世凯一死后他就隐居在天津呢。”
到天津已是中午，校董严修和校长张伯苓在车站迎候多时。老友相见，分外亲密，餐桌上谈了许多南开的趣闻。这严修和张伯苓可是著名的教育家，南开中学就是他们为传授新学一手创办的。这所新式学堂当时非常活跃，下午的演讲会就是三个学生团体联合发起的。蔡元培应邀演讲的题目是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同学们从报纸上听说了许多北大传闻，都想一睹这位大教育家的风采哩！
演讲会结束后张伯苓带他们来到校门口，这里竖着一面最能代表南开精神的“整容镜”。张伯苓神情自豪地说：
“自从有了这面镜子，我便为学生立下一个规矩。入学后的第一件事，先是背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