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洛伊-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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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荷马/著 陈中梅/译
前 言
特洛伊城下刀枪飞舞，人仰马翻，那里有恶战的恐惧，勇士的呼喊；那是血染的悲壮，气吞山河的阵战。嗜战如命的壮勇在生与死的烈火中煎熬，凡人中的精英在旷野和沙滩上拼搏。战争，你愉悦猛士的心怀，平慰他们的仇隙；你夺杀他们的生命，高歌他们的英烈。血战中，赫克托耳绕城三圈，死于阿基琉斯枪下；普里阿摩斯进礼恳求，赎回死去的儿男。《伊利亚特》在礼葬的悲哀和血一般浓烈的酒汤中收掩起迟重、沉凝的诗篇。
然而，战争没有结束，人死人亡的局面没有终结。雅马宗女王彭塞茜蕾娅率军帮援（伊利昂），被阿基琉斯战杀，同样的命运也降落在埃西依丕亚首领、黎明女神厄娥斯之子门冬的头顶。阿基琉斯攻入特洛伊城里，被普里阿摩斯之子帕里斯箭杀在斯开亚门边。埃阿斯背回战友的尸体，俄底修斯挡住追兵的杀砍（《埃西俄丕亚》）。俄底修斯得获阿基琉斯的销甲，埃阿斯于疯迷中自杀身亡。厄培俄斯建造了木马；俄底修斯化装入城，同海伦密谋夺城的计划。阿开亚人佯装撤兵，登船返航（《小伊利亚特》）。特洛伊人满腹狐疑，但最终搬入木马；西农点火为号，阿开亚人回兵进击，和冲出木马的勇士里应外合，攻占了伊利昂。墨奈劳斯带回海伦，俄底修斯杀了赫克托耳的爱子阿斯图阿那克斯，阿基琉斯之子尼俄普托勒摩斯带走了赫克托耳之妻安德罗玛开。阿开亚人放火烧城（《特洛伊失陷》）。其后，阿林门农和墨奈劳斯就回归路线发生争执，俄伊琉斯之子埃阿斯（小埃阿斯）死于风暴之中。墨奈劳斯途抵埃及；阿伽门农回返慕凯奈，被害致死；俄瑞斯忒斯替父报仇，杀了母亲和埃吉索斯。墨奈劳斯偕领海伦，归返斯巴达（《回归》）。
《奥德赛》（Odusseia）
在〃史诗系列〃里，《奥德赛》上承回归，下接《忒勒格尼亚》，共二十四卷，12，110（±）行，其创作或编制年代略迟于《伊利亚特》，可能在公元前720…670年间。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奥德赛》的情节具有〃双向发展〃的特点＇注＇，但主要以直接描写俄底修斯的活动和经历为主。全书内容大致可划作四大部分，即（一）忒勒马科斯的出访（一至四卷），（二）俄底修斯的回归（五至八卷以及第十三卷1…187行），（三）漫游（九至十二卷），（四）俄底修斯在伊萨卡（第十三卷187至第二十四卷548行）。诗评大师亚里斯多德曾给《奥德赛》的内容作过高度的概括：一个人离家多年，被波塞冬暗中紧盯不放，变得孤苦伶什。此外，家中的境况亦十分不妙：求婚人正挥霍他的家产，并试图谋害他的儿男。他在历经艰辛后回到家乡，使一些人认出他来，然后发起进攻，消灭敌人，保全了自己＇注＇。当然，这只是，或仅仅是故事的梗概或〃大纲〃，作为一部著名的长诗，作为西方现存最早的传奇性游记作品，《奥德赛》的内容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远比上述寥寥数语所展示的情境惊奇生动，多姿多彩。
《奥德赛》描写人的苦难，表现人生的艰厄。人生活在对立面的包围之中。人的〃对立面〃具有意味深长的三重性——〃对立〃来自三个方面，即（一）怀带敌意的神，（二）敌对的人，（三）大自然的〃击冲〃。人在苦难中残喘，在夹缝中求生。在苦难和求生中，《奥德赛》突出强调了求生的努力，沤歌了为求生拼搏的精神。人会受难，人可以哭泣，但人生的价值在于拼搏。人在拼博中进取，摆脱被动的局面；人在拼搏中看到自己的力量，部分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争来比现状美好的前景。人拥有巨大的潜力，并赋有使用这种潜力的本能。人一旦决心，同时也被允许进入准备行动的状态，就会把已有的潜能变作改变状态和布局的动能。埋头悲哭的俄底修斯一旦被允许离岛（卡鲁普索的海岛）回家，就能劈波斩浪，所向无敌。
按照荷马的观点，实践自己命运的凡人离不开神的制导；神的助信是成功和胜利的保障。没有雅典娜的关心和帮助，俄底修斯绝难回家，也休想击杀所有的求婚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西方力能哲学的源头。荷马描述了神力、命运（力）、自然力和人力的活动形式、能量、限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表明了神或神力是〃第一动力〃或源力的观点。《奥德赛》亦是西方生存伦理学的源头。他表明一个人不仅应该善，而且应该凭借良好的愿望拼斗。在神的助信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竭尽全力，以自主和积极的态度投入斗争或介入进取的势态，百折不回，直到夺取胜利，这是典型意义上的西方人的抗争。俄底修斯是西方文学作品中系统和着重描述的，在孤身一人的境况下仍然坚持这种抗争的第一人。
《奥德赛》和《伊利亚特》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学术界就有人（即chorizontes，〃分辨派〃）提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是由一位作者或诗人编制的观点。＇注＇诚然，《奥德赛》中确有与《伊利亚特》不一致的提及。比如，在《奥德赛》里，宙斯的信使是赫耳墨斯，而在《伊利亚特》里，担任这一角色的是伊里丝；在《奥德赛》里，赫法伊斯托斯的妻子是阿芙罗底忒，而在《伊利亚特》里，他的爱妻是卡里丝。《伊利亚特》中的神抵似乎更具放荡不羁、我行我素、贪欲自私的色彩；两部史诗中的个别人物在性格的刻画方面也表现出一些细微的差别。《奥德赛》中的明喻亦不如《伊利亚待》中的来得顺畅精练。在用词方面，即使在语境相似的情况下，两部史诗也反映出一些较明显的差异。例如，aichme（矛头）一词在《伊利亚特》中出现三十六次，而在《奥德赛》中却找不到一个用例，虽然在第二十二卷里，作者用了较长的篇幅描写枪战。Phohas（溃逃）在《奥德赛》中仅出现一次，而在《伊利亚特》中的出现率却高达三十九次。《奥德赛》中亦找不到似乎应该出现的，在《伊利亚特》中用例多达二十次以上的helkos（负伤）一词。诸如此类的〃差异〃当然还有许多，囿于篇幅，这里恕不…一提及。
然而，和《伊利亚特》及《奥德赛》中的〃问题〃相比，它们中的相似之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绝对的〃。更为大量的、永远并且只能是占主导地位的。《奥德赛》虽然采用〃双线发展〃的组合形式，但行动的中心始终围绕着俄底修斯或俄底修斯的回归和仇杀展开。俄底修斯的形象总是索绕在听众和读者的心头，他的境遇始终是人们关心的焦点。忒勒马科斯的出访，神的干预，求婚人的恶行，裴奈罗珮的心境，牧猪人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带有陪衬和铺垫的色彩，起着解说、转折和牵引的作用，是一些旨在丰富故事内容，协调故事意境，开拓故事的横向延伸的〃穿插〃——一句话，是扶衬〃红花〃的〃绿叶〃。所以，和《伊利亚特》一样，《奥德赛》主题明确，中心突出，描写了一个紧凑、完整、自成一体的行动。柏拉图赞慕荷马的诗才，亚里斯多德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构合体现了史诗的最高成就，是史诗的典范。＇注＇
《奥德赛》对主人公俄底修斯的刻画，基本上符合《伊利亚特》定设的〃方向〃。俄底修斯坚毅、刚强，忍辱负重，百折不回，抱定回归家园的坚定信念。他冲破重重阻挠，历经千难万险，最后以一当百，以少胜多（凭靠雅典娜的助佑），杀灭无耻的求婚者，重现了当年血战特洛伊的神勇，猛士的威风不减当年。此外，他足智多谋，能言善辩，临危不惧，头脑冷静，常能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像在《伊利亚待》中智擒多隆一样，他以超人的智慧，设计捅瞎裴里菲摩斯的眼睛，和伙伴们一起逃离洞穴（《奥德赛》第九卷315…461行）。俄底修斯雄才大略，睿智中稍带几分狡黠，两部史诗都准确、细腻地反映了这一点。两部史诗对俄底修斯和雅典娜的关系的描述，给人如出一辙之感。此外，《奥德赛》对阿枷门农和阿基琉斯等英雄的处理，也使熟悉《伊利亚特》的读者，包括专家，找不出明显的破绽。毫无疑问，《奥德赛》的作者熟知《伊利亚特》的细节。
《奥德赛》文风清雅绚丽，瑰美庄典，和《伊利亚特》一样，严肃的描述中不时加入一些诙谐、幽默的〃插曲〃。人物嘲弄时的口气，在两部史诗中完全一致，差别只在具体的用词、人名和地点。虽说《伊利亚特》更为粗扩雄奇，《奥德赛》略多温谨绵密，但两部史诗的总体格调基本一致，那就是迅捷、明快、舒达、高雅、生动、凝练。或许，正像朗吉诺斯（Longinus）所说的那样，《伊利亚特》是荷马盛年时的作品，而《奥德赛》则创作在他的晚年＇注＇。老年人较少诗的冲动，却更留连于对人生和道德内涵的思恋。就诗的品位和文体而言，我们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出色地体现了史诗的精神，显溢出大家之作的魅力，展示了荷马的风范。
《奥德赛》一词不差地沿用了《伊利亚特》中的某些用语。〃阿特柔斯之子，最高贵的王者，全军的统帅阿伽门农〃是两部史诗里通用的对阿伽门农的称谓（《伊利亚特》2·434，《奥德赛》11·397）；而像在《伊利亚特》里一样，阿伽门农对俄底修斯的回复亦是：莱耳忒斯之子，宙斯的后裔，足智多谋的俄底修斯（《奥德赛》11·405）。在两部史诗里，英雄都是〃神一样的〃，孩子都是〃年幼无知的〃，妇女总是〃束腰紧身的〃（或束腰秀美的），话语是〃长了翅膀的〃，枪矛是〃投影森长的〃，大海常是〃酒蓝色的〃。即使是伊萨卡的百姓，根本没有武装，也是〃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奥德赛》2·72，20·146），仿佛他们是《伊利亚特》中的武士。对固定词语的套用，使欧迈俄斯也成了〃军队的首领〃或〃民众的首领〃（orchamosandron），虽然他只是个猪倌，或者说〃牧猪的头儿〃。此外，两部史诗中共用的诗行很多，至于共用的片语和词组等则更是多得难以数计，这一点也表明了两部史诗极其旁近的〃门户〃或〃亲缘〃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倾向于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同为荷马的作品。鉴于两部史诗中的某些〃不同〃，我们似乎亦可以作出如下设想，即认为《伊利亚特》是由荷马本人基本定型的作品，而《奥德赛》则是他的某个或某几个以唱诗为业的后人（Homeridae，〃荷马的儿子们〃）根据荷马传给他们的说诵和该诗的基本格局整理补删，最后基本定型的作品。
应该看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各有自己的主题，前者描述〃集团军〃的拼杀，后者描述一个人的回归；前者讲述阿开亚联军对敌战斗，后者讲述一个阿开亚人对大群阿开亚人（求婚者）的进击。主题的不同决定了情节的不同，情节的不同决定了场境的不同，而场境的不同又部分地决定了解决方式的不同和所用词语、句式和作品风格的不同。所以，荷马史诗中的问题并非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不协调之处〃或diaphonai。再者，两部史诗中的某些不同或出入，可能不是出于作者本身的问题，或者说不是作者应该为之负责的问题。我们知道，荷马是史诗的集大成者，他从前人那里接过了丰厚的〃遗产〃，包括〃遗产〃中的问题，比如某些不一致的称谓，某些矛盾的、但却已基本定型的、广为人知的提法等。此外，我们亦不应忘记荷马生活在一个口诵的时代。对一位古时的口诵诗人，我们不能套用对现代文字工作者的标准；对于他，某些失误的出现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根本不存在避免的可能。
关于荷马史诗中的地理名称
荷马史诗中多人名，也多地名。一般认为，史诗中提及的地名至少可分如下几类。（一）确有其地者，如雅典、斯巴达、科林斯、普索、波伊俄提亚、克里特、埃及，等等。许多名称古今拼法和读音不同。这是地名中的一大类。（二）经考古发现证明确有其地者，如特洛伊、慕凯奈（即麦锡尼）、提仑斯等。有些地名，虽然未经考古发现证实，但作者显然是把它们当做真实地名来对待的——换言之，它们亦可能是历史上曾经有过、以后随着所指地点的消失而逐渐消亡的地理名称。（三）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