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6届-张洁无字-第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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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白白去了一趟延安,而且费尽周折。姑且不谈这段不凡经历的实际效益,至少可以总结出一番安身立命的经验教训,在而后变幻莫测、跌宕起伏的生涯中,那将是多大一笔无可估量的精神财富,说是政治财富也无不可。他把本该留在一九四九年那个门槛之外的东西,一一带过了门槛。
这在当时饱涨的革命氛围中,非常地异己、腐败。而且,试想一个如此散发着“旧社会”膻气的人,在周遭的革命气氛并以效仿革命气氛为荣的人群中,更是多么地丑陋、荒唐、滑稽、可笑。
顾秋水自己却不以为然,不但感觉不到这种“腐败”,尤其是“异己”,于他是多么危险,反倒自以为“鹤立鸡群”,感觉良好。
差不多五十年后,也就是二十世纪末,顾秋水浑身散发着的这种很浓也很腐败的膻味,才在中国重新发扬光大。不论“美帝”旧式新式军服或休闲装或西服革履,还是发蜡或三接头或描眉画眼等等,又成为时尚男女的必修课;男女们不但可以在公众场合勾肩搭背,甚至可以耻骨抵耻骨地“桑巴”……对“旧味儿”的临摹如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更是“段数”极高的时尚。
而世家出身、一直以“英国品位”修理自己的胡秉宸却跟不上形势了。他的“英国品位”如流水经年拍击的岸,渐渐模糊了早年清晰的边缘,与他所有的失落汇总为惨痛而又远非惨痛的恨意。这也许就是他晚年每每看到平空乍富的新贵总是嗤之以鼻的原因吧?至于五十年代相当“腐败”、“异己”,散发着“旧社会”的膻气,让人很不受用的顾秋水,到了二十世纪末,看上去已经像是一个经营不善的乡镇企业家了。
顾秋水不解:世道怎么转了一个圈儿又回来了,最后悟出,人这一生差的其实就是那么一个“点几”——赶在那个“点儿”上,就是顺风顺水;赶不在那个“点儿”上,就是船毁人亡。
东单西北角的拐弯处曾有一个跳舞场,三十年代是北平有产阶级一个消闲的去处,一九四九年以后改为青年电影院。二十世纪末,一个财大气粗的港商又在那里掘地三丈,一座蔬菜大棚更是在昔日东单跳舞场的旧址上腾空而起。那块划着多少红男绿女心痕的地界,也就被埋葬在蔬菜大棚之下。五十年代初期还很光鲜的顾秋水,时而经过青年电影院,也就是当年的东单跳舞场,常会驻足而思。这里正是他和包天剑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始点,也会想起那个风流倜傥、与包天剑经常出入此地,后来又牺牲在渣滓洞的王副军长,还有解放初期死于贫病交加的包天剑。然后聊发一通“光阴啊,光阴”的感慨,依依不舍地离去。同时不自量地思忖着自己与包天剑的不同,以为天下从此太平,他也就此过着不错的日子。好像共产党的天下也是他的天下,至少在如此阔大的地面上,无论如何会有一小块地方,足以放下他那两只尺寸不大的脚。
像很多人一样,他高兴得太早了。那不过是个“间歇”,就像一个乐句后面的休止符、地头上的那顿晌午饭、老虎打的那个盹。
一九三五年包天剑自东北军退隐后,虽把时光消磨在了麻将桌或跳舞场上,但并不等于他没有企盼过一条出路。
当然他也不会像进取之人或绝对没有出路的人那样,去积极地寻找出路。包家在东北的不动产虽然丧失殆尽,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还能像荣国府那样“饿死的骆驼比马大”。
不要指望一个有饭吃,哪怕暂时还有饭吃而又没有进取理想的人,像一个有进取理想或绝对没有饭吃的人那样,对这个世界的不公正,对“平分秋色”,对一个合理的未来有那么多期待。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初一呼百应、所向披靡,正是因为二十世纪初没饭吃的人太多,有饭吃的人太少。如果等到下一个世纪,当资产阶级终于懂得了那个道理——大家都得有口饭吃,而且还得是不错的一口饭,自己才有更多赚头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许只须作为一个学派,在大学的哲学或经济学课堂上被学者们探讨,争论一番。这可能就是共运从来不把希望寄托、扎根在那些有饭吃的人身上的缘故。包天剑出生在一个戎马倥偬的家庭,从小看的就是打仗、杀人、流血……甚至从小耍的玩具都是长长短短的枪,即便亲朋之间,哪句话不对付也能马上拔枪相向,自出生起,只好别无选择,终生从事打仗这个职业,除此他还会干什么?既然什么也不会干,从东北军退隐下来只好打麻将、跳舞或是打网球了,虽然哪样也没玩到家。也不必到家,到家总是辛苦的,浅尝辄止最好。
一年多来,王副军长没有白白陪着包天剑于国难当头之际,夜夜笙歌、纸醉金迷地泡在东单跳舞场或麻将牌桌上。
温良敦厚的王副军长只是在等待时机。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有耐心?狩猎中的猫或猫科动物。
猫科动物的生理特征是不受黑夜限制的双眼辨别力,惊人的速度,充满警觉、敌意以及对家庭的忠诚。
除此,恐怕只有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党人,在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时才能与之相比。
但时机总是不太成熟。
一九三七年“入伏”前的北平却比“惊蛰”还有看头,不但龙又抬了,——次头,大小虫也随着又“咕容”了一次。
前线吃紧,上档次的饭馆生意反倒兴旺起来。在局外人看来,那些饭局子似乎全都乱了章法,人员组合十三不靠、内里却是锦绣文章。
那天,久已无人间津的包天剑,突然收到一个饭局的帖子。自九一八事变后这样的帖子越来越少,至七七事变前几乎绝迹,所以他接到那个帖子时有点激动。
但这次出行,却让包天剑非常败兴。
饭局上,意外见到那位被宋哲元将军免职、久示露面的亲日人物,更没想到此公“人气”飙升到炙手可热的地步,随后席上有人风言风语此公可能重新出山。包天剑心里一惊——还没正式交于,北平就已落人日本人的掌握之中!
随后又发现,那几尺饭桌,简直就是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的华北战场。
他一面猜想是不是有人写错了帖子,怎么请他出席这样一个饭局,一面不声不响地看着那些各怀心思、忙不迭地重新排队、急于向准新贵争取“印象分”的人们。
还不无酸楚地想到,眼下各路“豪杰”,论势力、财富、地盘、武器、强弱,哪个是东北军的对手?可自东北军失去自己的地盘后,这些虾兵蟹将就只拿眼角来夹他们了。
这些从不入眼的虾兵蟹将,如今好歹还待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有个关起门来掖掖藏藏不受他人监视的暗处。他呢?没人向他劝酒,也没人向他敬酒,他自斟自酌地坐在那里喝了一会儿闷酒,忽然想何苦在此受人冷落?遂带着旋风呼地站了起来,没和谁打招呼就离席了。
没人发现他的离开,即便有人发现可能还会这样想:走了就走了,难道还让人像从前那样供着不成,早不是过去的日子啦!
出得门来,司机董贵忙跑过来,说:“哟,这么会儿工夫就吃完了?”
他说:“回家。”
虽是坐在自家的汽车上,可他老是觉得像只丧家犬在当街跑来跑去。
北平还没沦陷呢,他就先成了“亡国奴”。
日本人很快到了卢沟桥,包天剑也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肘刻。.他不可能留在北平当亡国奴。他就是想当亡国奴,到了如今还有什么可以奉献给日本人作为交换的条件?不说买一个地位,就是买一个平安也难。
在一场“最后的探戈”之后,王副军长适时透露,时局虽然险恶,但也不是没有出路,共产党早就有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作为包天剑的莫逆,他愿为此竭尽全力。
九一八事变后,不论日本人怎样逼迫,东北军的“家长”之——尊崇忠孝节义的包老太爷,也不肯出来当汉奸,只好率领着包氏家族过起家大业大坐吃山空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他们的生活更是无法维持下去,几乎到了讨乞的地步。包老太爷最后宁肯自杀身亡,也不能看着号称“东北王”的包家沿街讨饭、丢人现眼,这是后话。
何况包氏家族是爱国的,东北军中那些优秀的男儿更是爱国的。
最跟着瞎起劲的是穷光蛋顾秋水。打回东北于他有什么好处?除了因人成事,只缘他比包天剑多接受了那么一点进步思想。
在东北大学任军训教官期间,顾秋水有了接触学生的机会,从学生那里开始了对革命的初级理解,也不过就是看了几本《铁流》《恰巴耶夫》之类的小说。时尚是大部分人的不懈追求.谁又能说革命不是一种时尚?那么走向革命的准备不必非常充分,一本进步小说足矣,甚至一句精彩的话。人类历来喜欢格言、警句、座右铭,也不断致力于格言、警句、座右铭的制造,以便拄着格言、警句、座右铭的拐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在各种攀登上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如此说来,读过若干进步小说的顾秋水,应该算是准备充分,又因为喜欢夸夸其谈、现趸现卖,很多人竟以为他是共产党了。
2
无论如何,包天剑和顾秋水在北平沦陷之前能够投奔共产党,应该算是有办法、有出路的人,而且还是个光明的去处。那些既没钱逃离,又无缘结识可能引导他们走向光明的“王副军长”的平头百姓,只好留在敌占区当亡国奴,不但随时可能被日本人杀头,更想不到日后还要为在沦陷的北平有过一份煳口的职业,比如小学教师、小报记者、茶房等等,与那些确在日伪时期有过勾当的人,一锅煮地交代在日伪统治时期的“勾当”。
即便无由纠缠于“勾当”之说,也得归类在“留用人员”一栏,永远以待严控制使用”。“控制使用”,裁决了他们最终的前程,不论日后他们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多少人发出过”吾生亦早”的悔恨。“生不逢时”使他们不得不生长于旧社会,不得不赶上抗日战争,不得不留在北平当亡国奴,不得不为煳口在敌伪统治下有过一份职业……
顾秋水的房东,卖小线的杨大哥,就不得不这样留在了北平,日后他追求进步的儿子为此多年没能人党。杨大哥的儿子问道:为什么那些大地主、大资本家出身的人都能成为党的领导,我爹只有几间房,我人个党都不行?
问谁呢?
包天剑一行很快到达太原,经地下党联络,会见了彼时在太原指导工作的周恩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东北军和八路军血肉相连。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把东北军整垮了,我们有义务帮助你们重新组建一支新型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新东北军将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
这番话,像一指头点在了东北军的命穴上,对失去家园、地盘的东北军,简直具有起死回生的作用,它所引起的爆发力是可以想像的。
但是包天剑也好,他最得力的清客顾秋水也好,完全忽略了周恩来说的是“新东北军”。
那个“新”字,不但不会为“东北王”和他们的家族收复失去的天堂,还将进一步摧毁他们的天堂。
“新东北军”将不再是哪个家族的旧军队,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式”军队,为劳苦大众解放而战斗的军队。
而后他们遭际的一切,所谓共产党“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完全可以归结为他们对这个“新”字没有吃透。难道日后牺牲在渣滓洞的王副军长,事先没有对他们宜讲过共产党的基本纲领?
即便王副军长对他们宣讲过共产党的基本纲领,对一只“丧家犬”来说,恐怕也只有往这条路上遛遛再说。
一只“丧家犬”在哪儿不是遛?有谁见过一条有谋有算、有目的的“丧家犬”?如果还能有目的地谋划什么,还叫什么“丧家犬”?有人能够收留就是机会难得,还能得寸进尺地谈什么“条件”?直到几十年后,顾秋水在与胡秉宸那次惟一的交谈中还说:“当初我们之所以投奔共产党,本想是依靠共产党的力量,恢复、保持一支独立的东北军……”
胡秉宸不耐烦地打断他:“根本不可能!除非你不把武器、钱财、弹药、人员交出去,只是在政治倾向上依靠共党,并且还得待在他们鞭长莫及的地方,否则绝对会被共产:党分化。瓦解,吃掉。如此凭空飞来的一块肉,掉在谁嘴里谁不把它吃掉?而且为什么不把它吃掉?”胡秉宸一口一个“他们”,好像他不是一个“老共”;好像几十年前他在地下工作时期不曾同样如此分化、瓦解、使用、吃掉过其他方面的力量。
比较起来,毛泽东就显得坦荡不讳,对那些同路人先后宣布过“团结、利用、‘改造”的原则,随着时局变化进而为“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至于那些不曾或不肯吃透政策的人,勿谓言之不预。
随