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传略 作者:帕普连科-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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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得出一条结论，凡事应当十分小心谨慎，然而，不论是他，还是他的酒肉朋友都无从查明，应该提防什么人，是谁把太子的所作所为报告给了沙皇。他曾试请御前机要秘书马卡罗夫帮忙：“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请复函告我，父皇因何事见罪。”

　　阿列克谢并没有得到回音，便转而求助于继母。叶卡捷琳娜成功地调解了这次冲突。1708年12月19日，彼得对太子11月末的来信写了一封回函：“诚如汝信中所言，当时确无更佳新兵可供选送，苟能将此情况及早相告，当不致因此生怒而见责于汝也。”有一封彼得给太子的信听起来好象是对他的恳求：“无需因上信而心生烦闷，……需知种种一切均于汝有益，吾对汝亦将多方眷顾。”

　　1710年太子住在德累斯顿，第二年他忙于筹备大婚。父王为阿列克谢选定王妃是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公主夏绿蒂（其姊嫁与奥地利皇帝为后）。1711年10月14日，婚礼在托尔甘纳举行，彼得前去参加，其间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当时也到了那里。“我到托尔甘纳，”莱布尼茨写道：“与其是参观婚礼，不如说是为了看一看这位杰出的俄国沙皇。这位伟大国君的才能是出众的。”

　　结婚并没有给太子的生活带来变化。夏绿蒂是个又高又瘦的麻脸女人，阿列克谢并不爱她。“他们把这个鬼婆娘拴在我脖子上，不管我怎样接近她，她总是一副没好气的样子，不愿搭理我。”

　　这位王妃“没好气”是有原因的。太子纵饮的恶习未改，他身体本来就不好，这下更糟了。加上他又姘上了一个情妇。原来太子的太傅尼基福尔·维亚泽姆斯基有一个叫叶芙罗西尼亚·费多罗娃的女奴，被阿列克谢看中了，太子对她一往情深，眷恋之情始终不渝。

　　婚后，从1711年末起，太子奉沙皇之命在华沙为驻扎国外的部队采办粮食。根据阿列克谢的书信来判断，他的努力毫无效果：军粮没有买到，但是为了预防责备他玩忽职守，他几乎每一封信都要附上要么是他发布的命令的副本，要么是他的下属和实际办事人员报告的副本。这位王储在学习治国本领方面，也象他学习其它各门科学一样，没有搞出一点名堂来。

　　从1713年起，阿列克谢住在彼得堡。父王只是偶尔才派给他一点小事干干，可他却装病逃避。关于这种装病的本领，太子本人后来在受审时写道：“我害怕出兵远征，假装有病，故意吃药，这也是我的一种罪过。”

　　太子住在新京，仍处于尼基福尔·维亚泽姆斯基、伊凡·阿凡纳西耶夫等这些老“死党”的圈子之中。从“死党”中退出的只有忏悔神甫，因为太子同他闹了别扭。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基京顶了首席顾问雅科夫·伊格纳季耶维奇的缺。基京是彼得从前的侍从官，由于他办事机灵，腿脚又勤，人也可靠，故此当上了海军部首席军需勤务官。当时沙皇对基京以青眼相加，上下关系十分融洽，彼得称自己的侍从官为“老大爷”。基京是为数不多的、和彼得保持通讯联系的人中的一员，沙皇认为有义务把战场上重要情况亲自通知这些人。

　　1714年基京利用职权进行盗窃，因而受审。“结果吓得中了风，”一位同时代人这样写道。彼得对待盗窃国家财产者素来是毫不留情的。但由于叶卡捷琳娜从旁说情，基京才免判重罪。皇后请求说，如果基京不能获释，那么，对他这样一个行将就木、几乎失语的瘫子，至少该让他安静地死去。“这一请求得到恩准：沙皇给基京留了一条命，但撤消了他的职务，剥夺了颁发给他的奖赏，结果尽管病好了，他依然象被流放者一样，留起了胡须”。翌年，彼得允许基京在彼得堡居住，不过根本谈不到恢复他们之间以往的关系。基京对沙皇怀恨在心，他盘算着要官复原职，当然不可能寄希望于现在，而要有待未来，指望皇位继承人阿列克谢能登上沙皇宝座。为此，他接近太子，并成为他的朋友。但基京从不炫耀他同太子过从甚密以及太子对他优礼有加这些事，他宁愿韬光隐晦，甚至预防不测，他很少去看望太子，只有在太子最需要他出谋划策的时候，他总是呼之即来。

　　1715年秋季的一天——10月27日埋葬了产后死去的阿列克谢的王妃，但太子的安逸生活也因此意外中断了。当天，他收到父王1715年10月11日签署的一封信。

　　原来沙皇对王储未能以国家大事为重、前往征讨强敌一事极为不满。沙皇在信中威胁道，如果他再不改弦更张，就要剥夺他的皇位继承权，“为社稷与黎民计，吾以一国之尊尚巨不借堂堂五尺之躯，焉能见怜于汝等游手好闲之辈。”

　　读完父亲的信，阿列克谢就同基京商量对策。基京建议他借口健康不佳放弃皇位继承权。

　　太子按基京的建议作了答复。但他没有详谈，只是说父王的愿望与他本人的考虑不谋而合。他说由他来挑起这付重担是不够格的，也不胜其负担，一则由于记性欠佳，二则以多病之躯无法管理众多百姓。因此，太子声明决定放弃皇位。

　　在收到太子复信一个月之后，沙皇病倒了。病情险恶，朝廷元老们日夜守候在沙皇的寝官，认为圣上的大限之期不远了。殊不知沙皇命不该绝，再次康复。他给太子写了封信。

　　彼得对阿列克谢知之甚深，他怀疑太子宣誓放弃皇位不是出自真心，故写道“此举令人难以置信。”还有一点使父王感到不满的是，皇子在复信中只提到了他“多病之躯”，而在父王的头一封信里说的是他“未能以国家大事为重”。父王重新向太子提出那些没有得到口答的严肃的问题，要求太子明确答复，大意是，想随心所欲，混下去是不行的，要么洗心革面，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要么去当修士，否则为父王的很难释念。

　　在事关他未来命运的两种方案中，太子选择了后者。根据基京出的主意，阿列克谢同意削发为僧，基京曾经说过：“僧帽又不是用钉子钉在脑袋上的。”

　　几天之后，彼得在出国前夕，同装病的阿列克谢作了一次详谈。沙皇劝他再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决定，把最后的答复在六个月之后寄到哥本哈根。

　　儿子表面上的顺从，同意放弃皇位或进修道院等等，都是不折不扣的欺骗。修道院是那些确实已看破红尘有出世想法的才进的。而太子口里虽然说他心甘情愿进修道院，但这都是违心之言。因此，尽管他可以在修道院小修室坐等父亲死亡，但小修室毕竟不是最好的栖身之地；僧帽虽则不是用钉于钉到脑袋上，但是正如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要把僧帽换皇冠还不那么容易。除此之外，出家以后就要求清心寡欲，连在太子心目中越来越受宠的叶芙罗西尼娅也不能再朝思暮想了。

　　正因为如此，阿列克谢决定逃往国外。基京出发往查理巴德之前答应他：“我一定给你找到一个安身之地。”

　　但是，怎样才能脱身呢？

　　恰恰是沙皇本人帮他实现了这个计划。当时正在哥本哈根的彼得，最后一次想使儿子回心转意。他写信劝儿子要么前来哥本哈根，参加反对瑞典人的海战，要么就把削发为僧的时间确定下来，并提出要进哪个修道院。阿列克谢当即表示愿去哥本哈根。

　　很快就安排停当。1716年　9月26日，阿列克谢告别了诸元老，在叶芙罗西尼娅、她的弟弟伊凡和三名仆人的陪同下上路了。

　　“我要对你讲了，你不会告诉别人吧？”有一次太子向他的近侍伊凡·阿凡纳西耶夫吐露了真情。伊凡答应保守秘密。

　　“我不到父皇那里去；我要去奥地利皇帝那儿，或者到罗马去。不过我只让你和基京知道这件事，基京已去维也纳为我奔走，看我到哪里更合适。遗憾的是我现在见不到他，也许他正在路上。”

　　太子同基京终于见面了。他们在米塔瓦谈了一次话。

　　“你为我找到藏身之处了吗？”太子问道。

　　“找到了，”基京回答说：“到维也纳奥皇那里去，那里不会有人出卖你。”

　　这次会面消除了有关逃向何处，是维也纳还是罗马这个问题的所有疑虑。当然应该去维也纳，因为那里可以指望得到自己连襟的庇护。

　　基京给太子出了一些主意：“如果你父王派人在半路上找你，你应在夜里一个人偷偷溜掉，好避开来人。”此外基京还建议太子在前往哥本哈根路上科罗莱维茨时给沙皇发一封信，以便掩饰他真正的去向。最后，基京还嘱咐他，如果他父王派人来找你，绝不可从命。

　　逃亡者耍了许多花招。在从米塔瓦出发的邮车中，坐着的不是俄国皇位继承人，而是莫斯科的一位叫科汉斯基的中校及其夫人和一位中尉。另外一辆大车里坐的是中校的仆人们。

　　途中还换了几次妆。科汉斯基中校在各驿站登记时，化名为波兰勋章获得者克列缅涅茨基，他蓄起小胡子，他的夫人穿上男装，作为少年侍卫伴随着他。

　　1716年11月10日深夜，当维也纳朝廷的副首相申博恩准备就寝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操着半通不通的德法混合语向伯爵报告，说俄国皇太子就在门外，请求立即接见。阿列克谢太子进入内室，心情十分激动，不停地东张西望，前言不搭后语地抱怨父王想剥夺他的皇位，说缅希科夫的左右都是一些笨蛋和酒鬼，继母叶卡捷琳娜有永远难以满足的虚荣心，等等。

　　太子来到维也纳，使奥地利政府感到左右为难。如果公开为太子提供避难所，那就是说和彼得公然作对，而沙皇在是不惜以兵戎相见的。可不希望事件发展到那样一个地步。另一方面，在维也纳，人们认为立即引渡太子也非良策，因为他们想把他当成一场政治赌博中的赌注。因此奥地利朝廷决定将太子秘密收容，把他连同其随行人员一起送往蒂罗尔的山地要塞——埃伦贝尔格，与世隔绝。

　　在太子求见申博恩，维也纳的大臣们忙于解决这一辣手问题的那些日子里，彼得等待皇子前来哥本哈根已经白白等了两个月，他开始着急了。太子迟迟不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这一问题可以设想两种方案。要未是太子路上险遭不测，遇到了杀身之祸，要未是他自己有意躲起来了。尽管彼得也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他还是在12月　9日向威杰将军（驻扎在梅克伦堡的俄军指挥官）发出命令，要他派下面的军官去搜寻太子。同时彼得把正在维也纳的亚伯拉罕·维谢洛夫斯基召到阿姆斯特丹，命他查明太子的下落，并随时派信使送专函报告他的行止，并嘱咐他要绝对保密。此外，维谢洛夫斯基还受命转交查理六世一封信。彼得虽然写信给奥皇说他的太子“去向不明”，但他认准了逃亡的太子此刻正在这位皇帝所管辖的领土上。

　　威杰将军组织的搜寻工作毫无结果。然而，维谢洛夫斯基却发现了太子的行踪。1717年　1月初，他查明，去年10月29日太子正待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从那里又往布累斯劳方向去了。维谢洛夫斯基一个驿站、一个驿站地跟踪太子，最后追到了维也纳。但是，在这里线索突然中断了。维谢洛夫斯基在维也纳及其近郊到处寻找太子达两个月之久，但一无所获。只是在　3月的下半月，他才弄清楚阿列克谢躲在埃伦贝尔格要塞。此时做这个工作的已经不只他一个人——近卫军上尉亚历山大·鲁缅采夫也前来协助他。

　　由于掌握了在逃的太子停留地点的确切消息，维谢洛夫斯基觐见了奥皇并转交了彼得的一封信。但查理六世却佯称并不知情。

　　奥地利朝廷采取了观望态度。只是在一个月之后，当再也不能否认太子隐匿在奥国境内的时候，查理六世才复信沙皇，转弯抹角地承认了阿列克谢留居在奥国境内。奥皇向沙皇保证，他将“尽心竭力地”照顾阿列克谢，决不会使他“落入敌手”。奥皇的这封支吾搪塞的复信，没有回答沙皇提出的主要问题，即维也纳朝廷是否准备引渡太子。

　　维也纳朝廷想先用搪塞的方式赢得时间再静候局势的变化。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为了夺回皇太子沙皇会不会诉诸武力，欧洲各国对此事的态度又将如何。这时，维也纳决定把太子转移到那不勒斯，因为他的隐居地点已为众人所知。但是就连迁往那不勒斯也很难不露形迹，因为鲁缅采夫一直寸步不离地跟踪着太子。

　　查理六世支吾搪塞的态度，迫使彼得不得不派遣有经验的外交官彼得·托尔斯泰前往维也纳。在他携带的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