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申克的救赎-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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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收音机播的音乐。我入狱前，大乐团演奏的爵士乐才刚刚开始流行，而现在每首歌仿佛都在谈性爱。路上车子这么多，每次过街时，我都心惊肉跳，捏一把冷汗。
　　反正每件事都很奇怪，都令人害怕。我开始想，是不是应该再干点坏事，好回到原本熟悉的地方去。如果你是假释犯，几乎任何一点小错都可能把你再送进监牢。我很不好意思这么说，但我的确开始想，要不要在超市偷点钱或顺手牵羊，然后就可以回到那个安静的地方，在那里，至少一天下来，你很清楚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如果不是认识安迪的话，我很可能就这么做了，但一想到他花了那么大的工夫，多年来很有耐性地用个小石锤在水泥上敲敲打打，只是为了换取自由，我就不禁感到惭愧，于是便打消那个念头。或是你也可以说，他想重获自由的理由比我丰富——他拥有一个新身份，他也有很多钱。但是你也知道，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他并不能确定新身份依然存在，如果他没有办法换个新身份，自然也拿不到那笔钱了。不，他追求的单纯是那份自由。如果我把得之不易的自由随便抛弃，那无疑是当着安迪的面，唾弃他辛辛苦苦换回来的一切。
　　于是我开始在休假时搭便车来到巴克斯登小镇，那是一九七七年四月初的事了。初春的田野，雪刚刚开始融化，天气也刚暖和起来，棒球队北上展开新球季。我每次去的时候，口袋中都带着一个罗盘。
　　我想起了安迪说的话：在巴克斯登镇北边有一大片牧草地，在牧草地的北边有一面石墙，石墙底部有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和缅因州的牧草地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是一块火山岩玻璃。
　　你会说，这还真是愚蠢的行为。像巴克斯登这样的乡下地方，会有多少牧草地？五十？一百？说不定比这还要多。即使我真的找到了，也不见得认得出来，因为我可能没有看到那块黑色的火山岩玻璃，或更可能的情况是，安迪把那块玻璃放进口袋里带走了。
　　所以我同意你的话，我这些举动还真是愚蠢行为，毫无疑问。更何况对一个假释犯来说，这趟旅行无疑是一大冒险，因为不少牧草地上都竖着“不许践踏”的牌子。你要是误踏进去一步，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我真傻，但是花了二十七年的光阴在混凝土墙中敲敲打打，也同样傻。不过既然我现在不再是监狱里那个什么都弄得到手的万事通，只是个跑腿打杂的人，有件事情做做，让我暂时忘掉出狱后的新生活也好，而我的嗜好就是寻找安迪藏钥匙的石头。
　　所以，我经常搭便车来到巴克斯登，走在路上，听着鸟叫，看着潺潺流水，查看融雪后露出的空瓶子——全都是无法退瓶、没用的瓶子。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比起我入狱之前，现在的世界似乎变得挥霍无度——然后继续寻找那片牧草地。
　　路旁有不少牧场，大多数都立刻可以从名单中删除。有的没有石墙，有的有石墙，方向却不对。无论如何，我还是在那些牧草地上走走，在乡下走走很舒服，在这些时候，我才感受到真正的自由和宁静。有一次，有条老狗一直跟着我，还有一次，我看到了一头鹿。
　　然后到了四月二十三日，即使我再活个五十八年，都永远忘不了这一天。那是个宜人的星期六下午，我走着走着，在桥上垂钓的男孩告诉我，这条路叫老史密斯路。这时已近中午了，我打开带来的午餐袋子，坐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吃起来。吃完后，小心把垃圾清理干净，这是爸爸在我和那个男孩差不多年纪的时候教我的规矩。
　　走到大约两点钟左右，在我左边出现一大片草地，草地尽头有一堵墙，一直往西北方延伸而去，我踩在潮湿的草地上，走向那堵墙。一只松鼠从橡树上唠唠叨叨地斥责我。
　　距离墙端还有四分之一的路时，我看见那块大石头了。一点也不错，乌黑的玻璃，光亮得像缎子一样，是不该出现在缅因州牧草地的石头，我呆呆地看了很久，有种想哭的感觉。松鼠跟在我后面，依然唠唠叨叨。我的心则怦怦跳个不停。
　　等我情绪稍稍平复后，我走向那块石头，蹲在它旁边，用手摸摸它，它是真的。我拿起石头，不是因为我认为里面还会藏着任何东西，事实上我很可能就这么走开了，没有发现石头下的任何东西。我当然也不打算把石头拿走，因为我不认为我有权利拿走石头，我觉得把这块石头从牧草地上拿走，不啻犯了最糟糕的盗窃罪。不，我只不过把石头拿起来，好好摸摸它，感觉一下它的质地，证明这块玻璃石头的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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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的救赎》第四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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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石头下的东西许久、许久，我的眼睛早就看到了，但是我的脑子得花一点时间，才能真正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下面赫然放着一个信封，信封很小心地包在透明的塑胶袋中，以避免弄湿。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是安迪整齐的字迹。
　　我拿起信封，把石头放回安迪和他已过世的朋友原先放置的地方。
　　亲爱的雷德：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的话，那表示你也出来了。不管你是怎么出来的，总之你出来了。如果你已经找到这里，你或许愿意往前再多走一点路，我想你一定还记得那个小镇的名字吧？我需要一个好帮手，帮我把业务推上轨道。
　　为我喝一杯，同时好好考虑一下。我会一直留意你的情况。记住，“希望”是个好东西，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东西，好东西永远不会消逝的。我希望这封信会找到你，而且找到你的时候，你过得很好。
　　你的朋友
　　彼得·斯蒂芬
　　我没有当场打开这封信。一阵恐惧袭来，我只希望在别人看到我之前尽快离开那里。
　　回到自己房间以后，我才打开信来读，楼梯口飘来阵阵老人煮晚餐的香味——不外乎是些粉面类的食物，美国每个低收入的老人家晚上几乎都吃这些东西。
　　看完信后，我抱头痛哭起来，信封里还附了二十张新的五十元钞票。
　　我现在身在布鲁斯特旅馆，再度成了逃犯——违反假释条例是我的罪名。但是我猜，大概没有警察会大费周章地设置路障，来逮捕这样一个犯人吧——我在想，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手上有这份稿子，还有一个行李袋，大小和医生的医药包差不多大，所有的财产都在里面。我有十九张五十元钞票、四张十元钞票、一张五元钞票和三张一元钞票，还有一些零钱。我拿一张五十元钞票去买了这本笔记本和一包烟。
　　我还在想，我该怎么办？
　　但毫无疑问，只有两条路可走。使劲活下去，或使劲找死。
　　首先，我要把这份手稿放回行李袋。然后我要把袋子扣上，拿起外套走下楼去，结账离开这家廉价旅馆。然后，我要走进一家酒吧，把一张五元钞票放在酒保面前，要他给我来两杯威士忌，一杯给我自己，一杯给安迪。这将是我从一九三八年入狱以来，第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喝酒。喝完后，我会给酒保一元小费，好好谢谢他。离开酒吧后，我便走向灰狗巴士站，买一张经由纽约到艾尔帕索的车票。到了艾尔帕索之后，再买一张车票到麦克纳里。等我到了麦克纳里后，我猜我会想想办法，看看像我这样的老骗子能否找机会跨过边境，进入墨西哥。
　　我当然记得那个小镇的名字，齐华坦尼荷，这名字太美了，令人忘不了。
　　我发现自己兴奋莫名，颤抖的手几乎握不住笔。我想惟有自由人才能感受到这种兴奋，一个自由人步上漫长的旅程，奔向不确定的未来。
　　我希望安迪在那儿。
　　我希望我能成功跨越美墨边界。
　　我希望能见到我的朋友，和他握握手。
　　我希望太平洋就和我梦中所见的一样蔚蓝。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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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的救赎》后记（斯蒂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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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爱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故事，而且我想我会永远喜爱这些故事，希望所有读者也喜欢，希望这几个故事能像所有的好故事一样使你们暂时忘却积压在心头的一些现实问题，带你们到从未去过的地方，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的魔术。好了，我得走了，再见，请各位保持头脑清醒，读些好书，做点有用的事，快快乐乐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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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的救赎》后记（斯蒂芬·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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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芬·金
　　我在纽约待了两三天，我们绕着这个主题谈了三四次，最后的结果是在公园大道与第46街的交叉口决定的。比尔跟我正站在那里等着红灯转绿灯，注视着出租车驶进隧道中，然后比尔说道：“我想先出《二次降临》好了。”
　　正好，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本——可是他的口气有点奇怪，好像不太情愿，于是我抬起头来问他是怎么一回事。“没什么，不过如果前一本书是写一个能以心灵力量移动物体的女孩，接着又出这本关于吸血鬼的书，你可能会被定型。”他说道。
　　“定型？”我问道，真的是一头雾水，我实在看不出吸血鬼与能隔空移物的超能力之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什么型呀？”
　　“专写恐怖小说的作家。”他说道，口气更勉强了。
　　“喔！”我说道，大大松了一口气，“就这样啊！”
　　“再过几年看看，”他说道，“到时候，看你还说不说‘就这样啊！’”
　　“比尔，”我说，心中颇觉有趣，“在美国，没有人能专靠写恐怖小说谋生。洛夫克莱夫特洛夫克莱夫特（Ｈ。P。Lovecraft；１８９０—１９３７），恐怖与奇幻小说作家，斯蒂芬·金称他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古典恐怖小说作家”。长期饿肚子，布洛奇布洛奇（ＲobertBloch），著名作品为《惊魂记》（Ｐsycho）。后来根本放弃而改写悬疑小说和不知算什么类型的戏谑之作。你看吧，电影《大法师》掀起的热潮只是昙花一现。”
　　转绿灯了，比尔轻拍我的肩膀说道：“你会非常成功，但我觉得你还是不明白。”
　　他比我更清楚真实状况，后来事实证明，在美国还真能靠写恐怖小说赚钱。《二次降临》后来改成《午夜行尸》这个书名，出版后销售奇佳。当时我跟家人已迁往科罗拉多州，着手写一本新的小说，内容是关于一间闹鬼的旅馆。有一次在赴纽约时，我和比尔在一家名为“嘉士伯”的酒吧里聊到半夜（一头淡灰色的大雄猫显然把点唱机据为己有，你得把它抱起来，才能看见有哪些歌可点），并将小说的情节说给他听，听到最后，他把手肘撑在桌上，头埋在手中，活像他得了严重的偏头痛。
　　“你不喜欢这个故事？”我问。
　　“我很喜欢。”他言不由衷地说道。
　　“那么有什么不对吗？”
　　“先是一个有超能力的女孩，再来是吸血鬼，现在又是闹鬼的旅馆跟能通灵的小男孩，你会被定型的。”
　　这一回我比较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我想到许多恐怖小说作家，例如洛夫克莱夫特、克拉克·Ａ·史密斯、弗兰克·贝尔克纳普·朗恩、弗里兹·雷伯、罗伯·布洛奇、理查德·麦西森、秀兰·杰克森（是的，即使她都被归为恐怖小说作家）等，多年来他们都让我得到不少乐趣。于是在嘉士伯酒吧里，看着猫睡在自动点唱机上，而坐在我身旁的编辑把头埋在手中，我明白，我的情况也可能更糟。例如，我可能成为像约瑟夫·海勒那样的“重要”作家，每七年左右才出版一部小说；或变成像约翰·加德纳这类作家，作品较艰涩，不那么大众化，读者全是些优秀学者，他们吃健康食品、开着旧绅宝汽车（车子后面的保险杆还贴着“支持金恩·麦卡锡担任总统”的褪色贴纸）。
　　“没有关系，比尔，”我说，“如果读者喜欢，我就继续写恐怖小说好了，这样也不错。”
　　我们再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尔仍然做他的编辑，我则继续写我的恐怖小说，我们两人都不需要看心理医生。这是一笔好交易。
　　于是我被定了型，但我并不是很在意——毕竟大多时候，我写的确实是恐怖小说。不过我写的只是恐怖故事吗？如果你读了前面的故事，就会知道并非如此……不过每个故事里都包含了一些恐怖的元素，不仅仅是《呼—吸—呼—吸》而已——《尸体》中吸血虫那档子事就颇吓人的，《纳粹高徒》里的梦中意象也同样可怖，天晓得为什么，我的脑子好像迟早都会转回那个方向。
　　这里的每篇稍长的故事都是我在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后写成的——似乎我每完成一项浩大的工作后，瓦斯桶中残留的燃料都刚好足够我写一篇中篇小说。最早完成的《尸体》写于《午夜行尸》之后，《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