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人生-乔冠华-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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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为了开阔学员视野， 敦请各方专家学者到校演讲，乔冠华也在聘请的名单之中。据其时任建工 部财务司长的顾准 在 日记中记载：“星期六（1955年10月30日）听了乔冠华的报告，列举了两方实力对 比的变化， 和资本主义阵营内各类国家的动向，很精辟。”陈敏之、顾南九编：《 顾准日记》，第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顾准是一位善于思 考的学者， 他在听了乔冠华的讲座后，觉得颇为过瘾，颇为“兴奋”，乔的启发， 使他当晚“十分兴奋 ，到2点多才睡着”。
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日记》，第12页，中 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乔冠华与母校清华大学感情极深，1957年上半年他接到母校的邀请，便摒挡一切，抽空回母 校作报告 。他的报告深入浅出，既生动活泼，又发人深思，与那些板着眼，渗透“左”的气 息的说教，简直不 可同日而语，从而给当年的师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以下有一份材料可 以作为佐证，这就是中杰英 先生在回顾反右斗争时所说的：
〔清华有〕一位也受到非议的党委成员，……当时刚刚调入清华不久，分 工主管思想教育，可能由于 不适应大学环境，仍沿用战争年代比较简便刻板的工作方式，经 常教训学生。……在大礼堂上政治大 课，他讲地主怎样虐待长工、童养媳如何可怜，下面 的听 众恐怕没有一个是当过长工或童养媳的，有 些人便昏昏欲睡或借故离去，……〔其实〕清华 学生的智商大都不低，仅用粗浅的阶级斗争道理是难 以折服他们的。假如多讲一点“一二？ 九”运动、闻一多、朱自清……等等爱国精神和反对国民党专制 独裁的光荣校史，效果必有 不同。这与来自校外的一些客座报告的反应可作观照，如乔冠华讲过国际 形势，薛暮桥讲过 经济发展……等等，连大礼堂外草坪都坐满了人听扩音器，觉得很到位很过瘾。
中杰英：《我与罗兰在大风潮中》，见林贤治、章德宁主编《记忆》第3辑，第67～68页， 中国工人出 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为了作好这些让大学生“过瘾”的报告，乔冠华花了大量的功夫，从选题、准备、找资料、 分析、归 纳，颇见功力，既传达党的外交政策，又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第五部分第13节 “右”的边缘（1）
1957年，可以说是共和国的多事之秋。正当中国努力调整经济关系和改进管理体制，以便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的时候， 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内部发生了波匈事件，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国际国内 形势作了分析和判断 ，采取了开展整风运动等重大举措。1957年夏季以后国内形势的发展， 发生了诸多始料未及的复杂情 况，一场急风骤雨式的“反右”斗争，致使中国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的事业开始走上艰难曲折的道路。 乔冠华所在的外交部，当然也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运动起来。
乔冠华是性情中人，按他的率直、尖锐的性格，对机关作风、某些人事评点指摘，难免口无遮拦。然而 这在反右斗争中，绝对是犯忌的。随着全国性运动的深入，各地各部门普遍“深 挖猛打”，反对“温 情主义”，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曾经说过几句错话，属 于认识上的问题，或者虽有严 重错误言论，但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甚至包括许多善意 地提出正确意见的人，一律不加分析地 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552877人，其中 绝大部分属于错划。
乔冠华虽然没有被划为“右派”，但在内部被认为已到了“右”的边缘，差一点被戴上“帽 子”。他 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全赖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即便如此，乔冠华在运动中还是受 到冲击，不断地要 求作检查，以度关口。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印象里，乔冠华和外交 部另一位好当家章汉夫，当 时的日子都不好过，夏衍是这样说的：
1957年冬，有人给乔冠华贴了几张大字报，我问汉夫，“老乔出了什 么问题？”他摇了 摇头。一言不 发，我有点纳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对我“保密”？这个疑问直到十年浩劫中 看了“章汉夫专案组” 向我提出的一大串提问之后才开始了解。原来林江反革命集团要我“ 交代”的是：三十年代汉夫保释 出狱时有什么条件，国民党给了他什么“任务”，在重庆工 作时他和“美军联络员”有何“勾搭”， 甚至异想天开，问他在香港为什么没有被捕？这些 造反派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凡是被捕过的人一定是 叛徒，没有被捕的人则一定是内奸！我还 记得，有一次一个专案组提问我时说漏了嘴，居然说：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是谁保护了他？在外事口，有什么人能保护他，这是谁都能想到的。项 庄舞剑， 目标是什么，一切都清楚了。 夏衍：《代序》；见《夏衍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 版，第501页。
显然，周恩来并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得力干将遭到磨难，他所掌控的外交事业，毕竟还是要依 赖像乔冠 华、章汉夫这样成熟有为的外交家的。一路上磕磕碰碰，乔冠华总算安然无恙地度过了1957年。对此，知道内情的著名英籍作家韩素音在她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一书中 证实：“周 恩来说道：‘由我来负责……是我的过错……但斗争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公正， 不实事求是的作法…… 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调查。’他试图缩小反右派运动的打击面，尽可能 多 地保护一些遭到指控的人士。 其中之一就是乔冠华，乔是我的朋友、周的新闻官员龚澎的丈 夫。有人告诉我，‘乔因周的保护，才 没有打成右派。’”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346页。
转眼到了1958年，这年年初，中国外交部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动根据《陈毅年谱》记载： 2月1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免去周 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职 务，任命陈毅兼任外交部部长。”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 》下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732页。
在此之前，陈毅已从上海调至中央工作，他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协助周恩来管理国家的外 交事务， 折冲于尊俎之间，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随着《主席令》的发表，57岁的陈毅走 进了北京外交部街 33号的办公大楼，全力以赴主持中国的外交工作。
当时国际舆论纷纷评论。法新社评论说：“陈毅元帅完全有资格负责领导中国的外交政策。 ”但具有 35年党龄的陈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对人说：“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感 情一上来就脱口而 出。”人贵有自知之明，陈毅既然想到这一点，他一定会正确对待自己。 所以，他上任后，一如既往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认真坚持请示汇报制度。
此时，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对新部长的到任，也有一个适应过程。他和陈毅的交 往，经历 了误会而消弭、相知而相交，最后建立深厚情谊的过程，成为中国外交界的一则佳 话。章含之在《十 年风雨情》曾披露了个中原委，值得一读。这里不妨转述如下：“……冠 华和陈老总生前的友谊是不寻常的。我十分感动，自然也想起冠华生前多次对我讲过的他与 陈 老总的情谊。冠华多次对我说，陈老总是他最敬佩的老同志之一。他说老总襟怀坦荡，毫 无私心。他 对同志真诚、恳切。老总身居高位，对下级平等相待，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发现 自己的判断或做法不 妥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对下级承认自己的失误。冠华给我讲了以下这段 他终身不忘的历史：1958年陈 老总来外交部接任外交部长。当时部内正在搞反右倾运动， 冠华是重点批判的对象。陈老总初来时听 信了汇报，认为冠华是外交部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 人物之一。部党组连续开会批判冠华，说得都很重 ，因为1957年冠华就险些成为右派，那时 他被批评为裴多菲俱乐部主要成员。后来是因为周恩来保了 他，没有打成右派，否则他的才 华早在当时就被埋没。没料到一年后出了庐山会议接着批右倾，他又 成了目标。陈老总在党 组会上曾经批判冠华是赵匡胤式的人物，‘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运动最后 ，冠华受了‘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冠华对我说，那一次也很厉害，鬼都不上门了。有些人本来关系 很近 的，甚至是近亲，都不来看我们。然而，大约一年之后，陈老总在实际工作中观察了解了 冠华， 认为当初对他批错了。于是，他找冠华谈心，坦率地对他说当初他来外交部时认为这 里知识分子成堆 ，乔冠华是其中的突出人物，桀傲不驯。老总说听了部里反右倾运动的汇 报，就想一定要把乔冠华的 傲气打下去。现在回想，这是错误的，希望冠华不要计较。冠华 说一个老同志，政治局委员，能这样 向下级坦诚地说整他整错了，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 从此他们成为默契配合的上下级，生活中无话 不谈的挚友。”章含之：《风雨情》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124页。
的确，陈毅和乔冠华两人的友谊，令 人肃然起敬，心向往之。
第五部分第13节 “右”的边缘（2）
乔冠华在这次“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伤害，心情抑郁。这时一向善解人意的夫人龚澎，给 了他无微 不至的照顾和呵护，给了他家庭的温暖，帮助他早日走出困惑的阴影。龚澎建国后一直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工作相当出色。乔氏夫妇在外交部素以琴瑟甚笃 、相得益彰 而著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尚少，对国际的信息交流还 不十分畅通，那时龚 澎领导的新闻司了解各国的情况是很重要的渠道。毛泽东过一段时间就 把龚澎叫去汇报一次各国情况 ，后来乔冠华也一同前去，汇报并议论国际问题。对“反
右倾”以后乔氏夫妇的一些情况，他们在外交部的同事张颖九十年代曾有一段回顾， 她深情地 写到：
1949年后，因工作各异，接触少了。但我们还很有缘分，1956年我调来北 京工作，我们一家和龚澎一 家始终住在同一宿舍大院，从无量大人胡同到报房胡同都是近邻 。虽然平常往来不太多，但当心里装 着无处诉说的话时，很自然就会去找她倾诉，她也是这 样。记得1960年时，我患心脏病在家休息。那 是在“反右倾”后，她心情不好，有天来探望 我，谈起“反右倾”，她心中并不平静，却表现得很大 度，别人对她的不公平批评，也都谅 解。但她却带着一些忧虑谈起乔，说他受不得一些委屈，也受不 得一点批评，常为此而饮酒 过量。我只好让她劝乔少喝酒，怕伤身体。还开玩笑地说你家阳台上的茅 台 酒瓶都 堆积如山了……程湘君主编：《女外交官》；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68 ～469页。事实上，乔冠华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对工作还是孜孜不倦。
1958年3月9日，乔冠华根据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现载《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中要求 各级党委“培养秀才”的指示，专门召集一个“改进外事文稿写作”的座谈 会。当时外事文稿写作存 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框框多，从内容、结构到语言，成套设 备，搬来搬去，不敢越雷池一步； 求全、繁琐，宁多勿滥；概括性不强，抓不住中心，不区 别对象，该虚而实多，该实而虚多。乔冠华 认为：“如不改变这种状况，就混不下去了，首 先是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对症下药，讲了自己的看 法和体会。就在这次座谈会上，乔冠华首先讲了起草文件的一般方法问题。对此，他指出，首先，要把 每一个有 关材料认真、仔细、反复地搞清楚，彻底掌握敌、我、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