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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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地上的雪正在消融；我们拖着不舒适的身躯四处跋涉，想找到能给我们提供消息的人。最后，一个电话传来消息：马歇尔和德国人在特里尔。我们发动引擎，直冲那个方向而去。
第二次特里尔会议不那么有趣，仅仅提出和集中于第一次会议所创造的条件。航运代表们争论着细节问题，没能使船只事宜更可靠地取得进展。我们，这些金融家，同梅尔基奥尔及其同伴们在详细细节上继续讨论德国为食品付款的各种可能方式。这一点变得清楚了：不可能迅速获得可观的金额，除非以黄金形式或通过来自协约国的一笔贷款。德国人强调后者，我正式宣布了它的不可能性，埃德塞伦兹·凡·布劳恩于2月15日为德国利益作了如下声明：
“在竭尽全力考虑了德国金融处境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信贷保证，德国不可能为食品供给筹得足够款项。关于美国和协约国不能向德国作出信贷保证的心理和金融原因，凯恩斯先生已向我们作了解释。然而，我们的意见是：对德国提供食品是停战条件之一。远至第一次停战协定……第26条同意在可能被认为必要的措施下为德国供给食品……1月15日的协定要求出于‘担保对德食品供应’的明显目的而暂时让渡德国商运船队。因而，我们的意见是……关于让渡商运船队、供给食品和融资的协议代表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三者中任何一项单独协议都不能相对于其他二者被单独实施，对于向德国供给食品的保证，是优先于让渡商运船队的一项条件。”
他补充说：
“如果在德国人看来，没有信贷就无法为食品融资，而在协约国看来，这样一种信贷是不可行的，那么德国人必须拒绝交付船只。”
他以呼吁而结束发言：
“这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的人道主义感情，更取决于世界的政治良知。我们坚信，如果我们终止这些谈判，那么，德国被布尔什维主义所击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泛滥于全欧洲就是无法避免的。应当遏制这种势头，这符合所有文明民族的利益。”
气氛紧张而沉郁。宣言作得很严肃，我们都相信它是真的。我回忆起了埃德塞伦兹·凡·布劳恩粗笨、愚蠢的脸孔，他的鼻翼稍有缺损，就像一只削成的中国面具。在那个时刻，他曾提出远远超过我们胜任之力的问题，我们调转火车头驶向巴黎。
在彼此都已承诺的条件的基础上，凡·布劳恩的声明部分地是不错的，但部分地是圆滑世故的。我们的两项承诺──即尽管存在封锁，德国应被容许供给食品；以及，我们获取她的船只的目的，部分地是为了运送这些向她供给的食品——使得我们不可能在她从国外购买食品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假如我们在作出这些承诺之后，再禁止德国运用其流动资产为其购买进行支付，实质上就违反了我们的承诺。但他们不可能争取到使我们发表这种意见：我们自己为食品付款。当停战的谈判者们写下“协约国和美国关注着德国的供给问题”这句话时，他们当然意味着将允许这种供给，而不是他们自己将供给食品并为之付款。那天，凡·布劳恩将问题推得太远、也提得太晚。
但是，法国人和我们自己的海军及航运权威们所持的观点，当然是认为德国人拒绝按照一月份的承诺让渡他们的船只。他们关于应在船只让渡之前就食品供给细节明确地向他们作出保证的要求，超出了停战条款的任何内容。它是德国式奸诈的一个典型实例；他们正玩他们的老诡计；我们现在应采取强硬路线，在船只到手之前拒绝讨论任何事情；等等，等等。你们是了解那种风格的。
在金融方面，我比以往更加确信，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运用德国的黄金。这已经变得很清楚了：他们没有足够数量的其他流动资产；我们一旦同意这个原则，黄金就可以迅速使用。另一方面，德国从我们这儿得到一笔信贷的计划，是真的毫无希望的；因为它需要经过法律程序，并且在那时候的舆论环境中，这是根本不必考虑的：总统向国会提出这个要求，或者劳埃德·乔治向议会提出这个要求。
这时，时间正在流逝，德国食品系统的崩溃一天天逼近了。在最高经济会议上，无休无止的讨论毫无结局，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没有越过法国障碍之路。在五巨头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之前，不会有什么实质性进展。但他们正埋头于其他事务。他们在争论中度过了三个下午：在一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投票的分委员会上，巴西应拥有多少票数；在他们面前，是有趣的一长串代表团的节目：科普特人，阿美尼亚人，斯洛伐克人，阿拉伯人，以及犹太化运动者，拥挤在法国外交部的接待室里；每个代表团被允许在这些巨头们在场时，以一种不为人知的语言作一套演说。据说，大约就是这个时间，穆斯林酋长费萨尔在M．皮希恩的内阁里背诵可兰经的一章，毫不在乎鲁本斯的玛丽·德·美第奇的裸体魅力。这时，克罗内尔·劳伦斯，却以穆斯林酋长译员的身份，提出了一项机敏的政策供考虑：创造从地中海到波斯湾、覆盖大马士革、摩苏尔和巴格达的阿拉伯领导权。
虽然如此，但随着时间逐渐推移，在表象之下也发生着某些进步。总统和首相坚定地和我们在一起；看来，法国对动用黄金的反对终将破产，尽管必须照顾他们的面子。食品权威们正在细节问题上取得进展，并共同作出了他们的计划：一旦安排好融资，就迅速装运20万吨面包原料和7万吨猪肉制品。此外，对于凡·布劳恩的声明，也不得不作出了某种答复。它包含各种各样的次要的让步，便利于德国从国外获得食品的各种各样的次要的方法。但它未对贷款作出保证，未在黄金问题上让步；从整体上看，它以商运船队的让渡为条件。
这样，仅仅两周后，我们就再次坐上了火车，这次的目的地是斯帕。会议的人员组成不同了。由于这次不涉及停战协定更新问题，我们就摆脱了那位马歇尔酸溜溜的样子和带着敌意的谦恭。主要议题是船只问题。海军少将霍普是我们的头，他是一位优雅、聪明、无疑有点耳背的海员，粉红色的似乎依然年轻的双颊，我曾见过的最特殊的眼珠虹膜——在蓝色背景下一个弧形的玳瑁色带。我喜欢他，也信任他；就他而论，有点不熟悉事务，显然也想依赖我。我们对德国人的出价，当然与上次极为接近；不过，尽管我们仍被阻止达成松动黄金以作为食品融资的任何正式协议，霍普和我都一向这样理解：看到德国被供给食品是英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他们可以信赖我们，只要他们妥善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按照他们的承诺交付船只。
斯帕位于比利时前线，一度曾是著名的浴场，但在战争的后期阶段成了德国陆军的总司令部。如今它是停战委员会的驻地。停战委员会是协约国和德国军事官员组成的一个机构，主要受托处理停战协定的日常执行细节，也是德国政府与巴黎之间的唯一联络渠道。这个机构已建立了灵敏的联系。我们的代表黑肯将军，每天准备一份关于局势的一般性报告，这报告无疑是从所有所谓信息来源那里到达我们这里的最公正、最有价值的评论——关于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评论。但是，除了悉尼·沃特洛之外，这些报告谁也不送给；而且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悉尼只是自己保存着，从不示人。
黑肯将军请霍普和我跟他呆在一起，我们就把其他人留在火车上睡觉，这列火车停在车站一侧的月台旁。
这位将军已被让给了别墅，数月前它在鲁登道夫的司令部。在环绕浴场、松树覆盖的山岭一侧，隐居的德国统治者们遭到了命运的裁决。几步之外，就是凯泽的别墅，山上面再远一点，是兴登堡的别墅。在那儿，三位暴君居住在电话网的包围中，远离枪炮与军队，离开了柏林的机构，也远离饥饿的城市和咆哮的群众。我感觉这种背景现在仍萦绕在我的心中。这种感觉不仅是伤感，而且在空气中，仍然充满着那种大崩溃的情绪。这地方是忧郁的，有黑色松林相陪伴的戏剧般的日耳曼式忧郁。走在别墅的台阶上，地平线与松林边缘的黑线相重合，在它们的后面，太阳正在落下；屋后的树叹息着，仿佛一位害着单相思的普鲁士人。当鲁登道夫的神经开始崩溃时，他从大自然中是得不到安慰的；大厅后面房间里的电话铃声，混杂着树木的声音，使他想到了一种德国的绝望的传统象征。
我猜测，房子建于战前不久，那时是当作某个不太重要的工业大亨的夏季度假胜地。他希望在欣赏他成功的果实的同时，通过山间微风和谷中泉水减小他身体的体积。这房子是崭新的，豪华而高贵，然而几乎不比查尔斯顿大，装饰以挂毯和德国中世纪晚近的巨大、恐怖的壁画仿制品，呆板、空洞到几乎令人讨厌的程度。
人们有时会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应比瓦格纳承担更大的战争责任。除了瓦格纳式三流歌剧中的低音外，兴登堡是什么呢？除了胖高音外，鲁登道夫是什么呢？
分到了别墅的黑肯将军，已召集来了他的英国妻子和两个已届婚龄的英国女儿，他的来自志愿骑兵队的副官，以及他聪明的上尉参谋——我怀疑，就是他为将军写了那些聪明的报告。一切都富于家庭气息，我们坐下来，讥笑过墙上的装饰和原房主及其妻子的比真人还大的肖像画之后，开始用英式午餐，它全部是从英国进的；两位友善而稍有古怪的英国托咪侍奉我们。按照惯例，《时代》来了，来得恰是时候。喜欢野外冒险的副官，已与他的上尉兄弟进口了一群猎犬，在抵达那儿八周后，像往常一样正在野外打猎。然而，我似乎能够听到鲁登道夫在外边台阶上解开他亮闪闪的护胸甲，高声喊叫让人为他奏乐；树木的飒飒声与之混合着。贝茨小姐已征服了布鲁恩希尔德，伟斯顿先生的脚已有力地踏在沃顿的脖子上。
次日上午，霍普和我下山去德国停战委员会的驻地，我们将在那儿举行会议。霍普——我与他邻座——是主席，德国人方面是凡·布劳恩，他的邻座是梅尔基奥尔。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将会有麻烦。魏玛，这时已结束其内部问题，正在料理外交事务；船只的让渡有遇到麻烦的危险——同汉堡海员的麻烦（因为我们的强烈要求之一就是应清除德国船员）；凡·布劳恩的指示是没有弹性的。他们也摆出尊严之相，拒绝说也拒绝理解除德语外的任何语言。这样，就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在德语、英语、法语之间互相进行翻译。
很显然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彼此之间没有取得一致，也没有把握住局势。他们的主张与我们的主张相矛盾；我们的主张也是无法变更的，除非回巴黎。并且，只要他们不能通过与魏玛的电话联系使他们的主张缓和一些，破裂就在眼前。休会时间临近时，我感到绝望了。自特里尔以来，两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正处于3月中旬。我们的食品人员严肃地宣布说，如果食品供给不能迅速启动，食品就无法及时到达。黑肯关于德国的报告说，如果物质匮之状况不能很快缓解，德国将逼近崩溃；这种观点是黯淡的，也是令人信服的。昨天吃过晚餐后，他已经对我们谈了他关于德国人精神状态的个人印象，他拜托我们要理性和善于适应。根据他作为一位军人的判断，他告诉我们，巴黎似乎已失去理智。你们一定不要把这些家伙逼得太急。
我从桌子上望过去，看着梅尔基奥尔。似乎他与我有同样的感受。眼睛凝视着，垂着眼皮，一副无助的样子，就像我以前见过的那样，看起来犹如处于痛苦中的可敬的动物。难道我们就不能打破这次会议的空洞的形式、打破三角转译的三栓大门、像心智健全的聪明人那样开诚布公吗？休会了。我们出了会议室向男厕走去。我在一边拉了拉霍普。“我可以跟梅尔基奥尔私下谈谈吗？”我低声说。“看来这是唯一可能的继续下去的机会。”他以他奇特的虹膜扫视着我，吃了一惊，但并未被惊呆。“你愿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他回答道。我在大厅里转悠着，直到周围看不到法国人了；然后有点紧张地站在中央楼梯的台阶上；我不认识的一些人正在附近匆匆而过或悠悠慢行。我看见有人正走下楼梯，我认为他是一位德国秘书，“我想跟梅尔基奥尔博士谈一会儿，”我对他说，“谈一谈下午的安排。”“上楼去吧，”他回答说，“我试着找找他。”我在楼梯平台上等了几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