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红跟谁急-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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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类句子。《去吧》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肯定是孙伏园经手发的，鲁迅肯定是看到了的。说是什么“拟古的新打油诗”，不过是遮人耳目，让对手有口难辩罢了。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7）　　　　　　　
　　孙伏园和徐志摩是朋友，徐志摩的诗来了发，老师的诗来了更要发，作为一个编辑他是没有过错的。但刘勉己作为《晨报》编辑部的负责人，见了这样的诗，也是不能不撤的。这不是得罪徐志摩一个人的事，弄不好就得罪了一大帮子人，再说，《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入室弟子，虽说有徐志摩和林徽因这层关系，梁启超对徐志摩还是很好的。要是在自己的报纸上这么糟践徐志摩，梁启超会不高兴的。因此上说，刘勉己要撤稿，也是有充足理由的。惟一不合适的地方是，他应当等孙伏园来了，跟孙伏园商量着办。可是马上就要付印，时间确实来不及了。至于孙伏园一怒之下要打人，肯定是不对的，他自己后来也说，这是他一生做的最不文明的事。　
　　孙伏园一怒之下就辞了职。他说是马上递的辞职书，我想不会那么快，总得到了第二天吧。　
　　对这件事，鲁迅后来多次做过解释，上面说的给《野草》英译本写的序，是一次。这是两年以后的事。十年以后，给他的《集外集》写序时，又做了一次解释，他说他不喜欢做新诗，也不喜欢做古诗，所以还写了几首新诗，是因为那时诗坛寂寞，就打打边鼓，凑凑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　
　　这话说得不完全，完全些应当是，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人，因此也就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这才是实话。　
　　鲁迅为什么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人呢？在《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里我谈了，是徐志摩的性格、作派，还有他那样虽说痛苦，却十分美好的婚恋生活，都让鲁迅看着心里不舒服。徐志摩刚回国的时候，他对徐志摩还是不错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刚出版，还送给徐志摩一本。这些都是我们的解释，实际上，人不喜欢人，是很难解释清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见了就反感。对徐志摩如此，对胡适、陈西滢，能好感了吗？后来果然一个一个都闹翻了。　
　　再说孙伏园，辞职就等于失业，他去看鲁迅，说自己辞职了。鲁迅也觉得为自己的事，让学生失了业，总得想办法补救，于是便和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几个人商量，办个杂志让孙伏园编。这就是《语丝》。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叫荆有麟的文学青年，跟《京报》老板邵飘萍有点关系，向邵飘萍提议，可否请孙伏园来给《京报》编副刊。《京报》和《晨报》是北京的两个大报，过去《晨报副刊》办得好，压住了《京报》，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邵飘萍怎肯放过，当下就答应了，让荆有麟去联系。荆有麟不认识孙伏园，可他认识鲁迅，当天晚上就去找鲁迅，鲁迅一听，说：“不要紧，我代你联系。我想，伏园大概没有问题吧？他现在除筹办《语丝》外，也还没有其他工作。我明天就去找他来。”鲁迅约荆有麟明天晚上在他家吃饭，到时候孙伏园也来。　
　　插一句。这位荆有麟，解放后镇压反革命，在南京叫枪毙了。实际上是冤死的。有的书上说他是河南人。我们作协的董大中先生考证过，说他是山西临猗人，还见过他的一个侄女，叫荆鸣鹤。这个荆鸣鹤，是我初中时的数学老师。　
　　第二天见了面一说，孙伏园果然答应。荆有麟说，那我明天就去告诉邵飘萍，鲁迅说，那又何必呢，邵飘萍是个大忙人，一天到晚跑来跑去，白天你根本找不见他，我看吃完饭，你和伏园两人一起去报馆看他，一下就决定了。两人听了鲁迅的话，吃过饭就去京报馆，果然邵飘萍很欢迎孙伏园来办副刊。当下就谈妥了薪俸、稿费等条件，邵老板说，你们现在就开始筹备，下个星期就出报。过了几天，报上就打出广告，说《京报》将于某日发行副刊，按日随报附送。现在的副刊是跟正报印在一起的，占上一版半版，那时的副刊实际上就是一份印成报纸的杂志，单独一张，随正报赠送。　
　　到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京报副刊》就正式出版了。在此之前，《语丝》也创刊了，《语丝》创刊号是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是个周刊，每期十六页。薄薄的一本小杂志。　
　　有人说，这不很正常吗，那儿辞了职，这儿办份杂志，有人请又办份副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听我往下说。　
　　徐志摩和刘勉己，还有《晨报》的主编陈博生，都是好朋友。孙伏园辞职，筹办《语丝》，徐志摩不会不知道，徐志摩知道了，胡适、陈西滢不会不知道。知道了不会不认真考虑，人家跟《晨报》闹翻了，就自己办个刊物，我们为什么要死死地贴在《晨报》上呢。不管他们是不是这么商量的，反正是到了十二月十三日，《现代评论》也创刊了，也是个周刊，也是十六个页码。现在我们来看看，办《现代评论》的都是些什么人，《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上是这样介绍的：　
　　《现代评论》周刊，综合性刊物，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创刊于北京，是一部分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上陈源、徐志摩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士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停刊，共出版二零九期。　
　　陈源就是陈西滢。孙伏园辞后，《晨报副刊》一直由刘勉己代编，刘勉己还是跟徐志摩、陈西滢这些人亲近些。到了一九二五年十月，就由徐志摩编辑了。现在我们把上面说过的几件事归纳一下。可以这么说，撤稿事件导致了两个刊物的创办，又导致了两个副刊的对立。这样，以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为主要人物的留日派，和以徐志摩、陈西滢、胡适为主要人物的留英美派，就公开对立起来了。当然了，你们不要理解为一说对立就怎样的水火不相容，跟“文化大革命”中打派仗似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好朋友。只是各自有各自的圈子。在生活情趣，社会理念上，有不一致的地方。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8）　　　　　　　
　　我曾经把《语丝》和《现代评论》前五期的文章篇数和作者人数做了个统计，是这样的：《语丝》前五期共发文章四十三篇，作者四十四人次，其中鲁迅十三次、周作人十二次、钱玄同三次、章衣萍二次、江绍源二次，共是三十五次，其他人稿子九篇（次）。从人员上说，共是十五人，也就是说，每期只有几个人。　
　　同样的统计方法，《现代评论》每期有七个人。都是同人刊物，《现代评论》的圈子要大些。再说一下第一期的目录，就知道这两个刊物的思想倾向和文章趣味有什么差别了。先说《现代评论》第一期的：　
　　时事短评三则 涵、皓、松三人分写　
　　法统与革命 燕树棠　
　　时局之关键 王世杰　
　　清室优待条件 周鲠生　
　　叫化子（小说 西林　
　　十一月初三（小说） 郁达夫　
　　翻译之难胡适　
　　“非列士第恩” 陈西滢　
　　西林就是丁西林，郁达夫小说较长，不是一次登完，一次只登一小节，好几期才能登完。再看《语丝》第一期的目录：　
　　生活之艺术 开明（周作人）　
　　记顾仲雍伏园　
　　论雷峰塔的倒掉 鲁迅　
　　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　
　　迁升之喜并祝进步 钱玄同　
　　清朝的玉玺 开明（周作人）　
　　夜里的荒唐 川岛　
　　译自骆驼文 绍原　
　　月老和爱神 衣萍　
　　“说不出”鲁迅　
　　从文章的题目上可以看出，《现代评论》是个关心时局的文化刊物，《语丝》是个注重个人情调的文化刊物，《现代评论》的格局要大些，《语丝》的格局要小些。当然要是打起笔仗来，两个的格局又都一样了。　
　　两个大的文化阵营，就这样形成了。日后的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了。后来发生的女师大风潮中的互相攻击，闲话事件所以能酿成那么大的风波，根子都在这儿。这些大的事件我就不说了，我说两个很小的事件，就知道这两派是怎样争斗的了。第一件是投稿。孙伏园辞了《晨报副刊》的职务，筹办《语丝》时，想来是向徐志摩约了稿的，这样第三期上，就有了徐志摩的文章，是篇译诗，还带个小序。鲁迅看了不干了，就在第五期上发了篇《“音乐？”》给以讽刺。先不说对不对，应当说这样的互相驳难，在文化人之间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别的目的呢，就不能说是正常了。且看鲁迅对这件事是怎样解释的。十年后，敢说真话了，在《集外集》的序里说：　
　　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是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结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　
　　这就明白了，鲁迅写文章，不是驳难，而是为了“使他不能来”。　
　　再就是，鲁迅自己也说了，这是他和“新月派”，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几个关键人物结仇的第一步。　
　　刚才说了，办《语丝》的起因是撤稿事件，那篇没能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我的失恋》，《语丝》办起后，就在第四期上发了。光登那三段还不过瘾，鲁迅又添了第四段，且看第四段是怎样写的——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这样一来，这首诗讽刺的对象就更明确了。当时在北京城里，有汽车的人家是不多的，林徽因已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亲了，而梁家是有汽车的。　
　　再说第二件事，可称之为“答卷事件”。好多人都知道，对于看不看中国书，鲁迅有句很著名的话，就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就是答卷事件中，鲁迅在答卷上写的话。　
　　孙伏园办起《京报副刊》后，为了吸引年轻人，就搞了个征答活动，一个是“青年必读书十部”，一个是“青年爱读书十部”。先看看广告原文。青年爱读书十部就不说了，关于青年必读书十部，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四日的刊首广告中是这样写的：“青年必读书十部——是由本刊设问卷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本刊记者耳目容有未周，热心学术诸君如有开列书单赐下者更所欢迎。二月五日截止，二月十日起逐日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我写《徐志摩传》时到北京图书馆——现在叫国家图书馆了——查过《京报副刊》。报纸很旧了，根本不让看原报，看的是缩微胶卷，办好手续后，给你一个胶卷，在投影机上自己看，用手摇那个把儿，摇一下转一圈，想要印，标出来给你印。好些问题，只有看原件，看全部材料，才能明白底细。比如鲁迅的这个回答，只看鲁迅的看不出什么，只有看了全部，才会发现其中的蹊跷。我的看法是，这是鲁迅在出气，在赌气。为什么呢？一、他并不是真的主张青年不要读中国书，证据是也就在这前后，他的好朋友许寿裳的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许寿裳想让鲁迅给他儿子开个书目，他就开了，全是中国有名的经典。二、因为第一个刊出的学者是胡适，接下来还有梁启超等人。鲁迅就不高兴了，就要跟这些人闹闹别扭了。怎么知道前面有胡适呢，我也没有真的查到原文，我是从《鲁迅全集》上看到一句话里推论出来的。在鲁迅《集外集拾遗》中有篇文章叫《聊答“……”》，文后附一文，是柯柏森的《偏见的经验》，其中说，因此看见胡适之先生“青年必读书”后，每天都先看“青年必读书”再看“时事新闻”。于此可知，第一个刊出的是胡适，至少也是胡适在鲁迅之前。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9）　　　　　　　
　　鲁迅上面那句话，就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并非写在答卷里，而是写在附言里，正式答卷上写的是：“从来没有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