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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

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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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这清楚地表明了会上斗争的尖锐。后方首脑占了上风,因为后方首脑有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支持。项英取代了王稼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仿佛组成了新的“三人团”,以猛烈的火力批判毛泽东。    
    他们所说的毛泽东“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也就是不顾后方苏区中央局的反对,发布《训令》,因而也就造成“组织观念的错误”。《简报》还透露:    
    会议中批评泽东同志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指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过去七个月”,是从打赣州算起。在毛泽东看来,“过去七个月”确实“都错误了”:他反对打赣州,果真,打赣州失利;他主张东征、打漳州,曾遭到反对,但是打漳州大胜。这表明正确的是他,错误的是中共苏区中央局。    
    可是,后方首脑们却完全颠倒过来说:    
    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而且“攻赣本有克城可能”,只不过“因对敌必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以及“爆破技术有缺点”,这才“未能克城而撤围”。②《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现存瑞金革命博物馆档案室至于“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②。照后方首脑们这种奇怪的逻辑,变成打赣州输了也是对的,打漳州胜了也是错的!这么一来,毛泽东反对打赣州、主张打漳州,变成了“错误主张”!变成了“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虽说在“文革”中,毛泽东被封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四个“伟大”把他推上至高至尊的地位,可是在宁都会议上,他却受到这种“窝囊气”,简直是他的推崇者们不可想象的!其实,他后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正是从一次次折腾中磨炼出来的,从一次次“批判”中考验出来的。后方首脑们批判朱、毛《训令》,批判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认为那是“等待主义”,是“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也就成了“右倾主要危险”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是条硬汉子,他不会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他据理反击,被认为“毛同志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引自《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后方首脑们主张要对毛泽东进行组织处理,撤除毛泽东的军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把毛泽东从前方调往后方,让他专做政府工作去。就在这时,使任弼时震惊的是,原是“三人团”成员的王稼祥,作了不寻常的发言,明确地支持毛泽东: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朱仲丽:《黎明与晚霞》,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笔者于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在北京采访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她也转述了王稼祥生前的回忆。    
    王稼祥又说道:    
    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王稼祥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后方首脑的批判,和毛泽东的反驳、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支持,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正在这时,周恩来赶到。他作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显然要担负“裁判”的角色。周恩来处于矛盾的境地。    
    他在来中央苏区之前,一直在中共中央工作,先后跟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共事,有着多年的高层领导经验。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批评了他对瞿秋白持“调和态度”之后,说道:“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正因为这样,曾与瞿秋白、李立三共事的他,在瞿、李倒台之后仍能与王明共事。王明派他前来中央苏区,自然是要他在中央苏区贯彻王明路线,而向来有着很强组织纪律性的他也总是习惯于服从上级。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泽东在宁都被剥夺军权 2

    周恩来跟毛泽东一九二三年底在广州结识,但没有深交。这次来到中央苏区,特别是随红一方面军一起在前线,跟毛泽东朝夕相处,他开始了解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思想,使他颇为佩服。正因为这样,在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时,是他再三的坚持终于说服了任弼时,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一回,任弼时、项英等坚持要撤掉上任还不到两个月的总政委毛泽东,使周恩来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简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对前方战争领导,留在后方中央局同志对于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责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怎么办呢?他先是在口头上批评了毛泽东: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他又指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了两种方案,供会议讨论,如《简报》所述:周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    
    不论哪种方案,周恩来都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要毛泽东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他否定了后方首脑们要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的意见。周恩来的后一种方案,显然是后方首脑们所不能接受的。经过一番论战,如《简报》所记录: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既然会议已最后“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怎么又“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呢?那是毛泽东面对会议的决议表态了:既然苏区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既然要撤掉他的总政委之职,他很难在前方“助理”。于是,他提出回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就这样,宁都会议以后方首脑的大胜利降下了帷幕。就这样,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一手抚育红军壮大、成功地指挥了三次反“围剿”的毛泽东,痛苦地被剥夺了军权,默默地回到曾栋材家的黄泥草屋。周恩来赶往草屋,看望毛泽东,安慰毛泽东。毛泽东对周恩来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就这样,十月十日,周恩来在一份电报中写道:“泽东同志因病请假回后方。”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十月十二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通令,公开了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工作岗位的消息,只是采用了婉转的“外交辞令”,写成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写成了“暂回”后方: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主席朱德    
    副主席王稼祥    
    彭德怀    
    经过“粉饰”的通令,看上去毛泽东属“正常工作调动”。十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最后的署名是:“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周恩来在计划上注了一句:“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临时中央来电,正式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任命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这样,前方的电报由“周、毛、朱、王”,变为“周、朱、王”。至此,围绕毛泽东的一场格斗,该算是结束了。然而,那“余波”仍在前、后方首脑之间激荡。十一月十二日,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认为“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打破过去的迁就和平状态。”他们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周恩来呢,他也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申述自己的意见:“我承认在会议中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    
    周恩来反驳了后方中央局关于他“调和”的批评,他指出:“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周恩来还写道:“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这表明,调毛泽东回后方,是后方首脑们在会上提出,事先并未征求过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研究了双方发来的电报,意识到如果听任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这样批评周恩来,势必会使中央苏区领导层造成大分裂,于是复电明确支持周恩来,表示指责周恩来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强调前后方领导加强团结是目前最重要的。这么一来,后方中央局那咄咄逼人的气焰,才算收敛了。    
    周恩来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还为毛泽东重回前方留好余地。周恩来写道:去探望毛泽东时,“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说他“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周恩来还为毛泽东解释,“因为治病在他确是十分需要的”。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难得的“帅才”。他为毛泽东留好伏笔,以便在适当时机,以毛泽东“病愈”为理由恢复他的军职……周恩来在毛泽东危难之际周详地维护了毛泽东,这为毛周后来四十多年的亲密合作奠定了基础——虽说在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取代了毛泽东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以致被一些不知真情的人说成是“周恩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遭罢官的毛泽东在汀州休养

    毛泽东走了。从宁都南行两天,便到了瑞金。他没有在这红都落脚,却从瑞金东行,才一天就到达福建汀州。    
    毛泽东一进汀州城,就到福音医院看望老朋友傅连暲。“毛主席,恭喜! 恭喜!”傅院长连声对毛泽东说道。傅连暲恭喜什么呢?原来,毛泽东喜得贵子!    
    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后,贺子珍在一九二九年生下一女孩。那时,正值红军二打龙岩,战事频频,贺子珍只得把女孩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送上十五枚银元,说是日后再来接孩子。可是,后来托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去这家老百姓家接孩子,得到的回答是“孩子不在人世”了。一九三二年,贺子珍又怀孕了。她被送进福音医院。十四天前,贺子珍生下一男孩,怪不得傅连暲向毛泽东贺喜。    
    毛泽东见到贺子珍,见到出世不久的儿子,烦闷的心境得到了暂时的快慰。这时,贺子珍患痢疾,生怕传给孩子,便请了个奶妈。奶妈是江西人,习惯地喊孩子“毛毛”。如此这般,子的奶名便叫“小毛”。毛泽东听说孩子奶名的来历,大笑道:“这倒是一语双关!人家喊我‘老毛’,我的儿子不就成了‘小毛’!”在笑声中,毛泽东给儿子取了大名,叫做“毛岸红”。“岸”,是沿用了岸英、岸青、岸龙的“岸”辈;“红”,则是生于红区、长大了当红军之意。毛泽东也就在汀州住了下来。离福音医院半里多路,有座苍松茂郁的北山。山脚下,有一口年代久远的水井,人称“老古井”。离井不远,有一幢淡红色的小洋楼,原是一家地主的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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